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谦阅历颇深，善察人物。见李世民，便知其为非常人，后必大有作为，即将甥女许世民，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十三岁的长孙氏即与十七岁的李世民结婚。李渊之妻因病去世，十三岁的长孙氏即成为李氏家族的主妇，她为人贤惠，通情达理，协调人心，操持家务，府中上下一片和谐，使李渊父子能安心处理外界事务，无后顾之忧。李世民大为高兴。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嫉恨李世民，并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倾轧李世民，长孙氏见双方矛盾益烈，形同水火，她明察局势，对高祖极尽孝道，对其妃嫔们也极为恭顺尊敬，赢得了宫廷上下的好感，由于她的努力弥合，兄弟之间的矛盾没有公开化，这对李世民的伺机发展夺权大有好处。

在玄武门事变中，长孙氏为鼓舞士气，在刀光剑影、箭如飞蝗的血战中，她亲自为将士发放盔甲，并慰问鼓励他们，全军将士，士气高扬，似山呼如海啸，终获全胜，玄武门大捷，是李世民后来取得皇位的关键一战。

李世民即位后，时常向她征询治国之道，她说：“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很虔诚地回避。后人不当以封建思想视之，此实乃长孙皇后富有远见的政治家风度。这样一则可以避免家庭凌驾于朝廷之上，再则可以避免枕头边的甜言蜜语干扰朝臣们的正确决策。长孙皇后不仅自己不“豫闻政事”，而且也“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唐太宗欲让她的兄长长孙无忌任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仆射即宰相）。长孙皇后坚决不同意，然“太宗不听”，她又密遣无忌向太宗“苦求逊职”。无忌与太宗原是布衣之交，又是太宗的功臣元勋，功勋卓著，按理是受之无愧。长孙皇后多次苦求辞职，太宗不得已改授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后意乃怿。”长孙皇后为什么高兴了呢？因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一品文散官的称号，没有多大实权。

中国封建社会，女为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外戚渐次登上政治舞台，封侯拜相，或大将军、大司马，或窥伺帝座，或逼宫弑君。西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心护着娘家人，断送汉王朝。其子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商、立、根，逢为关内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布满朝廷。”“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下。五侯群弟争为奢侈。”“五将十侯”“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王氏兄弟相继居大司马高位，凌驾皇帝之上，外戚势力恶性膨胀，终于培育出一个篡汉的大野心家王莽。东汉桓帝时外戚梁氏专权“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其结局是灭族之祸随之而来，国家亦随之崩溃解体。略一回顾比较，便可见长孙皇后的明智远见，高瞻远瞩了。长孙皇后不让亲戚托庇于自己的裙带，其根本动机，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为了长孙家族的安全。她临终前对太宗说：“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亲戚）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长孙皇后熟谙两汉历史，吕后专权赢得的是吕氏灭族，而王政君、梁皇后的贪权祸国灭族惨剧，更令她清醒明智。她深知保护子孙宗族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慎勿处之权要。”长孙皇后这种不愿“豫闻政事”“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的做法，似浩浩浊流侧畔的一泓清泉，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众多权势热昏者队伍外的一位山林隐士。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世上事物大抵是利弊相生。居高位，掌大权，可干大事，可发大财；但也可闯大祸，犯大罪，受大辱。居下位，甘劳苦，平平淡淡；但可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终生自得其乐。

长孙皇后并非心如枯井的世外人，有的政事她是愿意“豫闻”的，而且“豫闻”的方式十分高超、绝妙。某次，唐太宗要杀魏征，她心中一震，立即挺身而出，挽救了魏征。“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贞观之初，法律较严，对死刑有多次复审的规定。但是皇帝在盛怒之下随意杀人的事是常有的。长孙皇后听说要杀魏征，她深知太宗脾气，此时用正面讲大道理的方法去规劝恐未必奏效，于是急中生智穿朝服祝贺。朝服是宫中朝会，参加受册封，等隆重大典时皇后才穿的礼服，故太宗见之大吃一惊。长孙皇后用表面赞扬实暗中讽喻之法点醒太宗，实妙不可言，她柔中有刚，温柔可人，这是多么聪明的方法。

