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涛在京城担任州府官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那就是他遇到了阮籍，并且把阮籍介绍给了嵇康。三个人一见如故，很有惺惺相惜之感。后来，山涛的妻子韩氏发觉山涛与阮籍、嵇康交往甚密，就好奇地问丈夫：“这两人就这么了不起，值得你如此深交？你们仨每天厮混在一起，难道他们比我还重要？”山涛长叹说：“我可以称为知己的，只有这两个人了。”韩氏于是便向丈夫提了个要求：“春秋晋国，僖负羁的妻子曾经亲自隔墙观察过狐偃和赵衰。我也想看看你那两个朋友，可以吗？”山涛欣然应允了。有一天，嵇康、阮籍两个来了，山涛就留他们在家过夜，并准备了酒肉。夜里，韩氏从墙缝里偷窥他们，并且孜孜不倦地一直偷窥到天明。次日早晨，山涛问道：“你对他们印象如何？”韩氏说：“极品人物啊，你比他们差远了，好好跟人家学学吧。”

各大“版主”结识，并且一见如故，使竹林好友的聚会成为可能。接着，“竹林七贤”中的另外几位也逐一聚合。在这个未经官方批准的“作协”组织里，打头的是嵇康，排在后面的是阮籍，接下来依次是山涛、向秀、阮咸和刘伶，年少的王戎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在路上”了。那正是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党派诛灭之后，司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权，知识分子的生命朝不保夕，个个如履薄冰。这一群文人，厌倦了官场的奸诈、权谋和血腥，来到山阳的乡下，摆上酒，撑起船，或者驾着牛车，旅行去也。他们的旅行也是向往山水的清新、乡间活动的自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来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再回去，与草、水、树、风声相亲，一生足也。轻松自在，宛若仙人。

“竹林七贤”们好玩。从掌握的史料来看，他们的玩法大概有：饮酒、服药、行散、清谈、弹琴、长啸、吹箫、打铁、裸奔，当然离不开行文作诗。好玩也会玩，生性如此，也是时代使然。在这些玩法中，他们玩出了仕途，玩出了性格，玩出了友情，有的也玩丢了生命。

七个人志趣相似，聚于山阳县的竹林之下，悠游山水，服食养生，不理政治，任诞旷达，行事潇洒，把山阳的文人雅集打理得风生水起，把竹林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闭目试想一下，1700多年前，七位名士就在河南云台山的一片幽林中聚会，开怀畅饮，放歌长啸，抱琴行吟，谈玄论道，弋钓草野，亲旧叙阔。终日沐浴在先贤老庄的自由春晖之中，“天地与我养生，万物与我齐一”，他们深知，生命的尊严源于自由，唯独拥有自由，才可能拥有善的人生。当礼教以极端的表情端起虚伪的嘴脸，在礼与情之间，他们也极端地偏向了后者，通过重情尚真、任情随性的言行举止实践道家的自由精神，追求生命的肆意酣畅。

在当时的学术界，他们的地位不但是历史选择的，也是他们的才华决定的。“竹林七贤”接过建安七子和正始名士们的文学接力棒，重新发现了庄子，把玄学的研究对象由老子推进到庄子，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新观点，最后发展出“名教就是自然”的新思想。七个人自幼熟读老庄，对这些经典著作非常熟悉，不但在思想上崇尚庄子，而且在行为上狂放不羁，当时的清流名士皆以谈玄清议为能事，以菲薄礼教为时尚，《世说新语》里满篇大话、怪话、俏皮话，便是最好的明证。魏晋清谈，大多是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其学术质量远比现在流行的某些所谓的学术研讨会高出许多。

作为“非法作协组织”的头目，嵇康除了写出《养生论》、《答向秀难养生论》、《释私论》等华彩丽章，创作了《赠兄喜秀才入军诗》、《幽愤诗》、《琴赋》、《酒赋》等清缈飘逸的诗赋外，他还是养生专家。他的医药知识丰富，不但亲自上山采药，对炼制五石散也很在行。他还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嵇康的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虽然未在“SSCI核心期刊”发表，但在中国音乐理论史上却闻名遐迩，他在论文中讨论了音乐有无哀乐、音乐能否移风易俗的问题，涉及音乐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