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她在世间华丽的凤冠霞帔披上，却演的不是自己，就像华丽的木偶，演尽了所有的悲欢离合，而那一言一行皆不是自己，此时，一切终将结束，世界在她眼里，终会烟消云散，她是一朵折下的花瓣，生命已经在倒计时了。

她如同烟花一样，绽放时流光溢彩，却只有刹那芳华！

她的人生，就是一场场浮华的化妆舞会，她笑得比烟花灿烂，而散场以后，她却比烟花寂寞，她不过是个落寞的女子独自走在她黯淡的归途。

她一直在追求着，一生至少该有一次，被人爱和爱人，她都没有得到过，每一次爱情都流光溢彩前来，带着所有美丽的幻象，而当她陷落进去，一切还原，不过是残酷的真实，没有爱，只有欲望，为她最好年龄时的美色，为她的钱财而来，却没有人肯为她的心而来。在她最美好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她爱的和爱她的人在身边。

想当年年少，他们也曾因爱浪漫地携手；但几度沧桑变化，她成了明星，他成了无赖，宁愿形同陌路。

想当年遇见，他们也曾因一见钟情而倾我至诚，但长相厮守后，却宁愿当初从来没有爱过。

或许是该离开，或许不该再依赖，或许要去释怀，或许释怀时，就注定了要离开……

1934年2月12日，春节，在阖家欢乐的日子里，孤独而无去处的艾霞吞下了鸦片。她在临终前留给在场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她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 ，被称为 明星。

她人生最后的辉煌是自编自演的电影《现代——女性》。

影片以她自身的经历为背景，她16岁为逃避包办婚姻，从北京来到上海避难，到了上海投身到电影界。《春蚕》、《丰年》、《脂粉市场》、《旧恨新仇》、《时代的儿女》，被认为是“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

她曾经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1933年我的希望》，在文中她说：

“1933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1932年同1933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它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就应该怎样使它变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电影发展的关键。”

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演员，但是现实生活中却是陷在感情中作茧自缚的不幸的女子。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好友王莹也跟她一样是能写能演的 演员，一直劝她，希望她能去追求纯洁的爱情，艾霞却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但是最后发现这个男子除了老婆，还另有情妇，这令艾霞心痛不已，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

于是，艾霞便编了这部《现代——女性》，讲述一个联合地产公司女职员葡萄，追求自由的爱情，恋上有妇之夫，并有孩子的新闻记者余冷。拒绝了自己领导史经理的追求，史经理遂将其解聘。这时，正逢余冷的孩子患病，为救所爱之人所急，葡萄便卖身与史经理，为爱人筹得救急之金，然而余冷接连遭遇不幸，孩子摔死，自己又被报馆解聘。葡萄叮嘱其不要将失业之事告诉他的妻子，以便余冷能以上班的名义行两人幽会之时。这时，葡萄想跟余冷一起去旅游，为筹措旅游之资，葡萄又去约会史经理，在其熟睡时趁机偷走四千元支票，被史经理发现后，以偷窃罪入狱。

余冷从报上看到葡萄被捕的消息，恨其行为不端，而余冷的妻子也发现了丈夫的私情，愤然离家出走，余冷从此意志消沉。身在狱中的葡萄遇到了女革命者安琳，用社会现实和自己的经历劝导她， 她觉悟了。一年后刑满释放的她，在监狱门口，遇到了也在服刑的余冷，然而此时，她已经不再爱他，自己奔向了新生活。

影片可以看出艾霞对挣脱恋爱牢笼的幻想，但自己又避免不了的作茧自缚。

最终，在1934年2月12日，她披散着头发，红着眼圈去化妆间找好友王莹，她问“这个周日一起玩好吗？”王莹忙着拍戏，说等她拍完戏吧。当天夜里，孤独无助的艾霞吞烟自杀了。死时，她22岁。是民国首位自杀的女影星。

她给世人留下一首诗：“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报恩我的良心。”

柯灵先生曾在《悼艾霞》一文中这样写道：“艾霞有理想、有热情、有勇气，她是能够倔强地生活的，却终于在桃符万户、旧岁更新的时节毁灭了自己……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她走到这条末路，是多少年来挣扎斗争的不幸结局。”

