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冬天，赵建国始终处在诽谤和猜忌之中，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使他萌生了退意。

在此之前的1981年，赵建国也曾因为学校里的一些流言蜚语感觉到气愤，他口头向学校提出要调走，但一时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这个时候，朝阳区工读学校发现他是一个会经营的人才，就请他过去帮忙。

赵建国在朝阳区工读学校干的时间不长，第四十中学就换了书记，新书记来了之后，找赵建国谈话，书记对赵建国说：“你不能走，你必须得留在这里，好好给我干。”

赵建国对书记说：“如果实在让我来干，我也有几个条件，如果达不到我的条件，我还是要辞职。”

领导说：“现在学校是我当家，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

赵建国说：“第一，那几个刺头一定要给我调走，校办工厂里不能有这号人，因为他们就是害群之马。第二，我要把彭月华调回来。第三，您要给我一些支持，不能听风就是雨，人云亦云，群众说我贪污，领导就往我的档案里塞黑材料。您如果不给我支持，这个活儿我真没法干。”

领导说：“这些都依你，木匠工人的工资，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绝不干涉你的按劳计酬的方式，只要有了利润，能给老师多发点，你就是学校的大功臣。”这一次，赵建国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有了领导的支持，他干起工作来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办厂第二年，公司有了2万多元的积累，第三年，就变成了5万元，第三年就变成了8万多，有了宽松的政策，有了学校领导的支持，赵建国干起工作来如鱼得水。

经过赵建国和全体工人的努力，校办工厂有了一定的积累，赵建国想，自己创办校办工厂的初衷，不就是想给老师搞点福利吗？现在工厂有了一定的规模，可以给老师们办点实事儿了。

他想给每个老师做一张桌子、一个大衣柜。当时，大衣柜在市场上的售价是237元，校办工厂卖给老师的家具只收一个成本价，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只卖100元。老师们挑剩下的，就送到东单市场去卖。

赵建国的这个计划很好，这个消息刚刚在学校里公布之后，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老师们先是兴奋，后是不安，都怕自己挑不到好的家具，于是纷纷来找赵建国走后门，都想自己先挑，剩下的给别人。

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赵建国也不好决定谁先谁后，于是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本来以为抓阄很公平，谁知道一抓阄就产生了矛盾，很多老师都看着别人分到手里的衣柜漂亮，看自己的不顺眼。于是就有人跑到教育局，狠狠地告了赵建国的恶状，说他侵吞国有资产。

教育局派来调查组，调查赵建国给老师们做大衣柜的实际利润是多少，赵建国从中赚了多少钱。

结果，赵建国对衣柜的造价了然于胸，他一笔一笔地计算，做一个大衣柜用多少木料、多少钉子、多少油漆和人工费，都算得一清二楚。最后核算的结果是大衣柜的成本是97元，剩下的3元钱，赵建国给老师买了西瓜，分给大家了。

教育局本来以为赵建国是一个贪污犯，可是查来查去，反而查出了一个活雷锋，并没有像举报信中说的那样，侵吞国家财产。后来随着校办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又去举报，说校办工厂破坏了教学的环境。赵建国就想把工厂搬出去，可是，一听说工厂要搬家，又有人反对说：“你在眼皮子底下我们都不放心，把工厂搬出去，我们就更不放心了，如果搬出去贪污了，我们都发现不了。”

这些年来，赵建国多次因为莫须有的“贪污”罪名被人查来查去的，他对这个词格外敏感，一听到有人又提起这个词，他感觉到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这一回无论如何都要辞职。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的年底，赵建国是铁了心要走了，他给学校打了辞职报告，可是学校让他把报告收回去，他一共写了三次报告，也没批准。

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师悄悄地告诉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不肯批准你的辞职报告吗？是因为有人在你的档案里面塞了东西。”

在那个年代，档案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而按照规定，自己是无法查阅自己的档案的。所以，赵建国对此耿耿于怀。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就算是要辞职，也要走得明明白白。

后来，赵建国去找到了校长，要求学校必须清查账目，给他一个说法。赵建国找到学校，要求对他负责校办工厂这些年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赵建国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查账，自己一走了之，那么，这一辈子就再也摘不掉“贪污”这顶帽子了。

在他的坚持之下，学校派人对校办工厂这几年来的开销进行了核算，最后得出结论，赵建国是清白的。赵建国要求学校给自己开一个证明，这样不仅可以堵住那些肆意诬陷他的人的悠悠之口，同时也给自己一个交代。

到了赵建国要走的时候，已经是1983年的冬天了。其实，赵建国的辞职报告教育局早就批了，因为校长看赵建国是个人才，就给压了下来，拖了一年多才让他离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校长用学校的小金库给赵建国发了一年的工资。

