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走访了已经退休的杨渭源老先生。杨先生精神矍铄，他原来在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赵建国的事业刚刚起步，是杨老先生最早发现了集美家居而这一商业新锐力量，并且是他最早对赵建国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回顾赵建国一路走来的过程，杨老先生非常感慨，想当年，赵建国创业的道路，可谓筚路蓝缕，杨老师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人》杂志上，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件令赵建国感到非常难过的往事。

1988年的时候，赵建国经过几年的奋斗，已经成功地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个时候，他的手里有了几十万元，腰杆子也硬了起来，有一种功成名就的感觉。

赵建国是一个重视承诺的人，在他当初下海的时候，曾经对四十中学的老领导说过，“我赵建国去做生意，不是为了我个人发财致富，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能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点事儿。”现在，他的创业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是该兑现当初诺言的时候了。

基于这个想法，他写了一个提案，然后又把提案交到他的娘家人——北京四十中学校长的手里，希望通过校长，将他的提案交给北京市教育局，希望把自己的企业捐献给北京市教育局，以后利用自己的企业实现的利润，创办一个教育奖励基金，对那些献身教育事业，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进行奖励。

赵建国自己做过老师，他深知当老师的不容易，一个好老师如同一个优秀的园丁，一个园丁可以培养出一大片森林。

赵建国的提案交上去以后，他一直都在等待着结果。一连过去了好几天，这几天赵建国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教育局方面会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答复。

时间在等待之中静静地流逝，大概过去了十天左右，四十中学的校长助理和教育局的一个处长，把赵建国找到了教育局，跟赵建国商榷他在提案中说的问题。

来到教育局之后，赵建国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当时，经过几年的创业，建国木器厂的家底能值20多万，同时，他手里还有20万现金，加上其他的一些库存，企业总计价值有50万左右。

赵建国希望北京市教育局利用他的这部分钱，成立一个教育奖励基金，让他继续管理企业，企业的创收进入教育奖励基金。他向教育局承诺，前三年，每年保证向教育局提供不少于10万元的教育奖励基金。

他准备用3到5年的时间，使这个基金的总量达到100万元以上，7到10年之后，每年向教育局提供不低于100万的指标，这是赵建国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也是他对教育基金设想的长期、短期、中期的三个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神圣的目标，赵建国希望教育局给他一定的权限，每年收益中的10%由他来支配，奖励有功人员，这样，企业也有发展的后劲儿。同时，他还可以给教育局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能完成预期目标，他赵建国就引咎辞职。如果因为他经营不善，导致教育基金受损，出现亏损，赵建国就用自己的家产抵偿。

我们现在看起来，赵建国为了创建教育基金，可以说是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如果干不好，他不仅要献出自己的工厂，同时还要押上自己的家产。

可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公益、慈善的了解几乎为零，所以，赵建国的举动不仅没有感动教育局这个“上帝”，而且还招来了一片嘲讽之声。有人认为赵建国是在沽名钓誉，也有人认为赵建国这么做，就是为了出风头。

教育局负责接待赵建国的处长对他说：“你要想清楚，如果你现在把企业捐献给教育局，这个企业就不是你的了，这个企业赚的钱也不是你的了，你知道吗？”

赵建国说：“我当然知道啊！”

那位处长说：“你是说，如果企业发生了亏损的情况，你要用你自己的家产来抵偿，是这样吗？”

赵建国说：“这个条件是我写的，我当然清楚，我是这样说的，没错！”

处长又说：“你这么做，你家里人知道吗？”

赵建国说：“我们家的事情我说了算，何况我妻子本人也是教书的，这件事是我们夫妻一起商量好的。”

处长又说：“这个企业你既然捐献给我们教育局了，我们可以让你继续负责管理，也可以让别人来负责，至于是不是由你来继续经营，这个我不能答应你。”

赵建国据理力争：“我把企业捐献给教育局，不是因为我干不下去了，而是我想给教育事业的发展做点事，我坚持继续管理这个企业，不是因为我没有地方混饭吃，而是因为我懂得这个行业，这个企业在我的手里，我能保证它的盈利，干不好，我引咎辞职！”

处长说：“如果万一企业干不好，你也不走，那我们怎么办？如果干赔了，你说你用家产抵债，那你万一抵偿不起怎么办？”

面对处长的咄咄逼人，赵建国听了，气得血往上涌，他说：“处长，我是好心好意地来跟您谈捐献企业的事，您这么说，不是把我当成赖皮了吗？我赵建国堂堂七尺男子汉，吐口唾沫都是钉子，我既然要捐献给教育局，就是要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报效国家，回馈教育系统对我的培养，您这么说话，真的太让我伤心了！如果您用这个态度对待我的话，那这个企业我就不捐了！”

赵建国气冲冲地走出门去，那个处长在他背后说了一句话：“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这一刻，赵建国的心被一种深深的伤害所填满，自己的一片赤诚却换来了怀疑、嘲笑和误解，他收回了自己的决定，这个企业还要自己干下去。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至今赵建国想起当年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他在想，一个人想干点好事，怎么就那么难呢？后来，赵建国准备捐献企业却遭遇拒绝的事情被杨渭源听说了，杨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人》杂志上。

赵建国有一种“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性格，他想要做的事情，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会扛过来。后来，他的企业虽然没有改变所有制形式，但是，他曾经说过的，要利用7到10年的时间，为北京教育事业提供100万奖励基金的目标早已超额实现了。

赵建国想，如果当年把自己的企业捐献给教育局的话，那么，现在北京教育局的旗下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公司，这说明赵建国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赵建国懂得了一个道理，很多问题是因缘使然，因缘不到的时候不能强求，凡事都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