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黄州躬耕之余，东坡居士纵情山水，寻古访幽，与友人月夜泛舟，与山水相融，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由此，宛如谪仙的苏东坡完成了自己生命境界的递进。从这时起，苏东坡冲破樊篱，开始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上的求索。他开始淘洗自己、完成自己，由失意官员成长为华夏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大师。

风飘飘，水飏飏，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来到这里。由着他的性子，根本不在乎黄州赤壁是否是原址，《念奴娇·赤壁怀古》随口就唱上了，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俯仰天地之后，飘然一收，收到了末尾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清空萧散的一收，末尾处感伤沉郁又不失旷达蕴藉的力度，以及贯穿全词的高远气象，苏轼这种能发能收的自如，可以肯定地说是在黄州的两年经历带给他的全新境界。

在赤壁，苏轼看见了风，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人士大夫因“乌台诗案”而开始落魄，流落四方，辗转难安。在赤壁的月夜，他心灰意懒，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做他那个神鹤翩跹而舞的梦。面对如江水般深沉的失意，他看见风在山顶呼啸、盘旋，然后带着撕身裂骨的阵痛穿过漆黑的荆棘林。刹那间，他心中郁结的块垒、缠绕的苦痛随风而散。挫折、痛苦、伤害，全然忘却。

《前赤壁赋》和《念奴娇》于同年夏写就。《前赤壁赋》的后半部分，境界达到了苏轼文章的新高度：“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一段，有超脱凡俗、上抵宇宙的玄思；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则是他当初“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后续。《前赤壁赋》是化身为二的“客”和“苏子”的对话，其实更像是自问自答，而最后“苏子”胜出，以乐始又以乐终。比起《念奴娇》结尾的自嘲，《前赤壁赋》结尾要明亮圆润得多，所以结局是“客喜而笑”，是“不知东方之即白”的明亮。苏轼所表达的，正是他在黄州游走于佛道之间、赋性自然而达到的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果。乐天知命，从心所欲。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既然须臾的生命如同寄生人间的蜉蝣一般短暂，既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有，虽一毫而莫取”，那不如将自然视作“吾与子之所共适”，毕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诗人的心灵宁静了、和谐了，快意悲情完成了。快意悲情既保证了内心的平复，又宣泄了潜在的痛苦。苏轼成为先秦庄子式自由主义的最成功的实践者和最实惠的受益人。没有比让血肉之躯的孱弱生命保全在生生不息的宇宙时空中更遵循天地仁德和人之大道的事了，因为终有一死的生命短促而美好。他忍受着被放逐的尖锐痛楚和岁月磨砺、年华蹉跎的悲悯，竭尽全力地抵制着生命情怀可能被挥霍一空、毁于一旦的残酷命运，至死不渝地肩负着士大夫的价值责任，又追逐着诗者的存在自由，为此他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意志的堤坝，这恰好帮助他乃至后代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人格的再生，也为他的诗性文学确立了坚厚深沉的主体情性。

《后赤壁赋》作于同年十月，距《前赤壁赋》3个月，时序历秋入冬，如文中所言，“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后赤壁赋》重叙事。开篇谈到酒与鱼，极有生活气息。此后写江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写登高所见，状物极为缥缈。而末尾则记述自己见鹤飞去，梦中见鹤化为道士来与自己对答。写梦中之鹤化为道士，有庄子梦骷髅、梦蝴蝶的手法在其中。这是中国道家式的神秘主义，常见诸笔记小说，以求玄妙之境、慕仙之意。但此处妙在，记梦境时，只是记鹤道人以飘然姿态与自己的简单礼仪揖对，并没有借鹤道人之口唠唠叨叨阐发哲理。揖笑而别，挥洒从容，余韵悠长。

“赤壁三首”有个很神奇的共同点，那便是每到结尾，都会超然拔出虚空，自己跟自己玩。就像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的《记承天寺夜游》，写得很短，也就是现在一条微博的长度，质朴得像小学生的日记，只有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然而和“赤壁三首”一样，其把月亮和积水空明一比，又进入赤壁三首末尾那种清空浮游之境。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苏东坡，并且使苏轼的思想心性、人生观念、文学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艺术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

就是在黄州，他慷慨淋漓地写下了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苏轼将心境感情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观来能感受到郁闷、牢骚、悲怆，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笔蕴至情，胸凝浩气，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另一种叱咤和快意。这个苏东坡，诗、词、文、书、画五绝天下。他的绝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他还通音律，喜琴棋，知稼穑，懂医学，精品茗，谙岐黄之术，对天文、地理、河治乃至烹调、饮食、酿造等方面，无不通晓，集儒、道、释于一身，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冠军”。

