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开始，中华民族即呈现出儒家“仁义”把握话语权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出现了中断——秦朝暴政的实施，使得与秦王朝相关的一切内容都与“仁义不施”挂上了钩。于是，接下来才有了大泽乡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才能成为底层有志之士的表志之作。

当帝王遭遇骗局

秦始皇嬴政对占卜之术极为信赖，当时，他推崇的是“五德终始说”，“五德”即中国阴阳思想中的“木、火、土、金、水”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行，“五德”的相生相克，才导致了历史变迁与王朝兴衰。后来，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开始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其中的“承运”，即指继承了某一“德”运。

秦始皇在对“五德”思想进行了解以后认为，周朝是得“火德”而王天下，而大秦取代大周，即“水灭火”。水德尚黑，于是，他要求全国上下衣服、旌旄、节旗都应以黑色为主。他的迷信并未到此为止，在“焚诗书”的时候，唯独没有焚占卜和医药、种树一类的书。

在“五德终始说”与个人迷信的驱使下，始皇开始祭神——从泰山封禅开始，他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祭拜天地、山川、鬼神。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始皇不断在国内周游。他从咸阳出发，到达海边，又经江苏、湖南、浙江，后绕道湖北返回了咸阳。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将这一旅程标出来的话，会发现——即使以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标准来计算，始皇的旅程依然称得上漫长。

巡游过程中，他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都花费在了祭天上。这种“求上天”的举动其实很好理解——始皇自幼经历坎坷，拥有极强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当上皇帝以后，他并未因一统天下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不已。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暴戾，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传到朝廷的反对声浪极小，但大规模的民间暴乱从未间断。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不仅是他的心愿，更是他的一块心病。这件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占卜，其实也算是求心安的一种方式。

见海市，求仙药，修长城

看始皇一生，你绝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整日为国事操劳，所有政事都由他一人决断，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这次漫长的巡游，一方面是他想要实地了解全国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想要做个好皇帝。

遗憾的是，在这次出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它影响了秦始皇的后半生，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再次出巡，大队人马在泰山封禅以后，又浩浩荡荡地前往渤海。抵达后，秦始皇登上了芝罘岛——放眼望去，云海之间竟然有山川与人物出现，蔚为壮观。现代人当然了解，这是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作用形成的，但古代人对此丝毫不知。

发现奇观后，秦始皇立即召来随行方士徐福。徐福为了迎合秦始皇，便将其说成了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徐福看秦始皇着迷于此，立即进言称，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求之可得长生仙药。秦始皇大为高兴——若可长生不老，永居皇位，自然不必担心秦朝的未来。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开始极度渴望长生不老。他站在权力之巅，唯一令他不满的就是寿数。

当徐福了解到了秦始皇长生的渴望后，立即意识到这是自己大赚一笔的好机会。随后，他提出要求，要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他一同出海，求取仙药。于是便有了后来徐福东渡之事。徐福出海自然不可能找到仙药，未能找到自然不敢返回。但海的这边，秦始皇还在苦苦等待。几年后，秦始皇再也忍耐不住，于是又派方士燕人卢生等入海寻求仙药。

卢生入海后，当然也不可能找到药，但他却带回来一本书，书上有句话让秦始皇大为震怒，上面赫然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参悟了半天，终于认定这句话是“灭秦朝者是胡人”的意思。于是，接下来便有了蒙恬率30万精兵北击“胡人”的历史。

大将蒙恬是秦朝不可多得的将才。他出兵以后即大获全胜，将匈奴逐出了河套，赶到了阴山以北。但与匈奴交战多年的秦始皇依然不放心，他深知匈奴生命力与战斗力之强，于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在全国征用了多达70万的劳工，历时多年，建起了由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的绵延万里的长城，以期绝胡人亡秦之患。

但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次工程量过于巨大，才导致了秦朝根基的动摇——为了兴建阿房宫、骊山墓，70多万民工及无数钱财物资已被耗费，再加上一个万里长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对黎民苍生来说，它不是了不起的奇迹，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劫难。

卢生之逃导致的“坑术士”

卢生带回来的书并没有缓解秦始皇对长生的渴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渴望——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看着自己青丝变白发，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无疑与日俱增，甚至到了不允许身边人提“死”字的地步。他对卢生等方士寄予的期望越来越大。在这种莫大的压力下，卢生等人自然惶恐不已。

公元前212年，卢生自己修仙多年却依然不成，而始皇逼他带来仙药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始皇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他借口有鬼物妨碍自己寻找仙药，并劝始皇“微行避鬼”——“微行”即让皇上藏起来。一国之君竟然答应了这种荒谬的请求，并为了彻底隐蔽，去“朕”称“真人”——他不再称自己“朕”，而是称自己“真人”，并下令在咸阳旁边建立了一所名为“梁山宫”的宫观，开始了隐居生活。

