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描绘，历史是运行中的经济——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在这些运动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腊人要寻求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控制，可能到今天我们都不会知道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许人。吸引千艘船汇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译者注）的，是经济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闪烁的万千颗繁星还要璀璨”的海伦的俏丽脸庞。这些狡黠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诗意的遮羞布来掩盖赤裸裸的经济真相。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能阐明很多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Medici）家 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造就了丢勒（Dürer）。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因为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政治权力。

马克思并没有声称，个人总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他更不认为，是物欲导致了阿贝拉尔（Abelard）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Keats）的诗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热，产生了激进的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由于民族的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由于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实例中，更明显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就像 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或者在南美洲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和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事的方式阐述历史。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为罗马军团提供兵员的，是既能吃苦又爱国的农业人口，他们是为祖国而战的勇士，如今取代他们的则是在巨大农场里无精打采的奴隶，这些农场由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拥有。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实现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使我们的钱发挥出两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风险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动。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Fuggers）、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到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这些银行家们都稳稳地坐在政府的议事厅里，为战争和教皇出钱，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钱是聪明人应当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