长孙皇后不仅自己不去“乱天下法”，而且她在后宫中也能按法而治，替太宗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据《新唐书》记载：“后廷有被罪者，（长孙皇后）必助帝怒请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她在太宗盛怒时，能实事求是地排难解纷，不使暴怒的夫君把事情弄糟，既按法处置，又不令臣下含冤受屈，为太宗“补阙”。《通鉴》记载：“太宗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廷之中，刑无枉滥。”在太宗暴怒时，不趁怒进谏，待其息怒时，再依法徐徐处理。

长孙皇后对子女的态度，亦值得后世师法。《通鉴》记载：她的女儿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为她是皇后的女儿，“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永嘉长公主，是李渊的女儿，唐太宗的姐姐。唐制，皇帝的姐姐、女儿同属“视一品”，所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唐太宗，出于私心，偏爱女儿，令其嫁妆比姐姐多一倍，这就违反了旧制。经魏征进谏，太宗接受了。

当太宗和长孙皇后谈及此事时，皇后十分感动，叹息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她十分敬重魏征，以一个臣子的身份敢于直谏，为国坚持正道，比自己有胆量。随即“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缗此心，勿转移也。”皇太子李承乾的宫中缺少什用器物，太子乳母劝长孙皇后出面“奏请”皇帝给予添置用物。她表示坚决反对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她严格要求太子，当务之急是修养身心，立德扬名，研习治国之道，对物质享受不可沉迷，这是一种有远见的督导教育。

封建社会后宫的妃嫔之间嫉恨仇杀屡见不鲜，司空见惯。但长孙皇后不是这样，她秉性仁厚善良，心胸阔大。据《新唐书》记载：“下嫔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视如所生；媵侍疾病，辍所御饮药资之，下怀其仁。”又《通鉴》记载：长孙皇后对豫章公主“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她爱人以仁，待人以宽，稳定后宫，在她率先垂范的治理下，嫔妃互敬互爱，宫廷井然有序，一派升平祥和氛围，为李世民创造了一个恬静温馨的生活环境。这需要政治家的非凡的气魄与才干，所以她赢得了上自唐太宗下至后宫妃嫔诸皇子的敬重和爱戴。她的儿子唐高宗李治为纪念她兴建了“慈恩寺”，成为大唐帝都的名胜（即今大雁塔所在地），瞻仰之人络绎不绝。

封建后宫制度，冷酷无情，几千宫女，红颜妙龄时选入，一生孤眠冷宫，从红颜到白发，青春虚耗。一日长孙皇后陪太宗游览后宫，见许多宫女在旁侍候，年已老大，精神萎靡不振，经长孙皇后询问方知其十二三岁入宫而今已三十五六岁了，说罢黯然神伤。长孙皇后心中酸苦，对太宗说：“妾想陛下一人，精力有限，何苦用这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不如放一些出去，让她们各自婚配，下半生过上好日子。”太宗欣然点头赞成，立即命人造册点名，拣年纪大的三千余宫女尽放归各自家中，令其自择佳偶，宫女叩头谢恩，如鸟出笼，似鱼归海。朝野四海对太宗及长孙皇后的宽仁厚德颂声不绝。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秋天，长孙皇后陪同唐太宗到九成宫，因旅途疲劳，偶感风寒，皇后病倒了，虽多方医治，但终无效，病势延续两年之久。太子承乾出于孝情，“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长孙皇后表示反对，她说：“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奈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爱母心切，虽自己不敢向父皇奏请，却请求房玄龄，让他转告太宗。太宗感叹不已，决定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坚决不同意，太宗只得作罢。她对祸福善恶，佛教，道教采取了极为清醒的理智态度。

长孙皇后对疾病、死亡表现出极为豁达，理智的态度。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她病危，留下的遗嘱发人深思。

“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葬。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天下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葬，则是不忘妾也。”（《旧唐书》）

