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身不自由之外，收容所的生活并不太差，苏联人对待这群中日俘虏还算人道，既没有虐待他们，给他们的伙食也够硬，每个月还发生活补助。刚开始，这些过去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还摆架子、装深沉，个个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但不久就原形毕露，有关东军的中将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虏们感叹“世界末日已到”，有敌伪大官为争夺一块面包而大吵大骂，大家撕破了彼此的面具之后，反而活得轻松多了。

在收容所内，打发时光的方式，一是打牌、玩麻将、下棋等“娱乐”活动；二是互相吹嘘以前的风光人生，谈嫖夸富，用过去来安慰现在，尤其是那些伪满大臣们；三是勾心斗角、互相算计。据溥杰说，中国去的这帮人就是成了俘虏后也在拉帮结派，明显不如日本俘虏来得团结，整天尔虞我诈，忙得不亦乐乎。溥仪摆皇帝架子不肯参与“群众”的娱乐，整天念佛算卦。总之，每个人都有各自消遣的方式，都过得很“充实”。其实，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被送进监牢内，大家也在“画地为牢”，并无本质区别。

对于这些战犯们来说，最大的痛苦无疑是彻底失去了和亲人们的联系，彼此都不知生死。人往往在落难的时候才体会到亲情的可贵，尤其是这些以前总是高高在上、“忧国忘家”的“上层人物”们。对于溥杰来说，他一定无数次地遥望东方，想起嵯峨浩和自己的两个女儿。

苏联收容所的“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7月28日，这一天，原来伪满的这些战犯们被苏联引渡给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国后，他们被安置在了专门关押伪满和日本俘虏的抚顺监狱里。这所监狱原本是1936年为收容满洲国政治犯而建的，现在用来关押伪满的领导，正好应了那句古话：作茧自缚。

在抚顺的监狱里，这些满洲国的战犯们的日子过得比在苏联还惬意，毕竟作为中国人，吃大米饭的感觉远远要好过啃黑面包，他们的生活水准甚至是很多铁窗外面的平民所羡慕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苏联监狱和中国监狱，罪犯们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在苏联，改造都是走过场，演戏给苏联人看，而回到国内，非得真刀真枪改造不可。在改造中，原来服侍溥仪的三个侄子思想觉悟提高了，突然间发现自己和溥仪是平等的，拒绝再为溥仪效劳，溥仪也只好自食其力，于是一个曾经的皇帝被成功地改造成了劳动人民。

在那个年代，在改造中，溥杰因为透露出想念妻儿的念头遭到了批判，从此再也不敢于公开场合表现出自己的这一真实想法，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

而嵯峨浩和女儿嫮生回日本后，与接船的慧生重逢，母女三人几经周折到了东京，在嵯峨浩的娘家安顿了下来。战后初期日本的生活非常艰苦，嵯峨浩通过给人教书法以及父母的资助努力抚养两个女儿，她说：“在丈夫生死未卜的岁月里，我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教育两个女儿。只有将两个女儿培养成优秀人才，我的生命才有意义，才能证明我对丈夫坚贞不渝的爱。”

战后初期，中国跟着苏联走，日本跟着美国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别依附于对立的两大阵营，中日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外交陷入断绝。嵯峨浩的亲友们纷纷劝她与溥杰划清界限，毕竟她还年轻，完全可以再找一个日本好男人嫁了。但嵯峨浩不为所动，她坚信自己和丈夫终会破镜重圆。如果那一天真的不会到来，就让自己变成一块“望夫石”吧！

嵯峨浩原本希望将两个女儿都培养成为中国式的淑女，然而，她的愿望只能实现一半。慧生和嫮生渐渐长大了，但这一奶同胞的两个女孩性情却截然不同，一个娴静稳重，一个活泼好动，慧生热爱文学和音乐，嫮生只喜欢体育运动，慧生手不释卷，嫮生却畏书如虎。两个女孩对中国的感情也完全不同，慧生在中国东北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她始终以自己是个中国人和身上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液而自豪，而嫮生却在中国经历了最可怕的一段记忆，这样的创伤终生挥之不去，从此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这样的概念在她的脑海里扎根了。

眼看嫮生在与自己预想的轨道背道而驰，嵯峨浩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了慧生一个人身上，她给慧生请了中文老师教她汉语，希望有朝一日慧生能成为中日之间的和平使者。

慧生一点都没有让嵯峨浩失望，她的中文原本就有一些底子，学起来得心应手，很快，她已经可以自己读中国文学了，她看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读毛泽东的作品是因为慧生觉得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她希望去中国前尽可能地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

1954年深秋的一天，辽宁抚顺管理所，孙所长把溥杰叫了去，问他：“想念妻子和女儿吗？”溥杰想到了前车之鉴，赶忙违心地回答：“不想。”孙所长知道溥杰言不由衷，笑着递给了他一封信。溥杰打开信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信上写着：

……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但骨肉之情却是一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这封信是经周总理之手转交到战犯管理所的，溥杰同时被告知，总理批准自己可以跟在日本的妻女通信。这个意想不到的喜讯让溥杰激动地哭了。不久，嵯峨浩在日本接到了由日本红十字会转来的溥杰的信，夫妻俩在九年死生契阔之后，终于声气相通。

（六）

195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28年的纪念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这是新中国第一次特赦战犯。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战犯特赦大会，所里共有10名战犯在这次得到了特赦，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溥仪，然而，看似罪过比溥仪更轻的溥杰却意外地落选了。

