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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祸国的党争

积弊难消的北宋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为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到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

一意孤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坚辞枢密院副使一职,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堂中。宋神宗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在具体措施上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现在是守成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和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也要稳妥小心,“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他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的。

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他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固执。她垂帘听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氏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保守派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执政八个月后,司马光便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1094~1098)。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起用新党,并大力打击保守派,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元祐党人碑

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政局动荡,在北宋几起几落。党争之始源于神宗起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或被贬谪外地,或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后,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回到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为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放弃旧党而起用新党。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章惇,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章惇方才罢手。

元符三年(1100),24岁的宋哲宗病死,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由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被贬的旧党人士纷纷官复原职。短短9个月后,向太后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执掌大权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一员,也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权势,蔡京主张严厉迫害“元祐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禁行元祐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削去官衔,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九月,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在端礼门立起了一块“元祐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诏告天下。

“元祐”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由旧党掌权,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祐党人”。相对应支持变法的人士又被人称为“元丰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祐年间(1086~1094)当政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崇宁二年(1103)二月,徽宗接受蔡京的建议,诏令元祐党人子弟不准前往京师。四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元祐党人的文集。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是徽宗亲笔写就,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立碑者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羞辱这些旧党人士。

然而民间的舆论并不能为当朝宰相所左右。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工,当地官府接到朝廷的命令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向他询问缘由,安民说道:“小民虽然十分愚昧,却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有口皆碑。现在指斥他为奸人第一,让小民无法理解,所以不能镌刻。”当地官员怒叱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么?”安民哭泣道:“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叱责道:“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要你镌上?”安民这才勉强遵命,完工后痛哭而去。

党人碑的竖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曾经意图强国富民的变法,在不肖的继承者与顽固的反对者两相扭曲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当时汴京的表演艺人编排短剧嘲讽蔡京,一个丑角端坐在舞台上做大官的样子,这时一个和尚登场,官员要求查看和尚的度牒,发现是元祐年间下发的,马上将之撕碎,把和尚斥骂出去。一会又来了位报到的小官,该官员一查档案,发现他乃是元祐年间出仕的,于是愤怒地把这个人赶走,宣布任何部门不许用他。这时,官员的家仆跑上台来,说这个月朝廷发的俸禄都是元祐年间铸造的铜钱,问应当怎么处理?官员略一思量,嘱咐仆人把元祐钱从后门抬回家。在观众的喝彩中,丑角摇头念道:“只要元祐钱!”

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某夜晚汴京的天空上出现彗星。不久,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遭到雷击,被断为两截。迷信道教的徽宗很是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党人碑毁坏。宰相蔡京发现此事后,恼羞成怒地说:“碑可以毁掉,但碑上的人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花絮: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耗费十九年的时间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6朝1362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过往的得失作为今后君主治国的借鉴,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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