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园、影院多年的顽症、也最令园主头疼的就是一些观众仗着自己的背景进园子看戏不买票，行话叫“看白戏”，而且稍有怠慢还会打人、砸园子。如果园子邀来名角儿，那么就有可能半数以上的观众是看白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园子满座却不赚钱的原因了。

1928年1月，军兴（北伐战争）以后，驻津各部队越来越多，军警一向以游艺场、戏园、电影院为娱乐场所，但他们从来不给票资，各戏园、影院还得专门为他们特设官厢和军警优待座，但由于他们的人太多，且占据许多客座，他们占据大半个园子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个军人带着数名“亲友”也能大摇大摆地无票进园。寻衅滋事、殴打园伙的事更是时有发生。每年正月是两园最旺季节，也是看白戏最猖獗之时，各园虽使出浑身解数，邀来名角儿，但最后一算账，还是入不敷出，亏累不堪。后来，经与军队协商，各戏园提出变通方法，挑选出若干家戏园，按日轮流演义务戏，不卖座、不售票，专供军人娱乐；而不演义务戏的各戏园，则不准军人入内，或一律收票。

同年2月16日，军警督察处也发出训令，取缔军人无票观剧的特权，不准军人随意入园滋扰，并派出大令每日巡回检查，保护戏园、电影院正常营业，弹压席遂由此产生。刚开始，军方尚能遵守，戏园、影院也确实安稳了一个月，但军人们很快就发现允许他们出入的都是二流园子，上演的节目也没有名角儿，都说自己上当了。于是，各园军人肇事事端又屡有发生。

3月15日，两名军人在河东东天仙戏园对观众大打出手，茶壶茶碗满天飞，当即就有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又有3名军人扮成工人模样，到该园强索包厢，并令已在包厢观剧的观众离开，观众不得不在园主的劝说下退票离场。

为此，3月22日，督署会议决定，以后凡军人观剧，武装齐全者一律半价付票，便衣有符号者亦须购全票。虽有命令，但执行者甚少，且无票观剧者越来越猖獗，甚至有人冒充军人，在胸前随便别上个小牌牌儿就可大摇大摆地进园看白戏。

1940年春，上光明戏院约来京剧名角儿尚小云登台献艺。观众闻讯后纷纷购票入场，有几个日租界巡捕不买票就往里闯，收票员稍一拦阻，就有两人上前将其痛打一顿。事后，该院经理李吟梅找到国民党警察局，找到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会长齐文轩，虽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气得李与齐争吵起来，李骂齐无能，拿着会员的钱却不能为会员干事。齐说，你有本事你干，我还不乐意干这两头受气不落好的倒霉差事呢！一气之下，齐撂挑子不干了，李正好顺杆爬，当上了同业公会会长。

但李上任后，才知道要根治这一顽症谈何容易呀！他虽经多方努力、四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燕乐戏院服务员头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转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强制他戴着大高帽子，手里敲着小锣游街示众。

日本投降后，李吟梅下决心治理。他带领部分理事，向津京各大机关呼吁、求援。他们先后找到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副市长杜建时、国民党军天津宪兵二十团曾家琳团长及警备司令陈长捷，最后找到了北平行辕宋哲元，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47年初，李吟梅得知明星电影院经理杨季随与在津的六十二军林军长是同乡，遂让杨代其找到了军长林伟俦。因林与杨素有私交，就一口答应下来。李吟梅得知后非常高兴，率领同业公会全体理事，在裕中饭店西餐厅宴请了以林军长为首的校官以上的军官。后来，林派特务营营长亲自率领着两个排，分组在全市各园子门口检查，取缔无票入场者，营长坐着吉普车巡回检查。

因为六十二军的官兵都是广东人，与天津的军、警、宪、特向无往来，又是临时驻军，所以对任何人均不留情，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看白戏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但不久，当六十二军离津后，出于报复心理，那些往日看白戏的人变本加厉，全市戏院、影院无票入场之风愈演愈烈。

1948年3月，上平安戏院邀请了著名演员谭富英全班来津演出，预售三天票已全部售出。开幕那天，园子里呼啦一下子拥进伤兵、流氓、杂霸地痞约400多人，他们占了大半个戏院，持票的观众反没了座位。服务员出面干涉的，全被他们打伤了。当时因为六十二军已调出津城，经理冯承璧干着急想不出办法，只好在台上贴出大字声明：请已购票者推迟三天再来，待戏院想出办法再来看戏，戏票照常有效。

此后，冯承璧、李吟梅到各军警机关求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来警备司令部的百余名武装官兵，严密把守戏院大门，在园内维持秩序，当时几乎动了枪，总算把三天的戏演下来了。但一结账，给官兵的饭费、辛苦费等，远不及票房的收入。从此，该园再也不敢邀名角儿演出了。直到天津解放，才从根本上消除了“看白戏”这百余年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