《通鉴》中记载，她在病榻上对唐太宗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

此时太宗热泪如倾，长孙皇后说罢，从衣袋中取出一小包毒药，告诉太宗：“前年皇上生病时，臣妾就准备好了这包东西，心想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臣妾立即服下，追随皇上于地下。如今妾先行矣，望陛下多保重。”说罢，瞑目而逝，时仅三十六岁。

唐太宗为失去这样一位患难与共的贤妻而悲痛欲绝，在整理皇后的遗物时，发现有她亲笔书写的《女则》一书，共三十卷。书中编纂了历史上妇女贤愚得失之往事，总结了经验教训，用以鞭策激励自己。太宗手捧《女则》泪如泉涌。他回忆皇后平生好读书，即使梳头戴饰时也手不释卷的情形，边读边哭，之后，他对群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后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前此房玄龄获遣归第，皇后临终前惦记此事，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太宗立召玄龄，使复其位。

贞观十年冬十一月，长孙皇后葬于昭陵，并追谥为文德皇后。昭陵在长安西北醴泉县。太宗传谕有司道，筑坟工匠百人则可，十日可成，殉葬器以陶瓷或木器代金银财宝，自古以来，帝后陵寝均为盗贼盗挖，今不置一值钱之物，盗贼即不会前来。后世子孙咸应遵守此家法。

安葬长孙皇后之后，太宗仍思念不已，在禁苑中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望楼，他时常登上望楼眺望那埋葬皇后的地方……他亲自撰写碑文，刊刻在陵墓之傍。

“贞观盛世”是中国历史的辉煌和骄傲，当我们在高度评价李世民、魏征、房玄龄、杜如晦、李靖、尉迟敬德时，不应忘记，唐太宗的良佐长孙皇后，她是位伟大的女性，令人敬佩的政治家。

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包拯

包拯，字希仁，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0年）出生于庐州府合肥县东（今安徽肥东县谢集乡包材）。其父包令仪，进士及第，曾授朝散大夫等职。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性峭直”“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被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江西永修县）知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他在坟前结庐守墓，十年不仕，极尽孝道，包拯这种“孝行”，广为传颂。几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才踏上仕途。曾任知县、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任过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知谏院等监察大臣、枢密副使等军事要职，曾出使辽邦，又任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

包公初仕，出任天长县知县，即遇一“牛舌案”。“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包拯迅速破案，严惩了刁民。一时称为明察善断，声誉渐起。不久包拯升为端州（广东肇庆）知州。端州盛产端砚，早在唐朝即已闻名天下，成为“文房四宝”之一。朝廷规定端州每年要向朝廷呈缴一定数量的砚台。历任知府，在定量之外，大量中饱私囊，往往巧取豪夺数十倍的砚台，至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公到任，明令砚工只按朝廷规定数目制作，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地民众精制一台好砚送他以为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民人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政清廉，为人清白，嫉恶如仇。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包拯由三司使改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对政令得失，大臣营私腐败之事，他都敢于直言相谏。著名的“三弹张尧佐”事件即发生于此时。

