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赵建国在四十中学转眼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两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

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结论。

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解放了思想，同时也让长期处于动乱之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赵建国是一个爱琢磨事情的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这一次国家好像是真的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了，在全国范围内，乡镇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个时候，赵建国再也坐不住了，他是负责学校团委工作的，他开始琢磨如果学校能办个经济实体就好了，一来多挣一些钱，可以给老师搞点福利，另外，还能让学校里的孩子们每月多看一场电影，赵建国就是怀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开始了他弃教从商的生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赵建国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还要说服学校的领导，同意他的想法，进而得到学校的支持。

那是1979年的夏天，关于学校要办校办工厂的事情，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校办工厂做什么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讨论会开了好几场，有的人提议办一个化工厂，也有人说最好能生产摩托车上使用的小型动力发动机，最后，还是赵建国的策划方案打动了领导的心，因为赵建国提出的构想是做家具！

在计划经济年代，要想给家里添置家具，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有钱还要有票，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任何一个东西的背后都要有票才成。

如果真的做出了家具，一定是非常抢手的热门货！于是，学校领导同意了赵建国的建议，让他带领七个人，给了他36米的厂房，又给了他5000元的使用权限，在这5000元之内，赵建国说了算，超过5000元之外的，还要学校领导点头。虽然限制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校办工厂总算是有了点模样。

赵建国接下了校办工厂的担子之后，他写了一首《自勉》诗，诗是这样写的：

昔日作科试教书，今朝立业弄大斧。

内侍师生桌凳椅，外敬君朋柜床橱。

苟安自可学燕雀，腾飞岂止仿鸿鹄。

愿为世人留佳业，此心不谐路何出。

校办工厂要做家具，可是做家具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若想做高端的家具，不仅没有好木材而且还没有过硬的油漆工，若是做学校使用的桌椅板凳，也找不到那么多的木料。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自己动手，做土沙发，赵建国想来想去，有了！就从做沙发开始！

想做沙发却没有现成的样子，怎么办？赵建国办法多，他马上跑到信托商店，买了一个二手沙发回来。他买的这个沙发就是他的试验品，买回来之后，首先拆开沙发看清楚内部的构造，拆了装上，装上再拆开，经过几次折腾之后，赵建国对沙发的结构做到了心中有数。

然后，赵建国跑到学校的仓库里，找来一些报废的破桌子、烂板凳，把它们拆了，做成沙发的框架。框架有了，上面还缺东西，比如说，包沙发用的棉花和棉布怎么办？在当时，棉花和棉布都是国家限量的计划内物资。

为了解决棉布的问题，赵建国回家跟爱人商量，把自己家的布票贡献出来了。可是棉花需要的量大，一时没法解决。赵建国又想到了废品收购站。他来到废品收购站，买了一大团脏兮兮的棉花回来。

回到工厂，打开棉花包一看，在场的几个人都差点呕吐起来。因为从废品站买回来的棉花太脏了，其中有死人用过的棉衣和被褥，甚至还有沾有女人月经的破棉花。

面对这一大堆臭气熏天的脏棉花，大家面面相觑，最后，还是赵建国带头，大夏天的，每个人都带着口罩，把脏棉花挑出去，好一点的留下。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消毒，经过这样一番整理，包沙发的棉花也有了着落。

棉花有了，棉布也有了，可是技术才是核心生产力，要想做成沙发套，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沙发套上应该镶嵌一道红色的牙子边，这样才好看，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出这道牙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建国派出“间谍”，让女工彭月华跑到汽车装具厂去当“卧底”，一定要搞清楚，沙发套上的牙子边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赵建国派出的“商业间谍”每天没事儿的时候就往汽车靠垫门市部跑，到那里去跟人家套交情，为的是多待一会儿，看明白人家是怎么把牙子边做出来的。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做牙子边的“独门绝技”还真让彭月华给看明白了。

她回到工厂对赵建国说，缝纫机应该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人家缝纫机上安装的压角有学问，压角里面好像有一道沟槽，所以包出来的牙子边既饱满又均匀。

然后，赵建国又派彭会计到处去买那种带沟槽的压角，跑遍了北京的缝纫机商店也没有买到。

最后，赵建国决定还是自己想办法，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后来，赵建国买到一个正常的压角，然后用小钢锉磨，愣是把一个普通的压角锉成了那种带沟槽的形状。

