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项美丽满头大汗地胜利归来，邵洵美和盛佩玉站在马路边迎接卡车，仿佛迎接凯旋的英雄。夫妇俩将拿回来的东西一件件过目翻弄，就像是拾到了珍宝，欢呼雀跃。接下来的几天，项美丽和邵洵美一起在庭院里晒着他的那些古籍书，他们在冬日的暖阳下幸福地依偎。

项美丽不仅把印刷机运了回来，还搬回了几百令白纸。邵洵美将纸卖了，并在徐家汇租到一处房子，安装了机器，印刷厂重新开业，很快接到了印制《中华画报》和《良友画报》的生意，一大家子的生活来源又有了着落。或许是为了表达对项美丽的感激之情，盛佩玉亲自提出让她和邵洵美结为连理的想法，为此她还按习俗送了项美丽一对玉镯。

在妻子的鼓励下，邵洵美向项美丽求婚了。为了不让项美丽觉得自己是在给人做“妾”，邵洵美想出了一套说辞，他说自己从小过继给了无后的伯父，既是父亲的儿子，也是伯父的儿子，这样等于是两个人，可以有两个合法的妻子——也只能有两个。为了让项美丽更加安心，邵洵美还提出可以过继一个女孩给项美丽，而她去世后也可以进他们邵家的祖坟。

项美丽真的和邵洵美去律师办公室按中国法律签了一份结婚证明，她是不是真的被邵洵美的言辞感动了，我们无从知道，但项美丽显然知道，这一张婚姻证明可以拯救自己的爱人。在日据期，正是这份证明，让邵洵美可以借着项美丽的名义继续开办印刷厂和出版社，于日本人刺刀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的空间。项美丽不仅成了邵洵美印刷厂的主人，还是他名下杂志的老板和主编之一。由于她是他的妻子，这一切合理合法。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项美丽似乎更愿意当情妇而不是小老婆，前者明显比后者要优雅得多。邵洵美也好，项美丽也好，两人对于结婚都有点无奈，因为这会让他们这场唯美的恋情变得世俗。事实上，两人都把婚姻当成权宜之计，心里并未当真，也不想以此来约束对方。

在这国家兴亡之秋、生灵涂炭之际，邵洵美再也没有心情继续吟赏烟霞了，这个颓废的诗人终于振作起来，成了握笔的战士，他用项美丽的名字注册了中英文两份抗日杂志《自由谭》和《自由评论》，之后杨刚女士翻译的英文版毛泽东《论持久战》也是由邵洵美付印并秘密传发的。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办这样的刊物要冒很大的风险，法国巡捕督察处在得知76号要对邵洵美动手的情报后，将其告诉了邵洵美。邵洵美买了把小手枪防身，他躲在项美丽的住处，很久不敢回家。有一次日本人找上门，问项美丽是不是《自由评论》的老板，项美丽骄傲地昂头称是。但很快，这两份杂志因为日本人的注意而不得不流产。

1939年9月，随着欧战的爆发，美元英镑的汇率持续跳水，上海围城中项美丽的生活也越来越不好过，她不得不节衣缩食，乃至当起了“包租婆”，她把自己住的公寓里多余的房间全租出去。虽然名义上项美丽是邵洵美的妻子，但是她从未借此获得什么好处，况且这个时候邵洵美也拖家带口，自顾不暇。当一份充满幻想的爱情沦落到柴米油盐的琐碎境地时，离它结束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随着危险的日日逼近，上海租界里的西方侨民人人都在计划着逃路。项美丽远在美国的家人频频来信，催她赶快逃出中国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安全的美国去。项美丽并没有离开中国，但是她却离开了上海，这次离开拯救了她的事业，却埋葬了她的爱情。

项美丽离开了上海，这并非是背弃邵洵美的出逃，相反，她是在邵洵美的极力撺掇下出发的。原来，在项美丽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有国外的出版公司高价邀请她写一本关于宋氏三姐妹的传记。当时很多西方记者都想采访宋氏三姐妹，但最终都不得其门，悻悻而归。当项美丽把这个消息告诉邵洵美时，她也抱着不可能实现的想法，然而，邵洵美听完后却拍手称好，并让她放手准备，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邵洵美之所以敢打保票，源于宋家跟盛家之间的陈年交情。宋蔼龄当年曾经做过盛五小姐（盛关颐，邵洵美的姨母，盛佩玉的姑母）的英文教师，两人情深似姐妹。邵洵美带着项美丽去香港拜访了盛关颐，通过她的引见，他们又拜访了宋蔼龄。果然，宋蔼龄不仅同意了项美丽的写作计划，还说服了自己的两个妹妹给予配合。

1940年3月，宋氏三姐妹因宣传抗战在重庆团聚，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访问。《宋氏三姐妹》的写作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血与火中展开，项美丽常常抱着打字机钻进防空洞，有时还不得不冒着危险坐滑竿去采访隐居在山林里的蒋介石夫妇，“其间不止一次差点被炸死”。邵洵美则在上海为项美丽广集资料，并译成英文寄给她……

繁忙的工作可以迫使项美丽戒掉烟瘾，却戒不掉对恋人的思念，可是当她写信希望邵洵美能够到重庆相聚时，邵洵美却回信说：“费用太贵了，而且，要是我去了重庆，日本人知道后会找佩玉麻烦的。”战争的磨难使邵洵美成熟了，这个一度玩世不恭的男人终于浪子回头，懂得了什么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这也宣告了他们的爱情历险记已经写到了剧终。

1939年11月，项美丽完成《宋氏三姐妹》书稿后去了香港，她没有再回上海。《宋氏三姐妹》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后，当即成为了畅销书，项美丽也因此一举成名，这本书的成功也成了邵、项恋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