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内有微弱的灯光，能看到女人的轮廓。车厢外若明若暗的光线不停地照在这个女人的脸上，那是一张已经被痛苦扭曲的脸。

我慢慢坐起来，看她的目光没有跟着移动，我顺着她的目光寻找，才发现她并没有看我，女人的眼神凝固在我身后的空间里。

看得出来这个女人似乎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悲苦，泪水在脸颊上悄声地滚动着。

我静静地看着她。

哭在体能上对胸膛绝对是有利无害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发泄情绪、舒缓压力极其有效的方法。

我不想打扰她。谁还在今天会有空、有闲情和有余力去顾念别人的遭遇呢？一切的苦乐都是自行营造的，自食其果。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也不想知道。不过还真羡慕她能这么淋漓尽致地流泪。我一直都想大哭一场，却哭不出来，憋闷在心里很久了。不记得上次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这个女人的情绪搅动了我心底的那块湿地，苦涩的味道翻转了上来。于是，走到车厢的连接处，点上一支烟，想自己的心事。

窗外，远处有微弱的灯光。

想想列车也是寂寞的，从黑夜到白天，孤独地在铁轨上奔跑，有的时候有机会和旁边铁轨的列车碰个面，但只是擦肩的时间，又呼啸着匆匆而过。它的一生，都是与铁轨的碰撞。铁轨的旁边，还是平行的铁轨，只有偶尔的交叉，但是绝触碰不到彼此。

生活中有很多使人悲苦而失意的事。

我在遭受重创之后渐渐淡漠了生命的意义，让备受创伤的心灵深深地孤独起来。这种孤独的感觉，像染色剂一样，在人性这个溶液里起着奇妙的分化。

其实我的悲苦记忆已经很不真实了，它被时间洗刷得面目全非。任何一段回忆，在心底、在笔端，都不再是简单的往事再现了，当我开始回忆这一切时，发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

回忆真的是隔着时空的。

一直无法用比较客观的描述来说明我曾经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也无法交代我作为特定生长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的感情旅程。恐惧、无奈、伤害、仇恨这些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时间这块磨刀石，已经让记忆褪色了。很多时候我发现那些痛苦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之中了。

从记事起就在不停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家里？爸爸和姐姐为什么那么仇视我？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我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我的出生也许就是一个错误，命中注定要承受超过我思维能力之内的重担。

我想不明白的时候就这样安慰自己。

北京城南有一条不宽的胡同，我在那里的一个大杂院里长大。从没有人提起我出生的事，好像没人知道似的，包括那些爱嚼舌头的大妈大婶们。不过从我的名字里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多余的孩子。

家里被称之为父亲的人是个国营企业中不溜的干部，母亲是普通工人。

我从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种隔辈的亲人，父母好像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应该算是人丁不兴旺的两个家族。我家里有两个姐姐，大姐大我8岁，二姐长我6岁，按说我也算是家里的老疙瘩，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待见？我想不明白。

父亲不喜欢我，原先以为我没如他希望的那样是个男孩，我的出生打破了父亲三代单传的秩序，我让父亲背上了不孝的罪名。

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的出生远远不只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父亲基本上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只要眼睛停留在我的身上，定能产生愤怒情绪且在我身上找到这种情绪的发泄口，此时无论父亲手中拿着的是什么，都将成为这顿暴力行动的武器。

我每日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不过我从不讨饶，也不哭泣，为此，我的倔强使我承受更重的责打。

一顿暴风骤雨之后，我还要带伤收拾战场。

父亲的暴打还是有限的，他毕竟视而不见我的时候多，他心情好的时候，不会理睬我。

我曾经试着取悦父亲，怯生生地把两张考试都得100分的卷子递给他，期望父亲能给我个笑容。父亲瞪了我一眼，像是没看见我手里的卷子似的，转头拿起报纸看。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母亲赶忙推我出门，让我躲过了一顿暴风骤雨。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始终没有流下来。

父亲看到我时，眼神永远是冷漠和怨恨，从不曾给过我一丝笑容。当然，父亲不是不会笑，这种脸色只限于对待我。当父亲的目光停留在母亲和姐姐们的身上时，我能看到一个温和的男人和慈祥的父亲的形象。

