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报》对北大教授陈汝东的采访《国家形象塑造：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的媒体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依靠党和政府权威的对内传播，即以传播者的主观动机目的为核心，很少考虑受众的心理需要，缺乏修辞意识和修辞能力，不太会“讲故事”。比如，有则新闻叫《乡镇女书记患癌症后坚持工作为忍病痛摁断肋骨》，记者想树立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光辉形象，这没错儿，但应考虑受众的心理需要。患了癌症，不在医院治疗，还摁断肋骨，这极不理智，还耽误工作。社会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一个带头“摧残”自己的人，很难成为社会表率。当今网络通向世界，外国的受众看后，会认为中国的人权出了问题，连得了癌症的人都要工作。因此，这种“极端化”的模范人物宣传模式应当改变，媒体记者一定要有国家传播意识、全球传播意识，了解并尊重传播规律，特别是修辞规律。

细细品味，可以读出丰富的内涵。

长期以来，我们塑造了各种类型的榜样。客观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需要榜样。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榜样的有效塑造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然而以往榜样塑造中也存在诸多不足，我们必须注重对榜样的遴选，正确使用榜样塑造手段，才能充分发挥榜样的影响力。

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我们习惯性地将榜样塑造为“高大全”的形象，缺少对受众心理的分析。直观一想，我们所塑造的榜样有很多共同特点：首先，榜样时时刻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榜样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出突出成绩或者特别兢兢业业；最后，榜样一般在工作中做出了重要牺牲。这样的榜样，虽然往往能够感动很多人，却难以让普通民众进行效仿。不妨让我们以孔子的思想来理解这个问题。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这个故事中，孔子告诉了我们关于树立社会榜样的标准：子贡的做法虽然很高尚，但是效仿的人少，还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而子路的行为容易被人所接受，若形成一种风气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此，推选社会的榜样对社会的影响如何相对树立一个完美的形象来说，无疑是更重要的。

圣人言犹在耳，而目前我们的做法却与此并不相符。我们往往习惯于树立“高大全”的党员干部形象，而很少探究这些榜样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看看近年来当选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其中多是“丝毫不计较个人私利而一心一意付出”的模范。从某个角度看，这些道德榜样跟子贡的做法效果是一致的，虽然人人称赞和仰望，但是愿意和能够效仿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些榜样人物，如果仅仅只是叫民众去感动、崇拜和仰望而不能效仿，那么其意义是否严重削弱？选择一个社会榜样应更注重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让民众感觉到这些榜样其实就在身边，只要去做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才是榜样存在的社会意义。

当榜样以本来的面目存在于生活本身的时候，其往往具有非常明显的感召力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小区张老先生患病在床，儿女把老先生照顾得非常周到，遇到晴好天气孙子会推着轮椅在小区绿地转上几圈，让爷爷晒晒太阳。类似的事，其他人家也能做到，却又不是家家都做到了。有了这样一个榜样，小区可能就会多一些和睦的人家和孝顺的儿女，而老人们也可能多得到一些邻居们的关爱和照顾。但当榜样被加工成为“高大全”的典型以后，却往往难以起到预想的效果。典型自然需要突出、高大，做了别人通常来说做不到的事情，才能和普通人区别开来。但如果过分拔高和突出其不凡之处，其事迹虽然能让人热泪盈眶，但是却难以效仿，很多人连类似的机会甚至都很难遇上。

这也恰恰是我们目前塑造典型以树立国家形象中的不足之处，从原来的铁人王进喜、好书记焦裕禄，到最近的牛玉儒、杨善洲，这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中的榜样和代表，其思想的高尚、意志的坚定、行为的感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受到激励和鼓舞。这些榜样的形象虽然高大，却可能难以获得多数人的亲近。并不是说其事迹不需要宣扬、其精神不值得学习，而是我们同样应该考虑到千千万万在普通岗位上默默工作的党员和干部，正是他们的踏实工作才有了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榜样的善行代替不了普通人的德行。我们既需要做出伟大牺牲、成就伟大事业的榜样，也需要作为普通党员干部中的优秀一员、让大家可以效仿的榜样，这样塑造的国家形象才不会只是令人敬仰，而同样可以让人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