张尧佐是宋仁宗张贵妃伯父，为人不学无术，无德无才，但极善投机钻营，奉迎谄媚仁宗，而受青睐。无功受禄，屡屡晋升。仁宗授予他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等四项要职。因为任用不当，满朝震惊。包拯和群臣上疏极谏，恳求收回成命，仁宗不听。包拯非常担心张尧佐此后钻进枢密院，有可能通过张贵妃的关系，爬到宰相之位，那样他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朝廷生杀大权了。包拯置个人得失危险于不顾，上疏向仁宗反映了任命张尧佐在群臣中所引起的强烈不满，要求仁宗改弦易辙，修正错误。言词尖锐，含义深长。但仁宗看罢上疏，数月之间，不予理睬。包拯并不气馁，以更激烈的言辞再次上书仁宗：“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鲜有过举，止于尧佐厚甚，不无众口交非。若厌物情，理须降抑。”（《弹张尧佐二》）包拯在上疏之后耐心启发仁宗，对他晓以利害，期以深明大义。他反复叮咛，要仁宗把吏员的任用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但是仁宗仍无动于衷。是时由于对张尧佐过分重用，败坏了朝纲政纪。于是包拯又三弹张尧佐：“缘张尧佐久以非才，滥司大计，利权反复，物议沸腾。臣等累次论列，陛下务欲保全，乃曲假荣宠，并领四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之人情则不安，臣实忧危，罔知所措。”仁宗虽固执，但慑于包拯等人的极谏，不得不免去张尧佐两个职务。同时明确规定：后妃之家的亲属不能出任宰相之职。这对杜绝外戚干预朝政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包拯的一大功劳。史载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对于地方州郡首领的罪恶劣迹绝不放过。李淑已兼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之职，背后又攀附权贵，又获翰林学士侍从一职。一时朝野议论纷纷，且翰林学士一职每日追随陪伴皇帝身边，随时可以进谗，届时，志士仁人，还可以立朝吗？包拯上疏弹劾李淑，仁宗不得已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保留其侍读学士职务。包拯以为仍不妥，在《弹李淑二》中奏道：“且陛下日御讲筵，博询经义，当用笃厚方正之士，以备师臣之列；岂宜以奸险悖慢之臣得预进读于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皇帝每天要听讲经史，理应选用公正忠厚的学者作为师臣，怎能任用那些阴险犯上之人作为侍读学士呢？仁宗无奈免去李淑的职务，降为寿州知州。对此，朝廷中的奸佞之臣怎能不胆寒！

封建社会，宰相地位很重要，因为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常常代表皇帝日理万机。宰相的人选关系到人民的祸福、朝政得失，国运之安危。我国兴旺的朝代，都极重视宰相人选，对其无显著政绩的宰辅之臣，纵无大过，也要罢斥。然而宋仁宗时的宋庠，充任宰相七年之久，却毫无建树。已虽碌碌无为，但却洋洋得意。包拯认为宋庠是庸相应予罢斥。他上疏仁宗说：“（宋庠）自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且复求解之际，陛下降诏，未及断章，庠乃从容遂止其请，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也。”（冯景《书包孝肃弹宋庠疏后》）宋庠也曾虚伪地自求解职，但当仁宗犹豫不决之际，忽又停止请求。岂非贪恋高位，无耻之尤吗？包拯的耿直、正派、不畏权贵可见一斑。

包拯做过许多任地方官，其中最棘手的是庐州和开封两地。庐州是包拯家乡亲朋故旧，熟人熟事，易受人情包围，徇私枉法。当包拯调回庐州上任时，亲戚朋友无不笑逐颜开，纷纷前来拜谒，结果都吃了闭门羹，大失所望。《宋史》本传说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平时连私人的书信都断绝了。……所有亲朋来访，全部谢绝，概不接见。一切均处之公事，绳之以法。他认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因此“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遇到自家亲戚，也依法从事，违法必究，不留情面。其堂舅倚仗外甥包拯是现任知府，胡作非为，横行乡里。受害人向包拯告状，包拯即时把舅舅传来，升堂审讯，询明情况。命衙役依法打他七十大板。消息传开，市民百姓奔走相告。盛赞包拯秉公执法，铁面无私。“自是亲旧皆屏息”，亲族中再也没有人敢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了。于是有人说他不近人情，六亲不认，沽名钓誉。包拯面对扰攘的流言，挥笔写下了一首五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在诗中包拯形象地勾画出自己无所畏惧的性格，表达自己不苟且求荣的志向，表明要为国家，为天下苍生作一番事业的抱负。

开封府是京师重地，皇亲国戚，世家权贵，豪门巨富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或直通皇帝，或联络外戚，后台坚牢，政令不易推行。包拯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铁骨铮铮，无所畏惧。上任伊始，他发现百姓申诉冤枉上诉时，要先把状纸交“门牌司”，由他们收转，这些人从中勒索，造成“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恶名声。包拯深知其弊，撤销“门牌司”，百姓可以直接到他面前递状纸，有理无钱也能伸冤了。开封城内有一条惠民河，城内达官贵人纷纷占地修庭园，筑亭榭，挤占地皮，使河道越来越窄，越淤越浅，洪水暴发，泛滥成灾，市民深受其害。包拯令其交出地契，逐一审验，发现多是伪造的。他下令对于伪造地契修筑的花园亭榭楼台，不论其官爵品阶一律拆除。并把名单上报皇上，一律免去官职。为此，朝中贵戚宦官都十分畏惧他。京城百姓传说：“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说他不贪污，不受贿，惩治坏人，铁面无情。

