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包含以上文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写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认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不过，载入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年，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遵循国共合作惯例，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回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位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15号。这次大会到会代表258人，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约占优势。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个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1]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着：

[1] 见《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1]：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2]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为249张。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常委之一——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主席为汪精卫。

常委会之下，设一处八部，组成中央党部。一处即秘书处，八部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业部、妇女部、海外部。

其中，宣传部部长由中央主席汪精卫兼任。

据1926年2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

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表宣传部部长案。

[1] 即汪精卫。

[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37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决议：照准。[1]

于是，毛泽东正式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三天之后——2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又提出：

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2]

于是，沈雁冰出任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何许人？ 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传中，也曾这么写及：

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部长。[3]

“政治新星”蒋介石处境不妙

在国民党“二全”大会后不久，2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于是，他在广州，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

在蒋介石之上的那“一人”，乃汪精卫。汪精卫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人。

汪精卫年长蒋介石4岁。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1910年3月31日）午夜，27岁的汪精卫冒死在北京摄政王载沣王府附近的银锭桥下偷埋炸药而被捕，一时间震惊全国。汪精卫面对死刑，坦然自若，口占五言诗一首：

[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7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71页、47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 《中国现代 传略》上册，第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从此，这位反清志士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声望。加上他聪慧过人，擅长文笔和演讲，有生花之笔、如簧巧舌，又为人圆滑，深得孙中山器重，以至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记录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会议召开之际，必定要全体肃立，恭读一番总理遗嘱。自然，汪精卫的声望，高于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汪精卫乃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的出席者，汪、蒋、毛便常常聚会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汪、蒋已是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代理宣传部部长。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录所载，“蒋中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则大都关于宣传。

在1926年2月16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有这样一行记录：“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

毛泽东生了什么病？

其实，生病只是毛泽东的托词。毛泽东既是国民党员，又是中共党员，他其实是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调查、领导那里的农民运动去了。到了3月9日召开第十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时，毛泽东“病愈”了，又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场里。

就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之时，蒋介石也不在常委会上露面。2月19日，蒋介石忽地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要“赴俄休养”！

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正扶摇直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怎么会离开广州，“赴俄休养”呢？

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有着写日记的习惯[1]。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如此披露心迹：

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

[1] 有人说毛泽东似乎不写日记，但本书作者在1989年9月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时，她说曾见过毛泽东日记，写在无格毛边纸上，并不逐日而记，只是随手写下旅游见闻或心境，并不涉及政治。非可与……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1]

原本动不动回老家溪口，如今要“离粤远游”，其实都是因为处境不佳。这一回，蒋介石“环境恶劣”、“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尚浅，资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众望。牵动蒋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蒋介石能把黄埔军校办成“我党我军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蒋介石东征大胜，中共亦是出了大力。1926年初，蒋介石手下的第1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占七个！蒋介石暗中担心中共势力过盛，曾要求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苏联新派来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原任苏联红军喀琅斯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因病离粤回国治疗。蒋介石跟季山嘉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会对北伐作出决议，而季山嘉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支持了季山嘉，因此“二全”大会没有就北伐作出任何决议，蒋介石气得连“二全”大会的闭幕式也没有参加……

由此，蒋介石得出印象，苏联顾问支持的是汪精卫，不是他蒋介石。

不久，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蒋介石独揽军权，给他所领

[1]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导的第1军以及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优厚，而季山嘉则认为不该厚此薄彼，主张合理分配，削减了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经费。

为此，季山嘉找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以为，季山嘉“语多讽规，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

蒋介石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同志疑忌我，侮弄我……”

蒋介石决心“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

他掼“纱帽”了：先是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又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接着则提出“赴俄休养”……

不过，蒋介石嘴里这么说，心里却很明白：当年孙中山在世时，他可以动不动就回溪口老家去，孙中山一定会一次次打电报请他出来。如今全然不同，国民党是由汪精卫“当家”，汪精卫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养”，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军权会马上落到汪精卫手中！

蒋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心中的苦闷。

3月5日，他这么写道：“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1]

3月10日，他则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也。”[2]

他提及的“反蒋运动传单”，是刘峙、邓演达日前告诉他，有人向各处散发反蒋油印传单。

看来，受到“疑”、“谤”、“忌”、“诬”、“排”、“害”，蒋介石的处境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