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节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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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歪道理驳倒
歪道理就是歪歪理,它以偏概全,以假乱真,以谬误当真理,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理取闹,强词夺理。把歪道理驳倒,是说服力强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先欣赏几则古今中外的成功典例。
例一:瑞典是一个禁酒的国家。有个人喝了许多酒后耍酒疯,被送到法庭。这个人预感到法官要惩罚他酗酒,就开口说,我想向法官提几个问题好吗?
法官说,你问吧。
这个人说,我如果吃了枣,这没有什么不好吧?
法官说,那没什么不好。
这个人又说,如果我再喝些水,这有罪吗?
法官说,没有罪。
这个人说,然后我再躺在阳光下晒一会儿,这是不是犯法?
法官回答,当然不是。
这个人说,我喝的酒正是枣加上水放在阳光下酿成的,您为什么就认为有罪呢?
见此情景,法官向那人说,我也向你提几个问题。如果我向你泼一点水,这会使你得病吗?
这个人回答,不会!
法官说,如果我再向你头上倒点土,你会残废吗?
这个人回答,当然不会。
法官又问,那么我把土掺水做成砖头,再放在太阳下晒晒,然后用这种砖头猛击你的头部,这有什么后果?
这个人回答说,砖头会砸破我的头,甚至我可能死去。
法官说,回答得很好。如果用水和土做出的砖头会砸破头,那么用水和枣酿成的酒,喝了就会酗酒闹事,破坏法律。
这个人听了无言以对。
例二: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秦宣太后在宫中守寡,耐不住寂寞,与大臣魏丑夫明来暗往,十分情投意合。
后来,太后染上重病,卧床不起,临死前感到离不开魏丑夫,便下了一道旨令,要魏丑夫陪葬。
听到这个消息,魏吓得面无人色,到处找人说情。大臣庸芮自告奋勇找太后。
见到太后说道:“请问太后,人死了还会有知觉吗?”
太后不知庸芮这话的用意,只是想着自己死后,要魏丑夫去陪葬,到了阴间,还可以常相厮守,便随口说道:“我想是会有的。”
庸芮听了太后的回答,接着说:“如果人死了还会有知觉,那么在阴间里的先王早就知道你和魏丑夫的关系了,积怨一定很久很深了,而今假若你要魏丑夫一同陪你到阴间,先王不会怪你吗?到那时,你在先王面前请罪都来不及,还能有什么空闲、有那份闲心与魏丑夫相好呢。”
这一席话,使太后振聋发聩,看到了一个如此严重的后果,于是连连说:“罢了,罢了。”
例三:在宋仁宗时,有一位名叫赵旭的秀才,天资聪敏,文笔极佳,在京城会考中名列第一。眼看就要成了状元郎,赵旭万分高兴,亲朋好友也纷纷前来祝贺。谁料,宋仁宗却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取消了他当状元的资格。
原来,宋仁宗在审阅他的试卷时,发现他在文章中把“员”字上面的“口”字写成了“ㄙ”。这使得仁宗大为不满,便把他给刷了下来。
赵旭得知详情,很是不服气。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
仁宗驳斥道:“若‘口’和‘ㄙ’相通,在上面时,‘兄’与‘允’相通不?在下面时,‘吉’与‘去’相通不?在右边时,‘和’与‘私’相通不?在左边时,‘句’与‘勾’相通不?”