为了磨出这个压角，赵建国的手指都被小钢锉磨出了血泡。第一次安装之后，试验的效果并不理想，车出来的牙子还是歪歪扭扭的，赵建国从中看出了问题，他不断地改进压角，最后终于成功了。当工人用他改制过的压角车出好看的牙子边的时候，心里就像喝了蜂蜜一样甜。

他们几个人就这样一路摸索着，克服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终于把第一套沙发做出来了。

沙发是做出来了，可是沙发的身份是“私生子”，没有户口，商场里卖的都是计划内物资，因为他们做的沙发没有“户口”，所以不能进入商场销售。

赵建国用三轮板车拉着沙发找到信托商店，可是信托商店说，“我们只对个人，不对公家！”

千辛万苦做出来的沙发没有地方卖，这可怎么办？赵建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又来了，他说：“你不给我卖，还不许我自己卖吗？实在不行，我到马路边上摆摊去！”

厂里的工人都劝他说：“赵厂长，你可千万别去啊！没收了沙发是小事，如果把你给关起来怎么办？”

赵建国说：“不管他，我豁出去了！”说完，拉着板车就上街去摆摊了。

结果他的沙发还没等摆好，就连沙发带板车全都被公安局没收了。赵建国出师不利，灰头土脸地回到学校，向学校的领导如实地反应了这个情况。

幸好当时学校的副书记原来在部队的时候，曾经在西城区工商局当过军代表，因此他跟地方各个部门的关系都很熟，书记动用个人的关系，帮赵建国把沙发要了回来。不过这个事情也给了赵建国一个教训，他再也不敢贸然地去外面摆摊了。

可是，校办工厂没有生产指标，做出的沙发找不到销售渠道。他想来想去，只能再次找到信托商店，通过信托商店来解决沙发的销路问题。可是，信托商店说只能对私人不对单位。赵建国就跟人家磨嘴皮子，磨呀磨呀，最后信托商店的人经不起赵建国的软磨硬泡，只能吐口说：“那就试试吧，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面，我们这里只能接受二手货，你这沙发新的我们卖不了！”

赵建国一看对方吐口了，他欣喜若狂，马上答应对方说：“我们新沙发也当旧货卖！”这只凝结着赵建国和同事们心血的沙发总算是通过信托商店的渠道卖出去了，这一试不要紧，顾客纷纷跑来抢购，最后信托商店招架不住了，只好给赵建国来电话说：“你们的沙发什么时候还有货？”赵建国一看，销路打开了，他的心里乐开了花。

可是，销售的渠道虽然有了，生产原材料却成了问题，也不能总是用学校的破烂桌椅，要想成批量生产，必须打通木材厂的关系。

赵建国四处打听，后来听说木材厂的会计原来是四十中学的毕业生，于是，他就来找会计套交情。套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后来他听说会计的父亲赋闲在家，他马上想到了主意。再来木材厂的时候，他就故意轻松地说，我们工厂需要一个保管员，听说你家老爷子在家待着呢，能不能给我们帮点忙，去我们学校工厂当个保管员？

会计问：“每个月能给多少钱？”

赵建国说：“也就三十多块钱吧！”

在当时，三十多元的工资已经不少了。赵建国抛出的条件会计欣然接纳了，不久，木材厂会计的父亲就来到校办工厂上班了。从此以后，赵建国就交给会计的父亲一个任务，厂里需要的木材就跟你要了。

老爷子心知肚明，不用人催，自己就主动跟女儿说：“我们工厂需要的木材必须给想办法。”后来，校办工厂每个月都能从木材厂里得到一定数量的木材，也就是计划外的碳材。

有了木材之后，还需要大量的棉布做沙发罩，赵建国也用软磨硬泡的方法，买到了不要布票的处理条绒布。利用学校里的废旧桌椅，再加上从木材厂里买到的木料，七拼八凑的，总算是解决了生产原料的问题。

有了原料，生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当时的社会还处于“大锅饭”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儿，再说分给他的那几个工人，原来都是学校的职工，虽然分配给校办工厂，但是人事权还归学校，赵建国没有权力辞退或者罚款。

但是，他们的工作效率是令人堪忧的，一个工人半个月才能做出一套沙发架子来，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这个校办工厂别说挣钱，就是想喝西北风都难！

赵建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没有办法，他就跑到大街上去找人。当时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也属于违法行为，不像现在这样光明正大的。