赵建国就要离开学校了，他对校长说：“我有一个要求，非得答应我不可。”

校长说：“赵老师，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赵建国说：“我给学校干了这么多年，学校也对我的工作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我是清白的，我需要学校给我复印一份对我的结论，我不能背着污点离开。”

校长马上命令人事组给赵建国复印了一份调查的结论报告，然后赵建国说：“我在学校里8年了，这8年来，我把学校当成我自己的家一样，心里想的都是学校的利益，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现在我要走了，我希望学校给我开一个欢送会，我要堂堂正正地离开四十中学。”

校长沉吟了一下，说道：“好吧！就依你说的办。” 赵建国在学校里辛辛苦苦地干了八年，换来了一张聊以证明自己清白的纸。这种体制里的辛酸，没有人比赵建国体会得更深刻。

赵建国在即将离开学校的那天，亲自主持了给自己举办的送别会，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主持会议，欢送自己的人，好像除了赵建国之外，全世界也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做的人。

但是，学校领导都知道赵建国的能力和为人，他们也舍不得赵建国彻底地离开学校，领导对他说，“赵老师，你可不能说走就走啊，这个校办工厂还是跟你有关系，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请教你的。”于是，学校聘请赵建国加入学校的训导团，而且还给他颁发了聘书。赵建国是一个听不得好话的人，于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校长，做校办工厂的顾问，学校有了什么问题，他还是要回来献计献策，因为在赵建国的心里，无论别人如何对他不公平，四十中学始终是他的娘家。

1984年，赵建国辞职的时候，工资只有49元，家里的存款只有几百块，但是，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他对校长和四十中的同事们说：“你们可以看着我，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成为万元户的！”话说出去容易，可重要的是他如何才能实现他的梦想呢？

当时他的手里没有钱，他先是去给别人打了一阵工，充满坎坷和希望的1984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来到下半年。这个时候，他要开一个家具厂的想法在头脑中逐渐地清晰了。

那一年的冬天，粮油市场突然刮起一阵涨价的风潮，受到粮油市场的影响，家具、日用消费品都出现一阵抢购的风潮。在赵建国创业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风潮，可以说是他一个难得的机遇。

要办厂，首先要筹集资金，最让人感动的是彭月华的母亲听说赵建国要创业，老人家二话不说就给他拿了2000块钱，这2000元钱在当年可以算是一笔巨款了，老人家把自己攒的保命钱都借给他了。

中国有一句话：“受人滴水之恩，需以涌泉相报”，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赵建国每年都要给老人家送去至少2万元，作为当年给他投资的报答。老人家非常高兴，逢人就说，她投资投对了，投给赵建国，就等于买了一个绩优股。

赵建国筹集了一些资金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由于刚刚创业的时候底子薄，要想把工厂干大，就必须整合各种资源。当时虽然市场上物资紧俏，赵建国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四两拨千斤”，把上下游的资源整合好，让各种资源有效地为我所用。

当时，他每天都在市场上转悠，他看到卖木板的人生意很冷清，也赚不了多少钱。他就对卖板子的人说：“你光卖板子，利润很薄，挣不了多少钱，你如果愿意，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保证你比现在挣钱多！”

卖板子的老板一听能挣钱，眼珠子都亮了，他说：“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赵建国不紧不慢地说：“你把板子做成床板，不就可以多挣钱了吗？”

老板一听，沮丧地说：“嗨，我以为你能出啥好主意呢，做床板，谁要啊？”

赵建国说：“我要，你只要把木板按照我给你的尺寸加工成床板，我就给你30元，木板20元成本都用不了，加上手工费，你就能赚两份钱了。”最初，卖木板的老板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好事，后来他看赵建国不像是跟他开玩笑，这才相信了。

床板有了着落之后，他再去找绷床垫面子的工厂，等他把这方方面面的资源组合起来，建国木器厂就有了一个有效的组织架构。当时赵建国销售床垫，他的生意已经不能仅仅用“火爆”二字来形容了，当时的情景是这边工人还在组装床垫，而门外已经车水马龙地排起了长队，商场拉货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

根据当时的生产效率，一个工人一天最多能组装出7张床垫，10个工人，一天能做出70个床垫。一张床垫的售价是172元，扣除成本，几乎是卖一张床垫赚一半的利润。赵建国利用那段时间，昼夜不停地拼命加工床垫，建国木器厂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生意虽然火爆，但赵建国经常在满目繁华的时候开始下一步的选择。当床垫生意还处在供不应求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了一款仿羊皮沙发，有意大利式的，有比利时式的非常好看，颜色是咖啡色的，特别漂亮。于是，他开始寻找这种沙发的上游，发现这种沙发的产地在广州，然后他亲赴广州，找到厂家签了代销合同，开始往北京运沙发。