一席话说得赵旭哑口无言。
例四:一个人的母亲死了,服丧时偶尔吃了一次红米饭,被一个迂腐的书生看到了,这个书生大为不满,指责这个人是不肖子孙。别人问他何故指责,他说红色是喜庆的颜色,服丧期间见红色则大为不孝。那人反驳他说,既然如此,大家天天吃白米饭,岂不是天天服丧吗?一句话,让书生哑口无言。
驳斥歪道理的方法很多,下面列举几种:
——幽默机智对歪理。幽默,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产物。运用幽默的语言行为来对付歪歪理,是非常机智的方法。
比如,美国总统林肯有一次在演讲时,有人送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两个字:“笨蛋。”他举着这张字条镇静地说:“本总统收到过许多匿名信,全都是只有正文,不见署名,而刚才那位先生正好相反,他只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忘了写内容。”
比如,约翰﹒亚当斯竞选美国总统时,共和党人指控他曾经派他的竞选伙伴平克尼将军到英国去挑选4个美女做情妇,两个给平克尼,两个留给亚当斯。亚当斯听了哈哈大笑,幽默地说:“如果这是真的,那平克尼将军肯定是瞒过了我,全都独吞了。”亚当斯的幽默笑声,使共和党人无言以对,也帮助自己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
比如,在纽约国际笔会第48届年会上,我国著名 陆文夫演讲后,有记者问道:“陆先生,请问你对性文学怎么看?中国人怎么样看西方人的性解放?”陆文夫轻松自如地说:“西方朋友接受一盒礼品时,往往当着别人的面就打开来看。而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一般要等到客人离开后才打开盒子。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陆文夫的妙答,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西方的性文学和性解放,瑕瑜并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来的,褒贬不当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陆文夫没有正面表示自己的看法,而是借助一个生动幽默的类比,来反映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既然彼此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对性文学、性解放的认识自然也不一样。这样的回答,含蓄简练,庄重大方,机智与诙谐展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著名 刘绍棠到外国访问,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刘先生,听说贵国进行改革开放,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一来,你们的国家不就变成资本主义了吗?”刘绍棠反戈一击:“照此说来,你们喝了牛奶,就会变成奶牛了吗?”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就会变成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刘绍棠根据这一谬论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谬论——喝牛奶就会变成奶牛,构成了一种与对方谬论相同而又荒唐的关系,产生了强大的反驳力,一举驳倒对方。)
比如沙叶新:有一次叶沙新应邀出访美国,有人向叶沙新突发奇问:“你认为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他从容回答道:“美国虽然科技发达但有自身的弊端,中国虽然科技落后于美国但有自身的好处;美国、中国都有自身的缺陷,这叫美中不足……”一段话下来,紧张的气氛顿时变的和谐。(这也是一个“二难”的问题。沙叶新接过的话茬就是不偏不倚各大三十大板,对中美两国均一分为二,既肯定“好”的一面,也指出不足的一面,可谓合情合理,客观公正。“美中不足”这一成语引用的实在精妙。既是语义还原——美国中国都好,但各有不足;又是语意双关——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事、物,包括国家也是一样。这个回答,风趣灵活,且辩证分析。)
——将计就计对歪理。比如1982年秋,蒋子龙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 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 蒋子龙解一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蛋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你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微微一笑说:“你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金斯伯格不由赞赏:“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艾伦•金斯伯格的怪谜是个“无解的方程”,而对这个不怀好意的计谋,蒋子龙采取了将计就计的谈话策略——“你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方法拿出来”的字面含义外,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信息——“如果你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也就无需拿出来了。”这样,一个烫手山芋被蒋子龙抛了回去,尴尬未至就望“龙”而逃。)
——偷换概念对歪理。1986年,女 谌荣应邀访美,在一所大学演讲,一个美国人向她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听说你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那么你对共产党的私人感情如何?”谌荣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确实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丈夫是个老共产党员,而我同她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尚未有离婚的迹象。可见我同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有多么深。”(这个提问者似乎居心叵测,要一个非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谈她对共产党的私人感情,但聪明的谌荣哪里会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呢?她有意将“中国共产党”与“我的丈夫”这两个概念偷换,既深刻地说明了问题,又轻松地摆脱了窘境。)
——巧借空话对歪理。1986年6月,王蒙出任文化部部长,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他:“50年代的王蒙和80年代的王蒙,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王蒙回答:“50年代我叫王蒙,80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之处;不同的是,50年代我20来岁,而80年代我50多岁。”(美国记者的问话别有用心,50年代王蒙被打成右派,80年代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谈这样的个人遭遇、政治命运容易授人以柄,王蒙才不会钻这个“圈套”,所以,他在名字、年龄方面做文章,说了一番空话,貌似绝对正确,也很“切题”,实际上话里没有与问题有关的确切有用的东西,答了也等于没有回答。)
——以问作答对歪理。有一次,英国一家电视台记者采访 梁晓声,并要求梁晓声毫不迟疑地回答他的问题。梁晓声点头认可。谁知,记者的问题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不会产生你们这一代青年 ,那么‘文化大革命’在你看来究竟是好还是坏?”梁晓声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他立刻反问:“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以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著名的 ,那么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好还是坏?”(英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刁钻,是因为梁晓声还未开口就已是很被动,无论说“好”还是说“坏”,结果都会陷入前后夹击、左右为难的境地。但在进退维谷之际,梁晓声却迅速提出了一个同样刁钻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巧借对方的手甩对方的耳光。如此机敏,令人叹服。)
不仅中国人回答外国人有智慧,外国人回答中国人同样富有智慧。2004年4月8日,美国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在我国某著名高校以《开拓数字变革新世界》为题进行演讲。演讲后,请听众提问。有听众问:有人利用你的产品进行科技犯罪,世界上许多小孩痴迷网络不学习,你对此做何感想。贝瑞特说,世界上每天都有翻车事故,你怎么还买车坐车呢?另一位听众问:你们的产品在伊拉克被用在杀人武器上,你对此有何认识?贝瑞特回答: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我想不是用来杀人的。许多人把它制造成杀人武器,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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