对此，溥杰既为大哥的获赦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继续“深造”而沮丧。与此同时，溥仪对于这件事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溥仪获释回京的前一天晚上，兄弟俩在管理所的一间会议室内进行了意味深长的一番谈话。溥仪严肃地对弟弟说：“我想你的主要问题还是日本老婆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呢？那是让你紧紧地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她要千方百计地拉着你靠拢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必须和嵯峨浩划清界限，和她离婚。即使你将来被放了出来，也要和她离婚，以表明你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此次，你没有批准特赦，恐怕主要还是你没有处理好日本老婆问题。”

溥杰知道大哥是为自己着想的，但他并不同意溥仪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和嵯峨浩的婚姻虽然是由日本人包办的，但是两人之间有真挚的感情，而嵯峨浩也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他渴望自由，但更珍惜爱情。

于是，溥杰又在管理所内待了一年，1960年11月28日，他成为新中国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终于告别了待了11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溥杰特赦回到北京之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溥杰先在景山公园劳动了一年，然后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周恩来考虑到溥杰年事渐老，琢磨着如何把嵯峨浩从日本接过来，让他们一家团聚，也让溥杰老来有人照顾。

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召集溥杰的家属进行座谈，商讨溥杰和嵯峨浩的团聚问题。所有人都赞成夫妻俩破镜重圆，只有溥仪持反对意见，他总是一根筋地认为嵯峨浩是日本派来的间谍。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做通了溥仪的思想工作。

之后，周恩来派人拿着溥杰的亲笔信和亲属的邀请信，和远在日本的嵯峨浩取得了联系，嵯峨浩在自传中写道：“从那以后，我望眼欲穿，焦急地等待着回国。”

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从日本到中国要绕道香港，经广州入境。嵯峨浩无意中成了战后第一个回中国的日本人。因为没有先例，光在香港办理签证就花了三天。1961年5月12日，嵯峨浩所乘坐的列车终于抵达广州，跟她一起回来的，是他们的二女儿嫮生和大女儿慧生的骨灰。而溥杰早在十几天前就从北京来到了广州，这十几天里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天天都等着见面的这一刻。同样的，嵯峨浩抱着慧生的骨灰，心里也是翻来覆去地琢磨，自己第一句话该对丈夫讲什么。

列车到站了，溥杰站在月台上，看见嵯峨浩从火车的阶梯上走了下来。16年已经过去了，经过这么长时间苦难岁月的煎熬，曾经年轻美丽的嵯峨浩现在额顶有了皱纹，身材也已经变得臃肿，溥杰更是老得跟以前判若两人，他比以前整整瘦了一圈，谢顶的额头彻底“向天歌”了。但他们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彼此凝视着，向对方走过去。岁月可以带走青春，却带走不了真爱。

16年的离别，原本计划中有千言万语要向对方诉说，可真到了见面的那一刹那，却发现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的，嵯峨浩默默地低着头，溥杰也只是点了点头，就这么简单，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溥杰走上前，轻轻地从妻子手中接过慧生的骨灰盒，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他当初搂着五六岁的女儿一样，慧生终于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亲的怀抱。

在走向旅馆的路上，溥杰用一只手抱着慧生的骨灰，另一只手搂住嵯峨浩的肩膀，嫮生则紧紧依偎着他们。当年在日本结婚时，小两口就是这样在路上挽着走路的，溥杰写道：

十六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现在当我挽着浩的臂膀一道走路时，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岁月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溥杰自传》）

溥杰和嵯峨浩破镜重圆了，至此，他们的故事也接近了尾声。其实，他们重逢后一起生活的时间要远远多于重逢前，重逢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6年，而重逢前这一数字仅仅是8年，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而重圆后他们一起度过的26年当中，有10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溥杰和嵯峨浩的出身和生平，他们肯定有过很多屈辱和痛苦的经历。

还好，有了周恩来的保护，夫妻俩并未遭受到致命的冲击，比起那些死生契阔的苦难岁月，或许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微不足道。以故笔者翻阅溥仪和嵯峨浩的自传，发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叙述笔墨俭省到了极点，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仿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重逢后的溥杰和浩夫人形影不离，他们经常在自己护国寺街寓所的小院里栽花种树，原本光秃秃的院子渐渐绿树成荫、瓜果飘香；嵯峨浩又重新拿起了画笔，他们一个写字，一个画画，配合得好像一个人；闲暇时他们也经常互相挽着臂膀沿着护国寺大街溜达，边走边和沿街的小贩打招呼，街上的人们都认识这对中日组合的夫妻，也乐于和他们说几句话。他们的女儿嫮生由于无法习惯中国的生活，来到中国后没多久就返回了日本，后来嫮生嫁给了一个日本人，并为溥杰和嵯峨浩带来了四个可爱的小外孙。

每天早上，溥杰都会在慧生的照片前供上饭和水，合掌祈祷，轻声对女儿讲着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好像慧生从未离他远去。嵯峨浩穿起了中式的服装，她还学会了做可口的中国菜，人们说，她已经成了一个“日本血统的中国人”。

1987年6月20日，嵯峨浩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她和溥杰这部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大片这才宣告落幕，但伟大的爱情从来不会随日月的流逝而老去，花瓣凋谢，暗香残留。今天，我们再回首他们跌宕起伏的爱情历程，仍然如闻妙笛，令人徒呼奈何。

又7年，到了1994年2月28日，溥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