这一年剧 孙师毅以艾霞的一生为素材编写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蔡楚生导演。蔡楚生曾拍过《粉红色的梦》等片，其中的胭脂气，在国难当头时饱受诟病，他的这些片曾找过阮玲玉，但被阮玲玉拒绝了。后来，在海边长大的蔡楚生拍了他熟悉的渔夫的艰苦生活的《渔光曲》，这成为他的代表作，是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故事影片，曾经创造了连续放映84天的记录。

此时，蔡楚生找到阮玲玉，请阮玲玉能演片中的女主角韦明。

韦明是个音乐老师，也是个 。

她喜欢帮她出书的编辑，但不喜欢她的娇弱的编辑对她总是冷冰冰的。而她却被学校的校董紧紧纠缠，猥琐的校董邀她去舞场，在舞场里向她求婚，她冷笑一声：“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结婚！结婚能够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

此时韦明的姐姐带着她的孩子来找她这个妈妈。

曾经她与一个年轻人相爱，有了孩子，家里反对，然后她跟那年轻人私奔了。但结婚后，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抛弃了母女俩，跑了，她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姐姐那里，一人来到了大上海。

韦明与之闹翻的校董让学校停了她的课。在她失业之际，她投稿的报社的记者也趁虚而入，想要非礼她，被她骂走了。

韦明交不起房租交不起饭费，连钢琴也到期，被公司收回去了。而此时她安排住在旅馆的姐姐打电话来说孩子病重了。

孩子得了肺炎，需要一大笔医疗费。

她去预支小说的版税，被拒绝了。

此时校董来威逼利诱她。拿出一枚价值3200元的戒指向她求婚，阮玲玉看着这价值不菲的戒指，想着自己的孩子需要一大笔钱，内心挣扎了许久，还是拒绝了说：“我是不会结婚的，因为我不能做一世的奴隶！——不要说我现在没有心恋爱，并且也不会爱你这样的人！”

她赶跑了校长，自己照顾了孩子几天，孩子的病越来越危重。

有拉皮条的看见了她，引诱她去卖身。望着垂危的女儿，她不得不答应了卖身。卖身的时候却碰到那个嫖妓的人竟然是校董。

校董大笑说：“不必再戴什么假面具了！我们讲买卖罢！一晚要多少钱？你自己说！我给你三千二，成吗？”

韦明受不了这种刺激，打了他一巴掌，狂吼道：“你们这班狗，设下了种种的方法，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来出卖给你们！……”

“……你们这天罗地网，你当永远是天经地义吗？哼！总有一天……”

她夺门而逃。

后来报纸的记者正在力捧女 韦明，校董找到记者，跟他说韦明是一个如何如何不顾廉耻招蜂引蝶的妓女。

而此时韦明的孩子死了，最后的支柱轰然坍塌的韦明也吞了安眠药。

有心脏病的她痛苦至极，她跟姐姐说：“姐姐……我实在不能再活下去了……这社会，我们又没有力量去改造它……”

在她要死的时候，记者却在极尽污蔑之词在写女 韦明的丑史，然后来到她家，发现她自杀了，不是救人，而是继续写报道。

只有对韦明一直冷冰冰的编辑赶来，送她到了医院。

她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大街上到处在叫卖着有关她的报道：“三个铜板，看到女 韦明自杀！”

在医院里，短暂醒过来的韦明看着身边的好友说：“你们……救我……是什么意思？……你们还嫌我苦吃得不够吗？……”

朋友劝她：“……你的烦恼比我们多，痛苦比我们复杂，我是知道的；但无论如何，自杀总是弱者做的事！你死，反而落得旁人一场讥笑，你想想值得吗？”

她说：“管它值不值得，‘眼不见为净’啊！”

她的朋友拿出报纸给她看，上面写着：“女 韦明自杀，浪漫女子之下场，摩登姑娘之殷鉴。”然后是生前秘史大暴露——说她是妓女，养有私生子。

然后，还大言不惭地总结到：“自杀不可成风，女性终为弱者。”

看完报纸的濒死的阮玲玉怒吼：“我——要——报——复！”

她暗恋的那位编辑劝她：“生活就是搏斗。你倒下了，只要再站得起来，到最后是一定会胜利的！”

她依稀看到了希望，她的朋友再劝她：“死了，不是一切都完了吗？个人的复仇主义虽然不中用，但‘活着’，却无论如何是一切都前提！”