这种款式新颖的沙发运到北京之后，在北京的家具市场引起巨大的反响。厂家给他的发货价格是每张沙发250元，运到北京之后，每张沙发能卖到500元。每车沙发净赚2万元，赵建国一口气从广东发到北京11车沙发，几乎是车还没等卸完，已经有人抢着付款了。

这一个冬天，几十万已经赚到手了。过完年之后，这种沙发的问题也逐渐被发现出来，因为是仿羊皮的面料，看起来漂亮，摸起来柔软，但是最大的弱点是不耐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开口子。

赵建国比别人下手早，所以他发现问题也早。看到质量有问题，他就尽快刹车了。这个时候，北京有很多商户看赵建国挣了钱，也纷纷模仿。每天都有大量的沙发运到北京市场，而赵建国这个时候已经收手了。

1985年春节过后，风靡一时的抢购风潮已经平息了，消费者经过一阵盲目的冲动之后，终于发现了这款沙发的问题，于是消费也变得日趋理智。这款沙发在市场上开始滞销，但是，赵建国已经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个时候，广东的客商来北京，赵建国带他们去仓库里看货，然后指出沙发存在的质量问题，广东客商也不得不承认，这款沙发是属于那种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于是，双方达成共识，把仓库里剩下的沙发削价处理，每张沙发卖200元。经过这一次，赵建国完成了原始积累，他已经为自己以后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力量。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从此以后，赵建国有了足够的资本，可以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了。

建国木器厂第一次选址，是在顺义租了一间房子，后来又转战到军博附近。两次都是租的场地，一个月的租金只有几十块钱，狭小的房子里，七八个人加上各种工具和材料，堆得满街都是。后来施展不开了，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85年，赵建国已经有了一些积蓄，他想盖个厂房。

事逢凑巧，1985年初春的时候，赵建国在西翠路附近看到一个积肥场，场地很大，租金也比较合理，一年的租金为1万元。赵建国从四十中学找来几个自己过去的学生，在学生的帮助下，他开始脱坯盖厂房，房子的四框砌好了之后，还没有盖房顶的材料。当时没有钱买房梁，只好买来一些竹竿当檩条使。然后再往竹竿上面铺一些草帘子和油毡纸。因为油毡纸大多是从各个工地捡来的，都是一些不规则的碎块，赵建国把房顶拼成了鱼鳞般的形状，远远看去，房顶就好像是披了蓑衣一样。然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在碎油毡上压砖头，每逢刮风下雨的天气，经常是外面下大雨，房子里下小雨，外面的雨停了，房子里还在下。

“建国木器厂”就在这个破房子里诞生了，就是这个小小的工厂帮助赵建国完成了原始积累，通过卖家具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个工厂在西翠路一直坚持到1992年，建国木器厂就是集美的前身。

但是，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却让赵建国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他认为，创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创业应该是一群人的事，是工厂和厂长一起努力的结果。为此，赵建国创作了一首诗《人心向背定年华》：

厂长工人本一家，迎新送旧叙佳话。

鹬蚌不和同失利，鱼水相依共生涯。

隋帝无德毁基业，唐王有道聚众侠。

厂兴我荣齐努力，人心向背定年华。

赖，��������比你快。不过，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一点，包两只沙发，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取消大锅饭，开始计件工资了。”

这个时候，工人们纷纷围了上来，问赵建国：“怎么个计算法？”

赵建国说： “我们比赛的时候，都是在赌气地干活儿，是一天半的时间，可是，我们平时干活儿不能总是比赛。我现在给大家留点余地，四天半工包一对沙发，完不成任务扣奖金！”

当时，每个人的工资里，每个月都有15块钱书报费，大家一听赵建国说要“扣罚奖金”，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撇嘴，认为赵建国没有那个胆量，钱是共产党给的，能让你随便扣？可是大多数人都把这句话放在了心里，开始提高工作效率。

到了月底的时候，发现技术最好的那个人反而没有完成任务，赵建国问他为什么没有完成，他找了一大堆客观理由。这个时候，赵建国必须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负责了，他通知财务部，按照他说的扣掉这个工人5元钱，当时的工资只有36块，扣掉5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当时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吃大锅饭，猛地一扣罚奖金，会计也有点发憷。

赵建国鼓励他说：“不用怕，天塌下来我顶着，你给我扣了就成！”

工资发下来了，那个工人发现自己的钱少了5元，就急了，来找赵建国评理：“你凭什么扣我的钱？”

赵建国说：“我事先通知过你，你看别人是不是都完成了？你技术好，怎么还会完不成呢？按照月初我说的，必须扣你这个月的书报费！”

