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春和大戏院首创对号入座、预售戏票后，全市各戏园竞相效尤。开演前半小时，观众持票鱼贯而入，但他们的戏票却不尽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厢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还有客票、飞票和加价票。

某戏班儿初到某地，在某戏园演出第一场戏，行内称“拜客戏”。为了演出顺利，免生额外事端，照例要打点好军、警、宪、特和地方官员，然后还要以角儿和园主的名义下请帖，附上几张戏票，请他们来园看戏。夹在请帖里发给一些特殊观众的招待票就是“客票”，这种票看戏人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保证有好座。

每场演出通常角儿有几张客票，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梨园行前辈。园主也有几张，除给地方官员外，还要给新闻记者。可别小瞧了新闻记者，他们在小报上好歹写上几篇文章，兴许角儿就红了、戏园子就火了；也兴许角儿臭了、戏园子黄了。客票经社会局批准后可以不上税，因而社会局有一定的数量限制。40年代末，为了避免戏园多报逃税，社会局、财政局联合发文取消客票，勒令各戏园嗣后不准再报客票。

飞票是以高出票面价格出售的戏票，与现在“黄牛一族”手中的黑票差不多。这种票常出现在名角儿演出拿手好戏、戏票供不应求的时候。最早是票柜、茶房见戏好，就扣下几张好座的票留给熟客，熟客得票后，除付票面的钱数外还要额外给点小费。后来有人见有利可图，就与园主、茶役相勾结，设法得到好座位的戏票，然后再走街串巷往各阔人家送，常获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戏院门前兜售。没关系的人就得自己下工功夫、花时间买票再倒卖，他们往往是一听说某园子有好戏，就带着铺盖卷连夜到戏园排队购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赚的就是辛苦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批专靠倒卖飞票赚钱的群体，人们称之为“吃飞的”。

1940年春，孟小冬来津演出，海报一贴出去，购票者接踵而至，而票柜却说：“对不起您呢，票还在上头，还没发下来了！”就这样观众一趟趟地跑断了腿也买不到票，但戏园子外的飞票却比比皆是，原价只有两元的戏票，竟然卖到15元！非但如此，有客人问及园子：“为什么票柜上不卖好座票，可一进园子好座却都被占了？”园方则说：“票全让孟老板拿去了，你们找她要去！”买不到票的观众急了，有的骂大街，有的投函社会局，请求查办“孟小冬包票事件”，新闻界也对她妄加批评。而孟小冬却对“包票事件”一无所知，连呼冤枉。后来经查才知是园主得利后又嫁祸于人。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后，梅兰芳蓄须告别舞台。1939年底，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时，北京各界社会人士竞相购票，而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观众，也都认为此次为观梅的最后机会而纷纷入京购票，当时一张票竟卖到四五十元，创下了飞票的新纪录。

戏班在戏园演出，七天为一期。演出上座率高再续演，每期的最后一场为戏班贴演，收入统归戏园。如果是角儿好、戏好，戏票就要临时加价，最早是加二三角。由于只是偶尔的一场戏，而且加价小，所以戏园子并不需要通知官方即可自行做主。临时加价的票款，一般角儿是得不到的，尽数落入了园主的腰包。

后来，发展到只要是观众认为某角儿的戏好要求加演，或是角儿演出反串戏和不常露演的戏时，戏票都要加价。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津演出全本《洛神》《俊袭人》等剧时，原本一元的戏票，戏园子就已临时加价到两元，飞票的价就更高了。

天津沦陷后，物价飞涨，百物昂贵，娱乐业普遍不景气，许多戏园、影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业。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向当局屡次申请戏票临时加价，鉴于社会现状，社会局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是每次加价都要经社会局、税务局批准。由此，戏票加价合法化、经常化。一时间加价成风，拿手戏要加，本工戏也加，该加价的翻筋斗往上涨，不该加价的也趁机搭车上涨，竟成了一旦有名角儿、好戏出现，票价就紧跟着加上去的景象。仿佛不加价就不足以抬高戏的身价，而观众也会认为不加价的戏就是一出不卖力气、不值得一看的戏，而事实上有的戏即便是加了价，其演出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