我开始怀疑自己不是这对父母所生。

这种想法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要长大，我要去寻找亲生父母。

记得10岁那年我的生日，父亲出差不在家，姐姐们还没有回来，母亲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等她，说给我单独下了一碗面条过生日。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母亲把面条端上来的时候，我站起来看到面条上面还卧了一个鸡蛋。我受宠若惊地看看面条又看看母亲不敢接，此时的母亲，眼睛里充满了慈爱。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待遇好像是第一次。我低着头双手接过面，眼泪从眼眶里流出，顺着脸颊滴在洗褪了色的花布衫上。我把碗放在桌子上，用左手手背上缠着的布擦了擦眼泪，布上的血迹顿时和眼泪混合，把受伤的手背染成了粉红色。

手上的伤是大姐中午发脾气摔茶碗时我躲闪不及划伤的，原因很简单，给她倒水的速度慢了。

对于肉体的伤痛我早已经习惯了。

我再一次端起碗，端着面的手一直不停在颤抖，控制不住。

母亲第一次让我觉得温暖。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相信母亲是爱我的，认定她应该是我的亲生母亲，她一定是害怕父亲才不敢喜欢我的。

我因为有了亲生的母亲而高兴很久，当然也尽量不给母亲添麻烦。

就是父亲毒打我的时候也不再怨恨母亲袖手旁观，反而希望母亲不要管我，省得被我连累。

父亲的暴力和冷漠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大姐的打骂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她坚硬的手指。大姐很瘦，我一直很奇怪，她这么受爸妈的宠爱，怎么也不长肉？她的手指很硬很硬，说话的同时她的手指就触及到了我的身体，我的胳膊上被她手指戳得，整天青一块紫一块的。尤其在父亲面前，大姐会尽显和我势不两立的立场，博得父亲的高兴。父亲的宠爱增加了她折磨我的程度，母亲此时会无奈地看着我，或假装想起什么把大姐叫过去。

至今我与人交谈都会保持一臂以上的距离，而且反感与我说话动手的人。

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之中，无处不在的冷漠和暴力包围着我，母亲复杂的眼神和无奈的眼泪渗透在我的心里。

记忆中的我常常躲在家里的大床下面，在那个昏暗的角落里抱着我唯一的玩具——自己做的布娃娃，还经常会说一些自己早已忘却的话。

好像总是闭着眼睛双手抱着自己的双臂，想象着往有光的地方去，希望自己一直走下去。

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孤独的，逐渐还掺加了仇恨。少年时期的我就常常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到底要做什么？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可以把想说的话写给自己，于是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封封写给自己的信。

这些自说自话的书信陪伴我慢慢长大。

火车还在继续跑，从黑夜到白天，离被称之为家的地方越来越远了，我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在格尔木宾馆的一个标准间里，我透过一大片茶色的玻璃望着窗外，原来竟刮起了大风，把个原本明丽的城市罩在一片朦胧中。住下之前，我在格尔木长途汽车站已经买好了第二天去西藏的卧铺汽车票。

不一会儿的工夫窗外就万家灯火了，这些灯火飞跃在沉沉黑夜之中，即使在狂风之中，仍能撩动着人的心。太多人愿意在默默苦干营生了一整天之后，不管天气如何，拖着疲累至极的身躯，展开征歌逐色、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各式夜生活。日间如何威风八面、叱咤风云的人，到了晚上，还是肯定要寂寞的。

我也不例外。

等风小了一些之后，我逃出寂寞的房间，到街上随便走随便逛，顺便找点吃食。

格尔木市的街道还算干净，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远处飘来的阵阵香味吸引我不觉走到这个小食摊前。这里卖一种叫杂面搓鱼儿的小吃，老板说这本来是青海农村的面食，现在农村不怎么吃了，可城里人却时兴起来。

其实做法很简单，青稞面加水后将面揉光滑，取一小团面搓成拇指粗细的长条，从中截取一小块用掌心搓成两头尖、中间粗、长短5厘米大小、外形酷似水中的鱼，所以把这种面食叫做“搓鱼儿”。

