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能与上级搞僵关系

上下之间的误会，总是由各种因素促成。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相互关系融洽，感情和谐，一些矛盾就会无形中化解。反之，关系不顺，感情不和，就可能使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大问题，甚至会酿成大祸。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们回顾一下粟裕大将蒙冤的一段史实。2005年6月29日，梁丞先生发表《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中予以详细介绍：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指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提议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研究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

历史就是这样的令人不可揣摩，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当时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接到参加座谈会的通知。而且，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

总参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元帅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1950年初就因病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1951年10月又增调粟裕为副总参谋长。由于从建国初到1952年7月，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基本都是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粟裕在工作中与军委负责人之间没有发生明显的矛盾，工作也比较顺利。唯一出现过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他与聂荣臻之间。当时，聂帅担心毛主席那里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要事无巨细都要报到主席那里，因此要求军队各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主席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汇报一次的粟裕，自然必须照聂总长的指示办理。没想到，毛主席对部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向毛主席做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也向毛主席递交了书面检讨，巧合的是，毛主席不仅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毛泽东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同志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周恩来即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彭德怀上任后，提名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长，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负责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是否说明了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信不过，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他们之间对某些问题看法的不同，是存在的。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他为借鉴苏军的经验，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为正常的事，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粟裕在“告洋状”。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隔阂与意见分歧，性情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对粟裕心怀成见，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亲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在工作中很难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支持，他对军队建设和日常工作提出的许多重要建议和意见，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批复，这不免要影响到总参工作的正常运行。而越是这样，粟裕就越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在1958年5 月召开的八大二次全会上，他还当面向毛主席表示希望能够直接谈谈自己对军队工作和总参工作的意见。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时的毛主席也已不再信任他了。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粟裕被迫在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做检讨，这时的会议气氛比较缓和。毛主席很不满意，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对粟裕的批评也迅速升级，但毛主席还是不太满意。

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会议的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就这样，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上做检讨。但依据粟裕的性格，他每次都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一些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查，都招来更为严厉的批评。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理由：一是粟裕“一贯反对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的关系都搞不好；二是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三是粟裕曾经“告洋状”。会议结果，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现实有时是非常残酷的。产生失误易，纠正失误难。对粟裕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尽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对此问题都有过指示，军委也直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悬而未决，将军最终带着遗憾而去。直到粟裕去世10年后，1994年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了《追忆粟裕》，在文中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有了这篇纪念文章，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结论。

36载的蒙冤受屈，对任何一个人都是致命的。从这一冤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人，不论水平多高，得不到上级领导的信任，就很难有所作为。

“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和上级把关系搞僵了”，这不仅是工作方法，也是生活艺术。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敬爱的周总理，在复杂多变的“文化大革命”中，唯独他能够保持不翻船、不触礁，毛主席曾经评价说：“恩来同志的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清醒的，他懂得在各种复杂的局势下，首先保存自己，然后才谈得上进攻。”在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方面，周恩来同志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在必要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委曲求全，没有这种政治家的修养，你永远也不会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