当时，知道始皇隐居的人少之又少，仅有太监、妃嫔、近臣等极亲近之人。有一日，秦始皇从梁山宫向下望去，看到丞相车骑众多，便说了一些不高兴的话。偏偏身边有好事之臣，将这些话告诉了丞相——近臣本为好心，而丞相也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但始皇却因此而震怒，他认为有人在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接下来，他不问青红皂白，把那天随行的近臣、妃子、太监统统杀掉。

行踪被泄露，仙药却依然没有找到，秦始皇对此颇有怨言。当时，卢生与合伙人侯生敏锐地意识到，若再待在皇帝身边，下一个被杀的肯定是自己。于是，两人声称——秦皇大权独揽、刚愎自用，如此暴戾之人不可长生，自己不能违背天意，为他求取仙药。

接下来，两人迅速收拾了细软，挑选了一个秘密的时间，逃出了咸阳。

当方士出逃的消息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以后，其愤怒可想而知——他对方士宠爱多年，已到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的地步，而对方不仅不知感恩，反而诽谤自己之后逃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两人将一国之君当猴儿耍了。

这对自尊心极强的始皇而言无疑是不可接受的耻辱，接下来他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复性屠戮——坑儒。公元前213年，他下令将与卢、侯二人有关和有诽谤之言者共计460余人全部坑杀。

被误解的历史——“坑儒”还是“坑术士”？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皇帝，其拥护者众多，贬斥者也不少。但不管是拥护者还是贬斥者，都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了共识——秦始皇的确做过“焚书坑儒”之事。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秦始皇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一次活埋了400多位儒生。这些儒生都是信奉儒家经典、知识渊博的精英。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因始皇暴戾而产生的偏见。

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曾经提到过这段历史：“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即卢生之流，信奉方术之士。事实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推断也可以发现，秦始皇根本没有理由去坑杀儒生——欺骗秦始皇的是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是占了便宜临走还捅了始皇一刀的卢生，与儒生何干？秦始皇就算做事再荒谬，他也不可能因此迁怒于天下儒生。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坑杀的方士之中有儒生学方术者。

更重要的是，“焚诗书”与“坑术士”根本就是两件事——“焚诗书”的背景是当时秦奉行法家“以法治国”之理念，而在秦朝初期，百家争鸣的余威仍在，特别是儒家日渐壮大，国内儒生时常非议朝政。

导致焚书一事被提上日程的，是儒家学家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但法家的主张却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毫无疑问，法家主张与秦始皇的切身利益更贴近。于是，他下令焚烧普通民众藏有的《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民间私藏的《诗经》、《尚书》。值得一提的是秦朝掌管书籍文典的“博士”依然可以保存这些书籍。

有后世学者认为，“焚书坑儒”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公子扶苏言论该事的明确记载。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他为人良善，看秦始皇坑杀了那么多人，于心不忍，便劝父皇，说这些术士都是读孔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国家栋梁，不能滥杀。其实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当时科学家和江湖骗子没啥明确界限，很多骗人的术士也读书，很多儒生也研究迷信这些东西，所以公子扶苏说他们都读孔子，其实是善意的谎言，为的是让父皇少杀几个人，落个好名声。结果没想到被后人曲解，始皇的名声更差了。而扶苏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连累。秦始皇不喜他过分宽厚，再加上此次进言不当，便将他派到了北方边境，与蒙恬一起守边疆去了。

“焚诗书、坑术士”被联系在一起并逐渐演化成“焚书坑儒”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儒家不断占据舆论主流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刘邦的成功与儒生的支持密不可分，而秦朝的短命与汉朝的迅速建立，也使得“焚诗书、坑术士”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焚书坑儒以后，在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曾经发生过一件令秦始皇极为震怒的事情——公元前211年，有一块陨石落到了濮阳，有人因为痛恨始皇残暴，于是便在上面偷偷刻了六个字：“始皇死而地分。”这件事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开，秦始皇因此而大发雷霆。虽然派出大量“侦探”前去追查此事，却始终没有丝毫的线索。为让自己安心，他下令将在陨石坠落地附近居住的平民百姓全部抓起来杀了——其暴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始皇本就迷信，自从发生了此事以后，他更是疑神疑鬼，整日坐卧不安。后来，他找来占卜师给自己算了一卦，对方告诉他：“陛下今年犯灾星，不太吉利，只有到外面巡游，才可消灾免祸。”秦始皇听完，就决定到东方去巡游。秦始皇大规模的巡游一共有五次，这是最后一次。在路过平原津、车行沙漠中时，因旅途劳顿，加上多年操劳国事导致他身体过度疲惫，再加上外界高温，导致一代大帝魂归黄泉。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迷信术士、过于重视武力，是导致秦始皇备受后人谴责的重要原因。对术士的过度专宠专信，使他在执政后期做出了不少昏聩之事。

《论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敬而远之，以正道存心，否则便会被鬼神之事所制。但反观始皇，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迷信完全是因为自我对人生缺乏控制感。偌大的帝国极有可能突然失去，可贵的生命也在不断流逝。当某种重要的东西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确定时，迷信便会被用来填补这一缺口。秦始皇的填补方法就是通过方术与不断的祭拜，求得内心的安稳、上天的支持。