赵建国找到两个人，他们虽然干得了这个活儿，可是，俩人都不是北京户口，当时，只有本地户口的人才可以成为临时工，而外地户口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赵建国没有办法给他们发工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建国给他们支了一招，他让这两个农民回到当地去办一个营业执照，然后利用校办工厂现有的原料，一堆破桌子烂椅子，还有一堆碳材，想办法把它们打成沙发架子，小沙发的手工费是5块钱做一对，一只大沙发的手工费是15块钱。这一个月能做多少就挣多少钱，做完活儿之后，再到老家的税务局去开一张发票，然后赵建国再给农民加上5%的税金，这样一来，就成了单位对单位，这种形式叫作“带料加工”，不属于违法雇工。

赵建国没承想，他的这一招儿真灵，自从开始计件加工之后，做沙发架子的农民工热情高涨，那一堆原材料转眼就用光了，他们的效率是小沙发一天就出一对，一大两小的一套沙发，是一昼夜出一对。

沙发架子虽然有了，可是只能算是半成品，包沙发的效率仍然提不上去，赵建国急得嘴里起了泡。后来，他又想出一个妙招。在包沙发的工人里面，有一个人技术很好，但是，干活总是吊儿郎当的，不上心，所以工作效率很差。这一天，赵建国对他说：“哥们，我听说你够牛的啊！”

那个工人说：“怎么了？”

赵建国说：“我听说你包沙发技术不错，而且这一堆沙发有一半都是你包的？”

那个人说：“是又怎么了？”

赵建国故意激怒他说：“我虽然没有学过这个手艺，但我要干的话，可比你强多了！”

那个人果然中招了，他很生气地说：“你可真能吹牛！”

赵建国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说：“你别不信，不信咱俩打个赌，比赛一把怎么样？谁输了谁请客！”

那个工人说：“比就比，我要让你知道，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要想牛B就得有真本事！”赵建国听了他的话，心里暗自窃喜，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赵建国跟这个工人的比赛是典型的“龟兔赛跑”，工人奔着让赵建国请客、跌面子，所以干得很快，赵建国本来就不会，只能跟在他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学着干。这个工人包完一只沙发的时候，再看赵建国，第一只还远远没有包完，他的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他压根就不相信赵建国能超过他。

下班的时候，他包完了一只半，他想着第二天准能稳操胜券。可是赵建国彻底发扬“龟兔赛跑”中小乌龟的勤奋精神，他在工厂里熬了一个通宵，把两只沙发全都包完了。

第二天一早，上班的时候，那个工人傻眼了，因为他看到赵建国把两只沙发全都包好了，规规矩矩地摆在那里！

那个工人气急败坏地说：“你耍赖！这不能算数！”

赵建国认真地说：“我没耍赖，我包沙发确实比你快。不过，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一点，包两只沙发，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取消大锅饭，开始计件工资了。”

这个时候，工人们纷纷围了上来，问赵建国：“怎么个计算法？”

赵建国说： “我们比赛的时候，都是在赌气地干活儿，是一天半的时间，可是，我们平时干活儿不能总是比赛。我现在给大家留点余地，四天半工包一对沙发，完不成任务扣奖金！”

当时，每个人的工资里，每个月都有15块钱书报费，大家一听赵建国说要“扣罚奖金”，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撇嘴，认为赵建国没有那个胆量，钱是共产党给的，能让你随便扣？可是大多数人都把这句话放在了心里，开始提高工作效率。

到了月底的时候，发现技术最好的那个人反而没有完成任务，赵建国问他为什么没有完成，他找了一大堆客观理由。这个时候，赵建国必须为自己说出去的话负责了，他通知财务部，按照他说的扣掉这个工人5元钱，当时的工资只有36块，扣掉5元，也不是一个小数。当时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吃大锅饭，猛地一扣罚奖金，会计也有点发憷。

赵建国鼓励他说：“不用怕，天塌下来我顶着，你给我扣了就成！”

工资发下来了，那个工人发现自己的钱少了5元，就急了，来找赵建国评理：“你凭什么扣我的钱？”

赵建国说：“我事先通知过你，你看别人是不是都完成了？你技术好，怎么还会完不成呢？按照月初我说的，必须扣你这个月的书报费！”

那个工人后来不断地跟赵建国纠缠，赵建国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赵建国知道，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在看着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退缩，前面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他对这个工人说：“你别缠着我，我姓赵的吐口唾沫都是钉！我说出的话是不会改的。但是，我可以教你一个补救的方法。”

那个工人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他问赵建国：“怎么补救法？”

