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

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

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

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

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

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

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

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

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下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

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

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

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