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奈特利夫妇在哈特菲尔德滞留的时间不长。天气迅速好转，该启程的人可以启程了。伍德豪斯先生照例挽留一番女儿和外孙，结果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全走了，又哀叹起可怜的伊莎贝拉的命运来。实际上与可怜的伊莎贝拉朝夕相处的人正是她最爱的人，她只知道他们的长处，不知道他们的短处，整天忙忙碌碌而无忧无虑，她的命运与哪个幸福的女人都能相比。

就在他们走的那天晚上，埃尔顿先生叫人给伍德豪斯先生送来一封信。这是一封彬彬有礼的长信，寄托着埃尔顿先生的深情厚意。信上说：“我拟明天离开海伯里去巴思。几位好友相邀，盛情难却，我已应允欢会数周。由于天气欠佳及事务繁忙等原因，不能亲往府上辞行，深表歉意。你的款待我将铭记心中。如有差遣，乐于从命。”

爱玛又惊又喜。埃尔顿先生暂时回避是她求之不得的事。她佩服他有主意，虽然对这封信的写法不太欣赏。他对她父亲毕恭毕敬，把她却撇在一边，这明明出于有意。甚至开头的客套话也没有一句与她有关，她的名字不见提到，总之是反常态。尽管恭维一话连篇，他这种郑重其事的道别方式并不髙明，爱玛一幵始很担心她父亲会起疑心。

然而没有。她父亲对埃尔顿先生突然去外地感到诧异，担心他能否一路平安，没有看出字里行间的奥妙。这封信来得好，本来晚上父女俩得受孤凄，现在有新鲜事可想、可说了。伍德豪斯先生惊叹不巳，爱玛一贯能说会道，用一些叫人听了髙兴的话说得他不再对这件事感到惊讶。

她决心不再把哈里特蒙在鼓里。她估计她的感冒已近痊愈，心病也应该争取在埃尔顿先生回来前治好。于是，第二天她来到戈达德太太家，硬着头皮说明实情；这是件难堪的事。她不得不摧毁她煞费苦心培植起来的全部希望，向她疼爱的人报告坏消息，承认自己对这件事的设想，过去六个星期里的观察、信念、预言全大错特错了。

爱玛边说边又感到羞愧，特别是看到哈里特流出了眼泪，更觉得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哈里特一直静静地听着，对谁也没有责怪，只表现出一种诚实的性格和自卑心理，而此刻这正是她朋友所需要的。

爱玛一时间觉得单纯和朴实是了不起的品德，世界上最可亲可爱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哈里特。哈里特认为自己无可抱怨，埃尔顿先生这种人的感情本来就不可企及，她根本配不上他，只有一位像伍德豪斯小姐这样过于爱她的好心朋友才认为满有希望。

她流了很多眼流，悲伤里没有虚假，在爱玛看来，哪一位地位髙的人也不及她可敬可佩。爱玛静心听她说，用出自肺腑的话安慰她。她这时觉得，她们俩比较而言是哈里特强；爱玛有天才有知识也徒然，如果像她，反倒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她现在开始学做一个简单、无知的人是来不及了，但她临走时还是抱着已打定的主意：要谦恭，谨慎，从今后不再凭空乱想。现在，她的头等大事是侍候父亲，除此以外就是使哈里特过得快乐，就是用一种比替人牵线搭桥更好的办法证实自己的一片真心。她把她接到哈特菲尔德住，无微不至地关怀她，想方设法不使她感到苦闷而感到高兴，还叫她看书，与她聊天，让她不再想埃尔顿先生。

她知道，达到目的尚需时日，而她对这类事并不知深浅，具体说来，人家对埃尔顿先生的感情并摸不透。但是她估计哈里特年轻，一切希望又已破灭，等到埃尔顿先生回来时，几个人的情绪完全可以归于平静，可以像普通相识的人一样往来，不至计较旧恨，甚至再添新仇。

哈里特从心底里把埃尔顿先生当完人，认定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的品貌能与他媲美，实际上对他的爱比爱玛想象的要深。但是爱玛觉得，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必然地、无可避免地会被克制，不相信天长日久还会有。

她估计埃尔顿先生回来后必然会摆出一副显然瞧不起人的架势，如果那样，哈里特反而不会痴心想他，也不会再把幸福寄托在他身上。

这两人同住在一个地方，而且只能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对谁都不利，对爱玛也一样不利。他们搬不了家，甚至避免不了往来。他们必然要见面，而且机会不少。

戈达德太太学校里的老师和年岁大的学生众口一词夸埃尔顿先生，她们的话会使哈里特更伤心。只有在哈特菲尔德，她才能听到有人对他进行冷静的分析，说出无情的事实。在哪儿受的伤得在哪儿治，爱玛感到如果不看到哈里特的创伤愈合，她也不会有真正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