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

我读书那会儿，有一个姓屈的英文老师。面对同学在课堂上睡觉这种事儿，他从不气恼，更不会脸红。相反，他会放下书，坐下来跟我们聊他的青春。他总说：“我提倡你们做白日梦，因为只有先有了这个白日梦，你们才会有动力去把它变成真的。”说完他会拿出一台录音机，塞进去一盘磁带，给我们放歌听。

朴树的歌总是那么好听，我最爱的是《白桦林》。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趴在书桌上，眼睛看向窗外操场上的合欢树，风吹起来时，叶子与叶子热烈相拥，阳光也不显得刺眼。我还记得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在操场上奔跑的样子，女生与女生拉着手偶尔挽起鬓边的发，一切都美得如同幻境……在十年后的这个冬天，我突然想起这些画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知道，在单薄的青春里，能够支撑我们的，总是这样那样的幻想，白日梦显得尤为重要。

那时候，我的梦想朴实又现实，我想做一名语文老师，或是当个 ，直至我离开那个小城。后来的这些年，我在这座城又或是那座城满眼看到的都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再也没有看到过合欢树，也甚至再也没有听到过朴树的声音。人们总聊金钱多过于梦想，梦想变得遥不可及。

二〇〇七年，是我的幸运年。我离开工厂，开始给纸媒写稿。

也是这一年，我认识了安小漠。我们都热爱写作。在很多个深夜，一起在网上聊天，互相聊写作。从一个个深夜，到一个个天明。早些年的文字是跳跃在指间的焰火，让人着迷，让人惶恐。迷人的是，它们从指间流淌而出，遵从于心；惶恐的是，那些印在纸上的字，字字剜心。

我一直都相信因缘，对世间所有相遇都深信不疑。就好像六年后的今日，我与安小漠两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内，两人都没有过多的惊讶，仿佛一早就知道会发生一般。

六年后的安小漠，与六年前的安小漠没有什么不同。她还是那个活在梦中的少女，为梦想而活，为最初的爱而活着。

二〇一三年八月，我在为手头上做的一本书拍摄一个短片。聊的话题很粉红、很少女，当时我在旁边坐着，听她讲十七岁的故事。那会儿天很热，阳光热烈，窗外的蝉鸣没完没了，跟十七岁时没什么两样。中间我好几次很恍惚，以为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就是我。

那个说话颤抖，满怀一腔孤勇的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可不就是我吗？可惜，我们都没有那么勇敢。唯一做过最为勇敢的，就是在正当年纪毫无指望地爱上一个不会在一起的人。

有天晚上，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吃饭。在烧烤店里，坐在隔壁桌的女生一直在喝酒，期间跟坐在对面的男生哭诉：“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痛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没少流泪，坐在对面的男生除了沉默着挠头，再也没有别的举措。

成年之后，我们渐渐知道，在很多事情面前，安慰是最无用的。可除了安慰，我们似乎也不能给最想关心的人什么了。安慰变得重要，也变得可笑，它甚至根本不值得一提。因为总有比它更大的东西。

《圣经》里说，最大的是爱。

没有什么能比爱更大，没有什么能比爱重要。

爱多重要，问问你自己的心，问问那些你哭泣的夜，你就会明白。若是你还不懂，不妨来问问安小漠。

写作这些年，写过的故事不少，听来的也不少，却从未听说过，一个人会将一份爱藏在心底十年。这十年，她过得不痛快，有一份爱藏在心里，不敢说，不能说。怕说了会消失不见，怕说了会得不到，怕说了会像十五岁时看过的海浪拍在暗礁，怕说了会像气泡说破就破灭了。

爱他，便是她唯一的英雄梦想。

有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又聚在一起，有人失恋有人暗恋有人正在恋爱。也是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抢过了她的手机，告诉了那个男生，她心中的爱与愁。后来，她一个人抱着一瓶酒边喝边哭。屏幕里播着的歌分外应景，杨千的《少女的祈祷》。那歌词写得真是好，“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怜悯罪人”。

那天一直到很晚，我们才回去。在出租车上，我们聊天，说起最初的梦想，她说最开始写东西完全是因为那个人，他说他会看，于是自己就要一直写下去。写作于她而言就像是一个美梦，给她搭建过一座空中花园，让她靠近他，以另外一种方式占有过他。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是勇敢的。

而作为朋友，着实不希望见到她一直这样下去。

因为不快乐，因为不幸福，因为不值得。可是，爱就是爱，哪有那么多可去计较的。只知道靠近那个人时，一颗心好像是破土的种子，在他面前长出枝叶，想让他避一避太阳的光，哪怕他不需要这片阴凉。

是啊，我们无从计较这些。一个梦醒了还有下一个梦，而唯独爱他，是做过最长的一个白日梦呢。惟愿沉醉其中，不要清醒。

只有在梦中，麦子和麦子还长在一起，河流与河流会归于一处。

也只有在梦中，有情人都会成眷属。

段年落 　　　

2014年1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