包拯一生生活清苦。《宋史》本传说他“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其长子包夭折，晚年喜得一子，名叫包，包拯病危时，幼子仅五岁。他留下一条遗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嘱其族人把遗训刻在石上，砌在堂屋之东，“以昭后世”。充分表露了包拯廉洁爱民的情怀。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六十三岁的包拯正在府衙理事，突然发病，抬回家中即与世长辞，时人闻之，都为之悲伤。据出土的包氏墓志记载：“其声烈表爆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待其去世时，忠谠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包拯一生为官三十五年之久，生前与仁宗争论时，竟“进对之时，喧哗失礼”，甚或唾溅帝面，但他一心为国，并无私心，仁宗也不见罪，依之如股肱。故其死后，仁宗临门吊奠，以示哀悼。并派遣人夫护送其灵柩回故乡合肥安葬。今合肥包公祠仍悬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能，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高度概括了包拯一生不谋私利，廉洁爱民的品格。后人称其人为“真御史中丞”，冠一“真”字，使其在万千贪官污吏庸官猾吏之中鹤立鸡群。包公祠四周包河，遍生红花鲜藕，传言藕内无丝，“无丝”乃包拯铁面“无私”的谐音。祠旁有亭，亭内有井，名曰：廉泉，相传为官不廉者不敢饮此水。

包拯生前，人们即尊称为“包公”，死后同样受尊重，甚或远及塞外。据《甲申杂记》载，西羌于龙呵归顺宋朝后，对押运使说：“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欣然应允，赐名为顺。当时在开封府题名时，唯独包拯姓名为人所指，且“指痕甚深”，可见其得民心。

历代忠臣，良将，贤相很多，往往忠而见谤者，信而见疑者，甚或遭杀身灭族之祸者亦史不绝书。和包拯前后同时的名臣如范仲淹、韩琦、杜衍、富弼、欧阳修等或屡遭贬谪、窜斥遐荒；或宏图未展，抱憾终生。唯包拯在宋仁宗时代，驰骋纵横，或地方或朝廷，直至位列清华，享有侍从之尊。其为官三十五年之久，而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何在？

首先，包拯官运不败是北宋社会的需要。包拯生于北宋前期中期，当由治趋乱之时，社会矛盾日深，内外交困、仁宗时思儒家“保民而王”“仁者无敌”等教诲，更觉需要包拯一类的能臣干将来收拾危局。仁宗有求贤之心，有知人之明，而包拯有匡危之念，又有济世之才，于是君臣相得。仁宗能容纳像包拯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刚毅不屈的臣僚，而包拯的大孝愚忠又符合仁宗物色人选的条件。仁宗之遇包拯，乃有伯乐得马之快，而包拯之奉仁宗，自有如鱼得水之欢。