赵建国说：“办法有两个，第一，你下一个月给我老老实实完成任务，第二，你把这个月亏损的给我补回来，我可以把这5块钱再给你，你要是做到这两点我可以给你，如果你要跟我继续较劲，你要说打咱就打，说练咱就练，我赵建国奉陪到底！”

这场风波过后，全厂再也没有完不成任务的现象了。但是，因为沙发的销路很好，生产出来的沙发供不应求。为了增加产量，赵建国又想了一个好办法。

当时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很多，经常游手好闲，也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当时国家有规定，企业可以招收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做临时工，每个工可以支付1元钱工资，一个技术工人，国家允许支付2.5元工资，这是国家法律允许的。赵建国就在这条规定上动脑筋，他想，给这些正式工人招收一些徒弟，然后采取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徒弟俩人算一组，师徒两人在核定时间内按时完成任务，劳动报酬一共是2.5元，有1.5归徒弟1块钱归师傅，如果师傅不仅教会了徒弟的手艺，而且还能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这个时候的分配比例就调过来，徒弟分1块，师傅分1.5。赵建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呢？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当时在其他地方，一个学徒工每天最多能挣一块钱，如果在这里能挣到1.5元，这样的薪酬已经超出了一般学徒工资的50%。那又为什么要给师傅1元钱呢？因为徒弟是在师傅的指导下完成的任务，徒弟必须尊重师傅的付出，这就是原始的1.5和1块的分配比例。

如果在师傅的指导下，徒弟超额完成了任务，分配比例就调过来，师傅拿1.5元，徒弟拿1元钱。这样做是因为赵建国知道，徒弟之所以能够超额完成任务，这都是师傅的功劳。一是师傅教会了徒弟的手艺，二是提高了整体的劳动效率，师傅把一些粗活交给了徒弟干，师傅昼夜加班做细活，他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拼命地工作，不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教会了徒弟，所以要通过增加师傅收入的方法来调动师傅的积极性。结果，赵建国独创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推行之后，完成生产任务跟个人的切身利益挂上了钩，工人的劳动热情被激发出来，工资收入也是水涨船高。当时，一个大学毕业、工作了10年的老师，工资只有56元，而校办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已经达到了70元！

工人的收入超过了老师，甚至超过了国家干部，这还了得！一时间，“赵建国贪污”的谣言传遍了学校，学校派了一个副校长来蹲点调查，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些钱是工人辛辛苦苦劳动挣来的，他们昼夜加班加点地付出，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对于工人所付出的辛苦是无法想象的。尽管赵建国始终处在舆论的旋涡里，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打开了校办工厂的局面。

那些被招来的学徒，看到师傅挣钱，很快就不安分了，过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自己感觉可以独立操作的时候就来找赵建国，要求自己独立操作。赵建国就这样，依靠师徒传授，然后徒弟成了师傅的循环，将工厂变成了有源之水，产量在突飞猛长，企业也逐渐活了起来，当年学校交给赵建国的5000元的本金，现在已经滚到了2万元。

学校的经济效益上去了，全体老师都成了受益者，老师参加一次学校的义务劳动，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5元的补助，学生们多看几场电影更是不在话下，因为当时学生电影票只有0.05元一张，四十中学经常包场看电影。却没有人想到，在这背后，有人在默默地付出。

转眼到了1981年，这个时候学校第一次调工资，全校涨工资的名单出来了，第一榜，有他，第二榜也有，可是，第三榜一锤定音的时候，却没有赵建国的名字了。

赵建国很奇怪，自己的工资只有43元，却给学校办厂如此辛苦，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工作，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一句，他以为自己所有的付出，领导和群众都看得到。可是，为什么在涨工资的时候却被打入另册？

他去找领导谈，领导却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赵建国明白了，原来，就连校办工厂的工人都能挣到70元，大家都以为，这几年，不知道有多少钱被赵建国中饱私囊了！

赵建国感到自己比“窦娥”都冤枉，也许除了他爱人之外，学校里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赵建国是清白的。想想自己的处境，一种悲凉的心情油然而生，这些年来，尽管他为学校的工作呕心沥血，可是，他既不是党员，也没有靠山，自己辛辛苦苦地给学校创下了一份家业，却被无端地怀疑成贪污分子！

这个时候的赵建国受困于体制的束缚，就算他有再大的理想，也发挥不出力量来，正所谓“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如果想要有一番作为，必须离开体制，去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赵建国坚定地相信自己，只要有他这个人在，就一定能够闯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