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赵建国在插队的地方也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了护水渠生病，医疗费却得不到报销，他想不如回到家里，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做点事情。

那时候，赵建国每天除了陪父亲去医院看病，就是在家里闲着。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一位街坊大妈对赵建国说：“我家有一个老式的衣柜，你能帮我改成一个新式样的大衣柜吗？”

赵建国答应得很爽快，说：“能！”

其实，赵建国的父亲虽然是木匠，但并未正式教过他木匠的手艺，赵建国之所以敢干，是因为他父亲干活的时候，他从小就在一旁观察，人常说“没有吃过肥猪肉，还没有见过肥猪走吗？”赵建国的木匠水平，仅限于“见过肥猪走”的水平。

大妈听了赵建国的话，喜出望外，她以为，木匠的儿子一定会干木匠活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她并不知道，赵建国的木匠手艺，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阶段。

赵建国年轻的时候胆子就大，大妈把他领到家里，他三下五除二，就把人家的大衣柜给拆了。不过他在拆开的时候，仔细观察了这个大衣柜的内部构造。

晚上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大吃一惊，说：“小祖宗，这样的活儿你也敢接，你给人家拆开了万一弄不上，我看你拿什么东西赔给人家。”

赵建国安慰母亲说：“不会的，人家给我的工钱挺高的，干一天，工钱能给两块五呢！”母亲听了，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儿子能有这么好的收入，担心的是，儿子万一弄不好，岂不要赔钱给人家！

赵建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拆开衣柜的时候就已经观察过了，所以，他在没有改变大衣柜主体结构的同时，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做了一些改动，改完之后，效果出奇地好！那位大妈看到焕然一新的大衣柜，乐得合不拢嘴。

赵建国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不仅挣到了一笔外快，而且还对自己的手艺有了信心，他认为自己可以带着父亲的工匠工具，走街串巷接活儿了。

当时的社会处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但是，物质越是紧缺，木匠的手艺就越重要，因为每个老百姓家庭都要娶亲、嫁女，因为买不到现成的家具，就有很多人开始动老家具的脑筋，经过工匠的一番改造，把老家具变成新家具，这样一来，能给很多家庭解决婚嫁时买不到家具的燃眉之急。

有一次，他在西翠路附近，遇到了一个姓罗的人家，这个人是一名警察，家里也有一个旧式的衣柜，请赵建国帮忙改造成新的样子。

赵建国接了这个活儿之后，马上动手开始工作。谁知道，这次的改造工程比较大，需要动手拉锯，把衣柜的四条腿做出来。

别看赵建国出生在世代的木匠家庭，可是他的父亲并没有把木匠手艺传给他，他的这点技术，有一半儿是从父亲那里看到的，还有一半儿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所以只能算是自学成才。比如说，木匠最基本的入门工夫就是拉锯，可他拉锯怎么也拉不直，属于基本功不牢的那种木匠。但是，他有头脑，爱琢磨，所以凡是他打的家具都很新颖。

这一次，他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就在他凿孔开始安装衣柜的时候，突然出了问题，衣柜的四条腿，有一条腿不结实，摇摇欲坠！

赵建国的头顿时“嗡”的一声，胀得老大，他想，这可糟糕啦，如果不想出一个补救的措施，如果再这么继续蛮干下去，这几根木料就会报废掉！怎么办？赵建国赶紧刹车，对客户说，家里有点事儿，今天就干到这里，明天再来。

赵建国回到家里，打开自己家的橱柜，反复琢磨，突然，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有了！第二天，他早早地来到雇主家里，在昨天凿的孔上面重新凿出一排眼儿，翻了一个撑子，把衣柜串起来，衣柜的雏形就出来了，再经过一番修饰，一个高大、气派的衣柜做成功啦！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既没有微博，更没有微信，人的名声全靠口碑相传。

赵建国有了这几个成功的案例之后，来找他改造家具的人络绎不绝。原来，他的薪酬标准是每天2.5元，中午不管饭，后来因为他勤快、手艺好，而且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很多雇主家就主动留他吃饭，而且都给他做好吃的，这样一个月下来，赵建国在城里能挣六七十元，这笔钱在当时看来，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但是，赵建国还有一个心病，那就是户口的问题，当时，他的户口还在农村的知青点，自己虽然因为父亲生病留在城里，偷偷地干点短工，但毕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后来，他跟前蔺沟生产队的领导商量：“我能不能花钱买工分？”

生产队对他的要求很感兴趣，就问他：“你想怎么个买法？”

赵建国说：“我可以往队里交钱，然后你们就算我出工了，按日给我计工分怎么样？”

生产队一听，当然高兴，让他每天往队里交1.6元，然后给他计12个工分，12个工分折合人民币0.38元。

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待这笔买卖的话，这是一笔亏本到家的生意，可是，这件事放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出，在赵建国这个要求的背后隐藏着很深刻的含义。因为他如果还在队里计算工分的话，他就算是替生产队外出务工，如果他不买这个工分，他进城打工的行为很可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随时都有被割掉的可能。

赵建国跟生产队达成这个协议之后，他在城里打工，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他算是生产队外派出来的木匠，收入是交给生产队的，他的行为，因为买了工分而变得名正言顺。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赵建国的父亲去世了。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赵建国只能回到村里去，因为他的户口在那里，继续留在城里，既没有借口，更没有口粮。

赵建国回到村里之后，他发现自己走了几个月以后，身边的人看他的眼光都是怪怪的，他写的入团申请书、入党申请书，都如同泥牛入海，永远也不见批复。赵建国很奇怪，他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当初跟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几个知青都陆续被招工回到了城里，可是这些好事一直没有他的份，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后来，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老乡告诉他，有人传说，城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流氓，绰号叫“小胡子”，此人就是赵建国！

赵建国听了这个消息，仿佛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想，这一定是被人冒名顶替了，他想辩解，可是却不知道应该向谁解释，因为流言这个东西于无形之中最能伤人。

后来，赵建国找到党支部书记，书记知道，赵建国不是那种人，但是流言也无法一时清除掉，于是，书记答应他，以后再有机会，一定先考虑他。

1973年年底，赵建国盼望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这一次不是招工，是招生，是西城区教育学校招生，赵建国被推荐进城上学。

1974年年初，他作为一名学生，终于离开了生活了三年的前蔺沟村，回到城里去读书，赵建国的读书之路会怎么样呢？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