其次，包拯在北宋长期的党争之中无所偏倚。北宋自仁宗朝开始，就有朋党之祸，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包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于吕门而又反对吕派。当初包拯是因为受吕夷简的荐举而受到提拔的。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然而当吕派指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为“朋党”时，包拯对此深恶痛绝。他上疏仁宗说：“臣伏闻近岁以来，多有指名臣为朋党者。其间奋不顾身，孜孜于国，奖善嫉恶，激浊扬清之人，尤被诬罔，例见排斥。”他不仅仅是单纯地站在公正立场谴责吕派，支持范派，而且剀切指出朋党之祸。“故进一贤士，必曰朋党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党相嫉。遂使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戒，此最为国之大患也。”包拯出于吕门而反对吕派，并非“有恩不报”，亦非“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是明辨是非公忠体国，从而使任何一党均无攻击他的口实。其三，包拯在广大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他具备封建时代最高的德行至孝至忠。父母去世，他养亲庐墓十载、不登仕途，非常人所能。任官后，时时不忘忠君，处处注意爱民。张田在《题辞》中说：“公（包拯）上裨帝阙，下瘳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包拯确不愧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至忠之臣。他不但勤于政事，且善于政事。敢于冒犯权贵，执法如山，反对太后干预朝政，严惩贪酷官吏。他要求“严修武备，精选将材，裁汰老弱，招慕义勇，广储粮食以提高战斗力”（《包拯集·前言》）他自身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宋史》本传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他一生一以贯之，宋人张环说：“公行也备，才也果，言也诚，志也忠，自初仕逮于考终命，其节未尝少衰变。”他个人品格是无一毫可被人诋毁的。此又是他官运不败原因之一。

最后之原因是包拯的革新建议及弹劾进谏均未曾在根本上动摇达官显宦的特权，其目的是在维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又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受到人民的称颂。所以宋仁宗即位之后，在他掌握的显赫的爵位中，一直给包拯留下一个席位。包拯是中国民间传说中最著名的清官，有大量的戏剧在演他的故事，有不少小说讲他的故事。包公戏历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世道黑暗，民不聊生，贪官多而清官少，人们从心里呼唤清官的出现。编戏的人把快意的事、为民除害的事都加在包拯身上，在现实社会里看不到清官，在舞台演演、唱唱也是对现实污浊腐败的一种抨击和发泄。后世读者如能把读史和看戏结合起来，那将体会更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杰出的爱国英雄文天祥

宋代是个可悲的时代，赵家皇帝对宋太宗的“守内虚外”一直奉为基本国策。太宗说：“国家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认为外患不可怕，只是“边事”而已，所以大宋皇帝都把精力全在防止“内患”上了，结果幽燕送给了辽国，西北送给了西夏，中原送给金国。到理宗、度宗、恭帝时，便把南宋送给蒙古人了。

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体貌丰伟，美晰如玉。少年时见学宫所祭祀故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画像，皆谥“忠”，心中羡慕，发誓道：“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二十岁时中进士，对策集英殿时，滔滔万余言，一挥而成，宋理宗钦点第一名状元，著名学者考官王应麟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

是时元兵南侵，南宋朝廷昏暗腐败，奸相贾似道专权，排斥文天祥。文天祥在《御试策》中提出全面改革的策略改革不息论。他痛斥宋朝“贪官暴吏”“滔滔皆是”，官场中是“浊滓横流”。他批评守内是残酷镇压人民，虚外是对敌磕头求饶，必须彻底改革。他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提出改革不息论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他遭到上至皇帝下至大官僚的反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朝廷如用文天祥执政，一致对外，宋朝必胜。故相江万里见天祥，语及国事，感慨万千地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把复兴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南犯，时文天祥任赣州知州。元蒙侵宋已历三十年，元兵已是“力弊、师老、财费”打不下去了。但元蒙灭宋之心不死。度宗死，恭帝立，元军又大举南犯，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太皇太后谢氏下诏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诏涕泣，立即聚兵积粮，招募民兵一万人，将赴临安勤王。文天祥的朋友劝阻他说：“当今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文天祥认为只要道义在胸，天下抗敌英雄豪杰都揭竿而起便可成抗敌的功业。

原来文天祥为人“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然亡国在即，他“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则流涕，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文天祥率领勤王军赴临安时，当时江南江北大片土地仍在宋朝手里，由于元朝所进行的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野蛮性，它受到了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天下事仍大有可为。但宋朝皇帝固守祖宗之法，拒绝改革，厌恶良谋，顽固地守内虚外，猜忌英杰之士。祸国殃民的贾似道不得已被罢免之后，又任用了一个实际是贾似道继承者的陈宜中做右丞相，力图防止天下豪杰乘抗元之机拔起，而随时准备向元朝奉表献土乞哀。太皇太后谢氏、陈宜中之流视文天祥等为眼中钉，必欲排之而后快。文天祥深知，宋朝衰亡的原因是一直以来的虚外守内的软弱政策。他在临安向皇帝上疏：“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南宋为献媚元朝，任命无耻降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引起国人愤怒。文天祥又说：“宋惩五季（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渐寝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这是宋亡的症结所在，倘能改变，宋并非注定要灭亡。