韦明坚定地点点头说：“好！我准备活下去！我要丢开一切个人无谓的烦恼，来开始我的新生。——好在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而这边看到她自杀消息的出版公司的老板连说可惜可惜：“可惜没叫她多写两部小说——不知道有遗作没有？倒得打听一下。”还说要给韦明发起个追悼会，那记者嗤之以鼻，出版公司的老板说：“我们并不是真对她有什么感情，不过，我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就是对于你们，不是也可以增加点新闻资料吗？……”

而这边韦明挣扎要努力想活下去，但是她活不了了。她依稀听到了她为朋友谱写的新女性的歌曲，在学校里唱响，她求着医生，屏幕上随着她的嘴型喷出来一系列大字：“请救救我！”“我要活！”“我要活啊！”

在“我要活”的呼喊中，她死了。

阮玲玉在演绎这个吞药自杀的形象时，曾对朋友黎莉莉说：“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我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我自杀时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每当一片安眠药片吞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新的想法涌上心头……”

拍完这场戏，全场静默无声，阮玲玉因入戏过深，拍摄结束，她的情绪依然无法平复。蔡楚生留下来默默陪伴着尽情哭泣的阮玲玉。

蔡楚生曾夸赞阮玲玉在《新女性》中的表演说：“在《新女性》的合作过程中、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看到她（阮玲玉）许多好的表现，也从她的片语只言中，或通过剧情的矛盾斗争她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感情中，看到她内心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她在向往什么，又在追求什么；我们都十分敬重她，也为她在思想上的这种进步而高兴；但她终究是一个太温情、感情太脆弱的人，我们又无时不为她的处境而耽无穷的忧虑。” 

他为她深深忧虑着，而她在表面快乐的时候，只有蔡楚生看到了她心中藏得很深的悲情，黎莉莉1982年回忆：“有一阵子，阮玲玉喜欢唱美国电影《蓝天使》主题歌，她用英文再三地唱‘我再次堕入情网，我从来没想这样，我将怎么办呢，谁也不能帮我’。蔡楚生最了解她，经常对我说：‘莉莉，去陪陪阿阮，别让她闷出病来。’当时我年轻幼稚，不理解其中衷曲。等我意识到她的心情，已经是她自杀后。”

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在阮玲玉向他求助时，他没有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终让红颜成了薄命。

这是一个很绝望的影片，绝望的韦明，绝望的阮玲玉，绝望的电影，绝望的现实。韦明少女时代的情人，其轻浮无情，正如张达民，后来韦明在上海时，追求她的富豪校董，其实不过是用钱玩弄女性的无耻小人，一如阮玲玉之于唐季珊。

也许演这个影片的时候，在现实生活里，夹在两个男人之间没有出路的阮玲玉也一点一点有了死志。她开始攒安眠药。因为曾经她有过自杀的事情，她失眠时吃的安眠药一直由她母亲保管，母亲按她的需要给她药量。就是《新女性》里韦明想要活下去的意愿都不能打动她，这个世界太丑陋，她跟韦明一样更愿意：“眼不见为净”，他人的是非评说，终与自己无关。

1935年2月3日，《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剧院正式上映。上映后获得良好反响，但一些记者观后认为，片中塑造的记者角色侮辱了记者，他们深感不满，联名向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提议，请求召集紧急会议，对该片侮辱记者一事商议应付办法。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后，决定向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将该片侮辱记者各点予以剪去；

第二，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

第三，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等事件发生。

一开始，蔡楚生、孙师毅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然后记者公会威胁道：以后关于联华广告，请一律拒登；如有联华宣传稿件，从此永勿刊载，以示拒不合作。

受到威胁的联华影业的老板不得不让步，在各报刊登载道歉广告，经过此番周折之后，经过删节的《新女性》才得以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

但是在《新女性》里饰演被记者伤害的女性的阮玲玉，在现实中却没有被记者放过，他们跟片中记者一样猥琐地偷窥着阮玲玉的私事，用自己龌龊的心态发挥着想象力编造情节，用各种侮辱性的词语报道阮玲玉的感情，张达民将阮玲玉推向法庭接受大庭广众下的审视成为这些记者集体的狂欢。

他们跟影片中的记者一模一样，到死都没放过阮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