吃的时候可以拌菜、炸酱什么的，刚才我闻到是花椒、辣椒炸出的香味。

离这个摊位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种吃食叫焜锅馍，是在普通发面里卷进菜籽油，抹上红曲、姜黄、香豆一些民间食用色素，再层层叠叠地卷成面团，揉成和焜锅大小相似的圆柱状，放入焜锅内，然后将焜锅埋入用麦草为燃料的炉膛内的火灰里。买了两个刚烙出的馍馍，外脆内软，香气扑鼻。有些烫手的馍在我的两只手里不停地倒换着。

街上闲逛的人不多，满眼都是大小不一的药店，这个进藏的枢纽城市显示着药品对人们的重要。店面很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我走进一家规模大一些的药店也买了些红景天之类的药品和一小罐氧气，以备急用。说实话，那些药物作用并不大，要说有些作用的话那就是对心理有些安慰。

我要从格尔木乘坐长途车，翻越海拔4700多米的昆仑山，在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兵站下车，然后沿青藏公路步行至拉萨。

这只是我一相情愿，不知道身体能不能翻越唐古拉山。

我很想。

青藏公路全长1900多公里，属于国家二级公路，坡度不是很大，只是在夏天的雨季，两边的路基就会出现塌方。这是世界上首例在高寒冻土区全部铺设黑色等级路面的公路，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大部分进藏物资都是从这里运往西藏。

买了长途汽车卧铺票，我从来没有坐过长途汽车卧铺，听起来还蛮舒服的。期待着躺在卧铺上也许可以慢慢适应高原反应，或许在睡着之后高原反应会悄悄地造访，然后又悄悄地离开。

上了车看到铺位，我吃惊不小。

双人铺总宽度不过80公分，每人还配有一床被子，占据着不少的地方，我无法想象如何躺在上面，更不要说翻个身什么的了。若是两个瘦弱的女人挤在一起也就罢了，我的旁边恰恰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男人，估计体重怎么也有90公斤，我的铺位就在他的里面。

天哪，我得换辆车。我赶忙跑到车下的值班室问今天还有没有别的什么车。被告知，今天只有这班车了。无奈又回到车上，挤进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里。双人卧铺现在已经取消了，也许确实因为缺乏安全性和舒适性。旁边的大块头男人还没有躺下，只是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了窒息。

汽车准时出发了，我的身体尽量往里靠，每人的一床被子挺占地方的，我把它靠在了身后，身边的这个男人还不错，尽量地靠外边坐，估计他的屁股应该有一半是悬空着的。

车子缓缓地离开了闹市，不一会儿便跑上了青藏公路。

漫漫天路，在一望无边的蓝天下没有尽头。

今天没有阳光，路两边都是沙石，就像是戈壁滩一样寸草不生。满眼的高山，高山们的躯体已经被大自然摧残得支离破碎。

昆仑河和格尔木河的水流都很急，在河谷中切割出蜿蜒的一条河道，河水争先恐后地朝前涌着，好像那里是通往幸福的通道。

出了山陵地带，经过了一个检查站，展现在眼前的仍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全是黄沙，延伸到地平线。真难以想象这里会有这么大面积的沙漠。

格尔木这个西北地区的中枢城市守在这片沙漠的旁边，想必终年都要遭受风沙之苦。

笔直的公路一直伸延到天边，路两旁又是茫茫无际的戈壁，当我们过了昆仑桥后便开始了长达近百公里的上坡。海拔在一点儿一点儿升高。从这里到昆仑山口近100公里的路程相对海拔高度将会上升近2000米，平均每行驶一公里，海拔高度就上升20米。

我的胸口开始觉得不时有东西在压迫，脑袋似乎也被人猛烈地敲击几下。

高原反应是人们谈论西藏最直接的话题。

无论你的地位、相貌、身价如何，西藏给予你的氧气都是一样的，除非你一刻不停地抱着氧气袋。来这里之前看过很多描写关于高原反应的文字，令我产生了恐惧。

越是临近西藏，越是开始莫名的担心。人在这一刻的脆弱显露无遗，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头好像有点痛，脖子好像有点僵，胸口好像有点闷，嗓子好像有点堵，还有些咳嗽……