此时元军统帅伯颜已率大军包围了京城临安，要右相陈宜中出城谈投降事宜，陈怕当祸首又怕杀头或被扣留，趁黑夜逃走了。此时文天祥挺身而出，他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动”，且“欲以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谢氏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二十日，文天祥一行五人到了元营，伯颜原以为文等是来投降的，岂知文天祥要求元人退兵，并警告说：“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伯颜以死相威胁，文天祥岿然不动。伯颜放归其四人，而拘文天祥。次日正当文天祥在元营痛骂伯颜失信将他扣留时，忽报宋新任右相贾余庆已奉谢氏之命以恭帝名义向元朝投降了。至此文天祥所作的一切努力统统幻灭了。

文天祥从营中逃出，乘船在东海上漂流，南下到了福建，与拥立端宗的张世杰，陈宜中等合作继续抗元。当时张世杰指挥的军队还有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文天祥新招募的新军数万人。但主持朝政的张世杰，虽是抗元首领，但缺乏政治家的复国远见。当元军向福安进攻时，他挟持端宗与重兵撤退到海上，从此他一直未离海，使文天祥陆地上的军队陷于孤立。

文天祥的可贵之处，是他临危不惧，凭借自己所组织的爱国部队，独立奋战，直至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在海丰五坡岭被俘。其母及子都死于战事。文天祥在潮阳见张弘范，昂然不拜，弘范知天祥为人以客礼待之，逼其写书招降张世杰等人，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范再逼之，文天祥提笔赋诗一首：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范读罢，惶窘不安，只得一笑而已。厂山兵败，张弘范置酒庆功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面对弘范等人为虎作伥的无耻行径，泪流不止，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路过金陵住在馆驿，感而赋诗：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北行途中，曾绝食八日，竟未死，到大都元人为诱降计，将他送至华丽的宾馆，文天祥坐至天明，不久被囚禁在兵马司。蒙古人统治元朝，人口稀少，自觉文化落后，历史浅薄，单凭军事暴力无法征服汉族民心，故千方百计诱降文天祥。元丞相博罗欲招降他，文天祥在博罗面前昂然而立，说道：“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死，愿求早死。”博罗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文天祥答：“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弘词科，何暇泛论！”博罗问：“弃德祐嗣君（指归降的恭帝赵显）而立二王，忠乎？”答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指西晋怀帝，愍帝被匈奴俘虏）而北者非忠，从元帝（指司马睿、东晋元帝）为忠；从徽、钦（指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而北者非忠，从高宗（宋高宗赵构）为忠。”一席堂堂正正的话说得博罗语塞良久。他恼羞成怒，又问：“汝立二王竟成何功？”文天祥从容答道：“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罗问：“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微笑回应：“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再多言。”博罗被文天祥驳得张口结舌，无一言相对，欲杀之，但忽必烈想到文天祥的德才及影响仍欲劝其归降。忽必烈为劝降文天祥直无所不用其极，南宋归降的德祐小皇帝被逼来劝文天祥应识时务，为天下效力，对昔日的国君，文天祥只好说：“圣驾请回。”别无他言。

文天祥被囚在土牢里，数年来面向南坐，从不面北，土牢广八尺、深四寻，一小铁窗。夏日，地下积水，晴天闷热，种种水气、火气、秽气等七气汇聚，非人所居。但他用孟子所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腔正气，战胜了污浊的七气。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历数董狐、张良、苏武、颜真卿、张巡、诸葛亮等历史上的正气英烈人物。胸中怀有天地正气，这黑暗污浊的囚牢，成为了“安乐国”，在小屋里展读历史典册，中华传统美德一一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文天祥是中华民族正气歌中的最强音，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