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嵯峨浩来到满洲国四个月后，在1938年2月26日这天，为溥杰生下的是一个女儿。溥杰为这个女孩取名“慧生”，他还写了一首五律来纪念这件事：

卒步三十二，

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

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

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

呱尔夜啼声。

慧生在新京市立医院出生后，很多人都来祝贺，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表现。吉冈安直给孩子的礼物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他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尽管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但当吉冈知道嵯峨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还是大失所望，把系了粉红色绸带的礼物扔下便头也不回就走了。

反过来，溥仪对于慧生的降生却高兴得手舞足蹈，“夺位”的警报总算暂时解除了。溥仪除了给嵯峨浩送去贺词之外，还每天派人送来各式各样的补养汤，而且每天汤的味道都不重样。后来，溥仪对这个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慧生格外疼爱，他招待弟弟一家的时候，特地让慧生夹在他和溥杰之间，同样的场合，溥仪妹妹们的孩子却连上席的机会都没有。每次吃饭的时候，溥仪总是可着劲儿地往慧生的碗里夹菜，生怕她吃不饱，这样的关爱一点也不亚于她的亲生父亲溥杰。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结果不小心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看见了，急忙跑过去抱起慧生，送到嵯峨浩的身边，对她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杰对此感叹说：“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慧生的降临也让溥仪与溥杰夫妻的关系有了巨大的转折，溥仪和溥杰原本因为嵯峨浩而出现了一点裂痕，但现在又修补如初了，自此以后，溥杰一直都是溥仪最可信赖的好兄弟。而对于嵯峨浩，溥仪看她的眼光也不像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了，温和了许多。一个女孩的降生竟然挽救了三个大人之间的危机，所以，有人说“慧生”又有另外一层意思，即“会生”。

溥仪很喜欢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当时大名鼎鼎的歌唱家李香兰正是慧生的同学。慧生果然不负其名，悟性极高，钢琴弹得像模像样。后来小女孩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在溥仪的钢琴伴奏下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溥仪还常把李香兰叫来，同慧生一起弹琴助兴。

慧生学起话来进步得也很快，她按照清朝皇族的规矩，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慧生最喜欢父亲溥杰，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并用自己喜欢的拍子唱给父亲听。溥杰为此高兴得忘乎所以，每次都跟女儿一起唱，似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孩儿，他说：“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而嵯峨浩也被父女俩的快乐所感染，后来她回忆说：“那时候真是我们家幸福的鼎盛时期。”

据溥杰自己说，“慧生”这个名字意味着“智慧高深”的意思。溥杰肯定想不到，16年后，正是这个“智慧高深”的女孩，神奇般地帮助父母在生死两茫茫之间再度觅得对方的踪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

让我们再回到1945年去。

中日战争的8年，正如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对于溥杰和嵯峨浩夫妇同样是十分漫长而难熬的8年。只是前者更多出于肉体的折磨，而后者更多来自心灵的煎熬。尽管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夫妻俩先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1940年3月，嵯峨浩生了二女儿嫮生），尽享天伦之乐，然而，活在日本人刺刀的阴影下，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战争到了后期，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败退，预料到大事不妙的溥杰更有一种深深的绝望感。1943年秋天，溥杰再次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他携家带口而往。然而这时日本国内的状况也日益恶化，由于战时物资的匮乏，就连像他这样的人吃饱饭渐渐都成了奢侈。到了1945年，情况更加恶劣，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们都走上了战场，溥杰已经无书可读，再加上他放心不下远在中国的溥仪，于是决定回国去。

1945年2月，溥杰和嵯峨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7岁的慧生因为要读小学，留在了日本的嵯峨家。清晨，慧生在日本的羽田机场为父母送行，这天天气很好，隔着飞机的窗户，溥杰清晰地看到慧生微笑着朝自己和妻子挥手。只是他预料不到，这竟是自己这辈子最后一次看到心爱的女儿。