那个工人后来不断地跟赵建国纠缠，赵建国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赵建国知道，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退缩，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他对这个工人说：“你别缠着我，我姓赵的吐口唾沫都是钉！我说出的话是不会改的。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补救的方法。”

那个工人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问赵建国：“怎么补救法？”

赵建国说：“办法有两个，第一，你下一个月给我老老实实完成任务，第二，你把这个月亏损的给我补回来，我可以把这5块钱再给你，你要是做到这两点我可以给你，如果你要跟我继续较劲，你要说打咱就打，说练咱就练，我赵建国奉陪到底！”

这场风波过后，全厂再也没有完不成任务的现象了。但是，因为沙发的销路很好，生产出来的沙发供不应求。为了增加产量，赵建国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当时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很多，经常游手好闲，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当时国家有规定，企业可以招收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做临时工，每个工可以支付1元钱工资，一个技术工人，国家允许支付2.5元工资，这是国家法律允许的。赵建国就在这条规定上动脑筋，他想，给这些正式工人招收一些徒弟，然后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徒弟俩人算一组，师徒两人在核定时间内按时完成任务，劳动报酬一共是2.5元，有1.5归徒弟1块钱归师傅，如果师傅不仅教会了徒弟的手艺，而且还能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这个时候的分配比例就调过来，徒弟分1块，师傅分1.5。赵建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呢？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当时在其他地方，一个学徒工每天最多能挣一块钱，如果在这里能挣到1.5元，这样的薪酬已经超出了一般学徒工资的50%。那又为什么要给师傅1元钱呢？因为徒弟是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的任务，徒弟必须尊重师傅的付出，这就是原始的1.5和1块的分配比例。

如果在师傅的指导下，徒弟超额完成了任务，分配比例就调过来，师傅拿1.5元，徒弟拿1元钱。这样做是因为赵建国知道，徒弟之所以能够超额完成任务，这都是师傅的功劳。一是师傅教会了徒弟的手艺，二是提高了整体的劳动效率，师傅把一些粗活交给了徒弟干，师傅昼夜加班做细活，他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拼命地工作，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教会了徒弟，所以要通过增加师傅收入的方法来调动师傅的积极性。结果，赵建国独创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推行之后，完成生产任务跟个人的切身利益挂上了钩，工人的劳动热情被激发出来，工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当时，一个大学毕业、工作了10年的老师，工资只有56元，而校办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已经达到了70元！

工人的收入超过了老师，甚至超过了国家干部，这还了得！一时间，“赵建国贪污”的谣言传遍了学校，学校派了一个副校长来蹲点调查，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些钱是工人辛辛苦苦劳动挣来的，他们昼夜加班加点地付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对于工人所付出的辛苦是无法想象的。尽管赵建国始终处在舆论的旋涡里，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打开了校办工厂的局面。

那些被招来的学徒，看到师傅挣钱，很快就不安分了，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自己感觉可以独立操作的时候就来找赵建国，要求自己独立操作。赵建国就这样，依靠师徒传授，然后徒弟成了师傅的循环，将工厂变成了有源之水，产量在突飞猛长，企业也逐渐活了起来，当年学校交给赵建国的5000元的本金，现在已经滚到了2万元。

学校的经济效益上去了，全体老师都成了受益者，老师参加一次学校的义务劳动，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5元的补助，学生们多看几场电影更是不在话下，因为当时学生电影票只有0.05元一张，四十中学经常包场看电影。却没有人想到，在这背后，有人在默默地付出。

转眼到了1981年，这个时候学校第一次调工资，全校涨工资的名单出来了，第一榜，有他，第二榜也有，可是，第三榜一锤定音的时候，却没有赵建国的名字了。

赵建国很奇怪，自己的工资只有43元，却给学校办厂如此辛苦，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工作，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一句，他以为自己所有的付出，领导和群众都看得到。可是，为什么在涨工资的时候却被打入另册？

他去找领导谈，领导却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赵建国明白了，原来，就连校办工厂的工人都能挣到70元，大家都以为，这几年，不知道有多少钱被赵建国中饱私囊了！

赵建国感到自己比“窦娥”都冤枉，也许除了他爱人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赵建国是清白的。想想自己的处境，一种悲凉的心情油然而生，这些年来，尽管他为学校的工作呕心沥血，可是，他既不是党员，也没有靠山，自己辛辛苦苦地给学校创下了一份家业，却被无端地怀疑成贪污分子！

这个时候的赵建国受困于体制的束缚，就算他有再大的理想，也发挥不出力量来，正所谓“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如果想要有一番作为，必须离开体制，去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赵建国坚定地相信自己，只要有他这个人在，就一定能够闯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