因术士而起的“焚诗书、坑术士”实际上也是秦始皇在自毁统治根基。得天下易、守江山难，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在于秦始皇没有迅速建立起有利于其江山永不变色的道德氛围与核心价值体系，而是给人一种天下可“逆取”的错误感觉。所以，他死后不久，陈胜、吴广这两个满身泥巴的底层农民便揭竿而起，而他们打的旗号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事起沙丘，宫廷政变唱响秦亡前奏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更迭方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顺取”，即按上一任皇帝遗诏、合理合法地君临天下；另一类则是“逆取”，即以篡位、修改诏书等非法形式登上宝座。秦二世胡亥便是以逆取的方式非法地获得了大秦江山，然后又将它葬送在历史的洪流中。

宦官赵高的忧患

公元前210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一），“千古一帝”秦始皇突然病逝在出巡途中。当时，他的车驾所在地是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皇帝驾崩，都城尚远，这是导致王朝根基不稳的大事。当时，随侍在始皇左右的人有左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还有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

病逝以前，始皇预见自己可能命不久矣，为了保证在自己死后不至于出现皇权斗争，他亲自写下诏书，下令远在长城以外、被罚随蒙恬将军一起戍守边疆的大儿子扶苏火速回咸阳继承王位。

扶苏是始皇最深爱的儿子，他有心培养此子为皇位继承人，但遗憾的是，扶苏虽然机智聪颖，但生就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他父亲却是忠实的法家拥护者，讲究的是严刑治乱世、峻法保江山。父子二人经常因此而起争执。在“坑术士”一事发生后，扶苏为儒士仗义执言，惹恼了始皇，扶苏这才被撵到了边疆。始皇此举并非一味惩戒——大将蒙恬为人坚毅果敢，且是自己最倚赖的大臣，让扶苏与他一起锻炼几年，一来可以促进二人感情，日后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蒙恬可辅他坐稳皇位；二来戍守边境几年，见惯了刀光剑影，扶苏过度仁厚的毛病也许可以改改。

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里也算出色，不过他出色的地方在于，他对享乐有独到的见解。始皇生平最后一次出巡时，胡亥也被迫随行。他本来不想随从——严厉的父亲出巡以后，自己在咸阳恰好落得逍遥自在——但父命难违。父亲病逝对胡亥的打击也颇大，但伤心之余，更有狂喜——身为始皇宠信的赵高竟在始皇离世后主动找上了胡亥，动员他去抢原本属于哥哥的皇位。

在这场逆取阴谋中，赵高彻底地表现出了一个阴谋家需要具备的各种特质——心狠手辣、眼光独到。他心不狠，地位便不稳固；他眼光不独到，便没有后期的“指鹿为马”。

赵高是被父亲连累而遭宫刑的。在秦朝王宫做了奴隶以后，自然受到了颇多凌辱。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他施展察言观色的本领，以骗取主子的信任。侍奉秦始皇时，赵高为投其所好，苦研法律。秦始皇听说他精通刑狱法令后，便将其提拔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这是可以掌管皇帝车马并能自由出宫的官吏。

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自然得到不少慈爱，赵高便千方百计地去接近胡亥。因其本有学识，胡亥又不讨厌他，秦始皇便命他与胡亥每日共起居——赢得了父亲的好感，又获得了儿子的信任，赵高控制大秦王朝的先期条件已然成熟。

秦始皇巡游期间，赵高身为主管皇帝车马乘的中车府令，自然在随行之列。皇帝驾崩的时候，赵高与李斯皆在身边，因此，他们都对诏书内容非常清楚。鉴于皇帝在外驾崩，太子又没有正式确立，为了预防权力真空引发动乱，老成的左丞相李斯全面封锁了皇帝去世的消息，下令车队急速赶回咸阳。他们将皇帝的尸体放在一辆车子里，放下厚厚的车幔每日照常送水送饭，并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批阅答复大臣们的奏章。

李斯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大秦着想，但赵高却敏感地利用了这一时机——他深知，扶苏是真的有本事且深信蒙氏兄弟；而在朝廷中，自己是投机取巧才获得皇帝欣赏的，而蒙氏兄弟一向厌恶他卑劣的人品。赵高曾经犯下大罪，蒙毅因此将他判处死刑，要不是秦始皇看他机敏特赦了他，他早已死于闹市街口。这件事对赵高触动非常大。一旦蒙氏回朝，扶苏登基，自己终将被免职。这对于见过贫贱、享过荣华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由贫入奢易，由奢入贫难，在享受过由万人捧在天上的殊荣后，又被摔回到尘土中，这样的人生是格外难熬的。

对赵高来说，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则是莫大的悲哀——眼下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暗暗定下阴谋——扣下遗诏，篡改内容，获得李斯支持，立胡亥为太子，借此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