日本困兽犹斗，回到东北的溥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只待宰的羔羊，等待着被抬上砧板的那一刻。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10日，溥杰从吉冈安直嘴里得知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国境，估计第二天就会到达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附近，关东军打算带着溥仪退守通化，并通知他们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听到这个无情的消息后，溥杰血往上涌，他认为与其被日本人逼着在通化自杀，不如就在这里选择自我了断，这样至少死得比较有尊严，他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枪套……

就在这时，嵯峨浩疯狂地扑上前去，夺住了溥杰的手：“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你怎么能丢下皇帝先去死！”

嵯峨浩的一番话让溥杰从死亡的冲动中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家庭、这个“国家”的责任，是妻子的一番话将他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正是到了大难临头，才看得出真正的夫妻情分啊！

8月11日，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宫内府开始了“迁都”，实则为狼狈的逃难。在一片慌乱和滂沱大雨中，所谓“迁都”开始了，溥仪和溥杰等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们由关东军警卫军和宫里的警卫军护送着乘坐宫廷列车南逃，与溥仪一同南逃的还有清朝历代祖先的牌位。列车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一个名叫大栗子沟的地方停下来，这是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小山村，因为溥仪曾逃难到此这小山村才为后人所知。溥杰说：“这里风光明媚，长白山层峦叠嶂，早晚随着阳光的浓淡，不断变换它的新装，可是我们无心欣赏，再美丽的风景也徒然让我们黯然神伤。”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溥杰、嵯峨浩、吉冈安直都第一时间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消息，所有人都在流泪、痛哭，尽管哭泣的理由并不一样。

8月18日，溥仪宣布退位，“满洲国”解体，短命的伪满洲国在生存了13年零5个月之后，在大栗子沟这样一个偏僻得适合隐居的地方结束了它的尴尬生涯。那些从新京捧来的清朝历代祖先的牌位被扔入熊熊烈火中，溥仪和溥杰兄弟复辟大清的梦想随之烟消云散。在爱新觉罗崛起的长白山麓，一个王朝的起点也成了它的终点。

事后兄弟俩一合计，觉得唯一的道路就是逃亡日本，于是通过关东军向日本大本营提出避难请求。溥仪决定从大栗子沟出发，到通化乘飞机经朝鲜平壤到东京，其他人乘火车及轮船相继去日本，一起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

受飞机定员的限制，溥仪的随行人员只有溥杰、三格格的丈夫润麒、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毓嶦、毓嵒、毓嵣三个侄子，以及一名侍从和一名侍医，加溥仪共九人。皇后婉容以及嵯峨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准备等第二批再去。

溥仪和婉容等人告别，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可以坐第二批飞机，或从陆路经朝鲜到日本来。只要到了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今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已经把钱提前汇到日本去了。”

溥杰也和嵯峨浩道别，他显得很兴奋，因为很快他又可以见到自己心爱的女儿慧生了，他对妻子说：“你和嫮生随后就来吧！今后，我再也不当这皇宫内的差使了，我们一家四口子好好过日子吧！”嵯峨浩听了，轻松地答道：“是啊！我随后就来。”

谁能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6年！

19日清晨，从通化起飞的飞机上，溥仪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飞行，这是他坐飞机的“处女航”，这位曾经退位三次的皇帝，终于体验到了什么是“飞龙在天”的感觉了。不过在高空上，他的感觉并不太美妙，他头晕得紧蹙双眉。更让溥仪失望的是，他第一次“飞龙在天”之后的几个小时就“亢龙有悔”了，飞机并没有飞往原定的目的地朝鲜平壤，而是鬼使神差地停落在沈阳奉天机场。一下飞机，溥仪和溥杰兄弟就被苏联红军带走了，从此他们在苍凉的俄罗斯远东啃了五年的黑面包。