参寥是苏轼交往最为密切的僧人之一。他是宋代著名诗僧，道行和文学修养极深，在士人中德高望重。苏轼早年在杭州做官时曾与僧人参寥有一面之交，彼此默契，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一生之交。“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精神上遭受种种打击，生活中遭遇种种困苦。参寥曾多次写信宽慰苏轼，情义笃厚。后来，参寥又不远千里前往黄州探望苏轼，并一直陪伴他度过这段非常岁月。两人朝夕相处，曾同游赤壁、武昌西山、定慧院，彼此诗赋唱和甚多。今天，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就是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与僧友参寥一起游庐山时写下的。苏轼想说，人不能见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与《大般涅槃经》中讲的盲人不知象之“全貌”的原因是一样的。人往往受自己具体的处境局限，而对事物的认识偏于一隅，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色界意态万千，而真如只是一体，若迷惑于表面现象，则不能超然于色界，那么真如终不可见。照般若空义，世界万有具有共同的本质，所谓“诸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表述“空”的常用的概念。只有超越于万有之上才能把握空寂无相的“实相”。苏轼不仅要摆脱一切物欲执著，更要用“无心”的态度，面对人生百态，化解一切彼此知见，做到更高的“心安”境界。

丰富、积极、真诚的济世愿望贯穿了苏轼一生，在贬谪黄州的困挫岁月中，他明明晓悟得“事如春梦了无痕”，却仍不忘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而奔走的情谊，“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即使惯看江上沙鸥，坐暖垂钓之石，也希望重返朝廷，“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八

宋神宗驾崩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朝摄政，复用守旧派，恢复旧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废止了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在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太后的安排下，50岁的苏轼被召回京城，短短一年多时间，苏轼以火箭般速度蹿升至翰林学士，飞跃了12个官阶。翰林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再度成为国家重臣，转为大宋王朝的政治家。

青年男女们争当他的粉丝，文武百官也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飘然的诗文中。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中世纪的东方，简直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直到今天，他仍像一块魅力巨大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的最高端。

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但得志不张狂。他是最旷达、最纯白的男子，绝无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屠夫、乞丐。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俯仰天地，问心无愧，因为灵魂如此干净，才可以逍遥尘世，随遇而安。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可在师生交往中，他从来不端架子，时常与学生们开玩笑，他的诙谐和幽默都是从心底涌出的宽厚。

有一次他调侃黄庭坚说：“你的草书怎么那样花哨，就像树枝上挂着一串串蛇似的。”黄庭坚反唇相讥道：“先生啊，我看您的正楷写得扁扁的，与石头下压着的癞蛤蟆没有什么区别。”苏轼毫不介意，哈哈大笑。

这说明他童心未泯，永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就像他当初被贬黄州，把鞋子放在江边，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后就跑去喝个烂醉，把负责监管他的黄州太守吓得半死，以为他投江自杀了；就像他当年参加科考时，可以无视国家抡才大典，在考卷里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信手编造一段有关圣人尧的典故，连博学的欧阳修都被忽悠得放下师道尊严，事后屈尊向他讨教典故由来，不料苏轼竟捧腹大笑：“要什么出处啊？我为了论证事实，就胡编杜撰了一段。”

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按理说时来运转了，苏轼该懂得世故了，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该明白趋利避害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苏轼是纯粹的。一个人如果太纯粹，就注定要遭遇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苦难。

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加入任何党群，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北宋知识分子，只对真相负责，只凭良心说话。不管台上坐的是什么人，不管庙堂上的权力格局如何千变万化，他只奉行君子之道，只说真话，而且只对事、不对人。当年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厄运、九死一生，今天他又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站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对立面。直言敢谏的苏轼坚持原则，对于旧派人物全盘否定新派变法的矫枉过正唱起反调，引起了司马光旧党的猜忌和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加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所组成的“洛党”的攻击，苏轼陷入非常困窘的处境。在政治的游戏场上，苏轼太不会玩，太不会混，他也知道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实在改不了这“不合时宜”的习性。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为保守派所接纳，他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几面都不讨好。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苏轼再次请求外调。与其在朝堂之上被缚住手脚，不如去地方惠政于民。于是，他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均致力于地方的赈济救荒，建立医疗机构，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做了不少对得起良心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