我对高原反应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对抗这种高原反应的能力很使我自豪，但是高原反应也使我对未来在这片高原上生活的日子产生恐惧。

我像是等待一个约好的客人一样等待高原反应的到来。虽不是期待，却希望它来得温和一些，让我能够慢慢适应。

虽然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自己的身体。空气中含氧量越来越低，胸膛里吸进的好像不再是空气，而是一种黏糊糊的金属块，沉重而压抑。肋骨好像变成了八爪鱼，紧紧箍着肺，让它没法像平日那般自由地扩张。脑子里仿佛装满了打火石，摇一下就金星乱溅。尤其是眼珠子胀得难受，恨不得把它抠出来，用冰凉的雪水擦擦，再安回狭小的眼眶里。

其实缺氧还有一种轻度麻醉的作用，像喝了酒似的，晕忽忽的。初次感觉还以为是晕车呢，觉得看窗外景致的眼皮好像被抹了一层胶水，睁不开，脑子出现一片空白。望着远处的群山都是模模糊糊的，土红色的山峰连成了一大片。

在灰蒙蒙的天色中汽车驶进了西大滩。

“都下车！下车！都下车吃饭，上厕所，都下去！”司机把车上所有人都轰下了车。

真不想动换，没办法，下车的时候脚下像是踩到了棉花堆，脚踏了空，眼前金光一片。

幸好这位大块头男人走在我的前面，一回身托住了我，搀扶我走进了小饭店。

西大滩和昆仑山口之间有50公里的距离，它位于昆仑雪山的西面，是青藏线上来往汽车的加油站和就餐点。

我没有一点食欲。

不一会儿，男人端来两大碗热汤面，一碗推到了我的面前：“吃点会好受一些，我有经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他一笑，脸颊有两个酒窝，很是好看。

“谢谢！”我掏出十元钱递给他，他收起来继续低头吃面。

吃了点东西真是好多了，我慢慢地站起来，从餐厅里走到外面，像旧社会的小脚女人，一步迈不了三寸。

此时的西大滩感觉是那么空旷，昆仑山的冰川一直伸延到附近河流的滩地，昆仑神峰若隐若现。

当我们继续向昆仑山口进发的时候，刚才还可见的冰川已完全笼罩在云雾之中了，昆仑雪山的寒气已经开始渗骨，我用双臂搂住自己。

“怎么一个人来西藏？”身边的男人说这话的同时把我身后的棉被抻出来，帮我盖上。

“好奇，你呢？”这个男人还挺有眼力见的。

“我在樟木工作，现役军人。”脸上的两个酒窝让人觉得他很喜兴，有种亲近感。

“军人？”我顿时放弃了戒备。

“是，要是去樟木可以找我，我叫张力军，给你留个电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写完之后递给我，顺手又给我拽了拽被子。

聊天中我知道了他是十八军的后代，父母都永远留在了西藏这片土地上，他在西藏出生、长大。

张力军很健谈，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说话嘴疼。他告诉我西藏哪里最该去看看，哪里风景最美，哪里的故事最动人……直到我的意识模糊、昏昏欲睡还能听到他在不停地说。

经过昆仑山山口，我们的车没有停，我使劲抬起眼皮往车外看：天空中有许多大鸟在超低飞翔，觉得应该是我们常说的雄鹰。

四周一片开阔，远处群山连绵，雪峰林立，青藏公路像一条黑色的巨蟒消失在远方的天边，难怪人们说这是通往上天的路。

马上就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五道梁。

这个五道梁因气候变化无常而且海拔比较高让人害怕。当地有这样的说法：人到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人到五道梁，一脚阴来一脚阳；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五道梁地高天寒，长冬无夏，就是7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只有不到六度，是全国的最低值。

所有人的高原反应在五道梁就越加厉害了。我浑身开始肿胀，仿佛要冲破衣服似的，感觉脑袋膨胀得像一口锅。这个时候，车厢里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吸上带来的氧气，但呻吟声还是此起彼伏。

我坚持着不吸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