溥仪和溥杰被苏联人抓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栗子沟，嵯峨浩听到这一消息，“惊惧得几乎停止了心跳”，想到丈夫有可能被当成战犯枪毙，嵯峨浩“几乎快急疯了”。可是面对年幼的女儿，她只能从悲痛中强打起精神振作起来，决定自己想办法到日本去。

然而，嵯峨浩向关东军求助，关东军方面泥菩萨过江，杳无音信。9月初，大栗子沟出现了专门袭击日本人的胡子帮，在日本人统治下压抑多年的东北人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机会，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日本人，把找到的日本人一个个剥得精光，然后“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嵯峨浩和女儿换上了中国妇女的服饰，在溥仪的妹妹五格格的保护下，才侥幸逃过了一劫。

后来通过满铁的关系，爱新觉罗的家属们才在11月初乘坐火车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临江。然而，这次转移却让嵯峨浩失去了自由，她在临江遇到了共产党的军队，由于当时东北的八路军里面有不少“弃暗投明”的原伪军人员，他们马上认出了婉容和嵯峨浩，她们就这样被“保护”了起来。

在之后的一年中，嵯峨浩带着孩子嫮生随共产党的军队辗转于通化、长春、吉林、延吉、佳木斯等兵荒马乱的满洲各地。从收容所到监狱，从军用大货车到畜力大板车，她都亲身体验到了，可谓渡尽劫波。

从通化到佳木斯，这一路向北的随军迁徙中，嵯峨浩所经历的有炮火纷飞、乱军交战的“通化事件”，有足以让人精神崩溃的日复一日的审问逼供，有丧尽尊严的在大街上以“汉奸伪满洲国皇族”的身份游街示众，但她都以常人难以承受的坚强毅力扛了下来。在长春，嵯峨浩被无罪释放，但是她为了照顾重病的皇后婉容却选择继续留了下来。不过，一直被无法满足的鸦片瘾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婉容最终被扔在了半路上，死得尸骨无存，这是嵯峨浩第一次直面生离死别的苦痛。

在佳木斯重获自由的嵯峨浩带着孩子辗转到了哈尔滨，她换上了日本农村劳动妇女的衣服，混在开拓团成员的归国队伍中，乘着敞篷铁路货车南下，最终到达了锦州。这一路上同样难关重重，在国共对峙的地段，铁轨被扒掉，她们不得不背着行李徒步在沙石路上走两天两夜；在国民党占领区，国军士兵不断地来找日本归国团要“花姑娘”，好比当年日军找“慰安妇”。

最可怕的是，就当他们在离锦州不远的葫芦岛上等待归国的船只时，嵯峨浩突然被国民党逮捕了，之后她和女儿被送到上海，以战犯的身份软禁起来。幸好这样的监禁不算太严格，1946年12月，在上海日本军队留守处大尉田中彻雄的帮助下，嵯峨浩终于从被软禁处的松井公馆逃了出来，登上了最后一艘日侨归国的轮船。第二年的1月10日，嵯峨浩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这一年零四个月的“流浪”是嵯峨浩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在《流浪的王妃》中，嵯峨浩写道：

自从一年零四个月前和丈夫分别以来，我拉着嫮生的手，在中国的土地上，颠沛流离，东奔西走。枪林弹雨中，在饥饿与寒冷的煎熬中，在冰冷的监狱里，我曾经万念俱灰，陷于深深地绝望中。我曾经多次目睹出卖亲人、欺骗朋友、互相残杀的悲剧，我挣扎在那地狱般可怕的世界里，听任命运的无情摆布。但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摆脱了那无形的阴影，不再胆怯。

（五）

在溥杰与嵯峨浩分别的前九年中，他们的人生是完全不相交的平行线。

溥仪、溥杰先是被关押在苏联赤塔的一家旅馆内，很快又被送往伯力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和他们一起被关押的有同时被捕的妹夫、侄子，以及后来被捕的溥仪老丈人荣源，即婉容的父亲。另外还有一批日本高级战俘和伪满的文武高官，正如溥杰说“真是洋洋大观，集敌伪于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