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就是一个根本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的人。同时，徐树铮又是个段祺瑞离不开的人。徐树铮，在民国又称小徐，以区别于徐世昌，就像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一样。徐树铮是秀才出身，很早就跟上段祺瑞做了记室（秘书），两人一见如故，身为幕僚的小徐，特意留心兵事，每天跟大兵一起出操，深得老段之心。[17]老段做了统制（师长），就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文人出身的他，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学成回国，属于国内还相当稀罕的士官生的一员。从此，文人小徐，摇身一变成为武人小徐将军。

小徐号称知兵，却喜欢跟旧派文人打交道，一些宿儒和文坛巨匠，都是他的座上客，吟诗作赋，诗酒酬唱。还办了一所不错的中学，北京九城闻名。在北洋圈子里有跋扈之名的小徐，见了文人，从来都彬彬有礼，谈吐风雅，从来不当面让人下不来台。[18]然而，这个柯劭忞、林琴南眼里温文尔雅的君子，却是个迷恋铁血和权谋的强人。晚清和民国，自比诸葛亮的很多，但人们买账的诸葛亮却不多。但在段祺瑞的皖系圈子里，小徐的确够得上一个小诸葛，最次也是庞统。做过皖系师长的陈文运说，小徐像《三国演义》中的凤雏庞统一样，可以“五官并用”，“一面和我说话，一面批公事”。[19]他的见识和谋划，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而且对段祺瑞忠贞不贰，因此段祺瑞对他特别信任。他在段祺瑞帐下，也跟小说中描写的诸葛亮似的，经常越俎代庖，自作主张。做陆军次长的时候，就经常替段祺瑞当家，很多事情，连问都不问段一声，公文就批出去了。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对青岛的德军开战，中国政府由于得罪不起日本，是持中立态度的。但偏偏小徐亲德，德国在青岛的守军缺乏陆战武器，小徐居然私自应德国人之请，偷偷给青岛送去了两千支带子弹的步枪。[20]这种事，在当时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是会有大麻烦的。但是，无论小徐的独断专行捅出多大的娄子，段祺瑞都会给他扛着。对于段祺瑞而言，小徐跟家人一样，甚至，他信任小徐超过信任自己的儿子。所以，做了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别的都好说，小徐是一定要用的。

可是，小徐的为人，恃才傲物，如果说他对文人学士还比较客气的话，对武人，对官僚们，可就鼻子朝天了。即使笑着跟你说话，脸上总带着一丝讥讽。说良心话，当年北洋圈子里，才具能比得上小徐的人的确不多，但同样在这个圈子里，人缘比小徐坏的，也不多。漫说别人，就是在皖系这个小圈子里，徐树铮都不让人待见。至于北洋圈子外的官僚，比如黎元洪之辈，小徐更是嗤之以鼻了。黎元洪曾经领教过小徐的轻蔑，还不止一次。在洪宪帝制取消之时，西南方面逼袁下台。冯国璋提出了八项主张，主张依旧维持袁世凯总统的地位。然后由林长民拿着这个提议，交给黎元洪，让黎元洪也签名。黎元洪不肯，小徐接着来，两次到黎元洪府上，连利诱带吓唬，非常不客气。就在黎元洪快要答应的时候，又有人插了一脚，最终，黎元洪没有签名。但小徐的阴狠和跋扈，却令他印象深刻。[21]

所以，当听说段祺瑞要用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他几乎跳了起来。坚决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最后居然说到“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的份儿上。最后，没有办法，段祺瑞只好请出老徐（即徐世昌），出面调停。晚清的时候，老徐是数一数二的重臣，资格比黎元洪不知道老多少，加上又是北洋老人，人缘又好，黎元洪得罪哪个，也断然不敢得罪此老，所以，只好答应。[22]就这样，徐树铮成了国务院的秘书长，要天天跟总统打交道。这边任命还没有发表，段祺瑞就已经让徐树铮布置国务院了。黎段之间，由于有了这么个小徐，从此多事。

按道理，国务院秘书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沟通府院，所有内阁形成的文件、命令由秘书长呈交总统审阅，内阁议决的公文，也是由秘书长呈交总统，总统用印之后，才算生效。由于府院对于政体的理解有偏差，在国务院尤其是小徐看来，总统用印，就是走过场，总统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过问，因为责任内阁，总统是虚位。说白了，政府唱戏，总统如果不是龙套的话，也无非是没有什么词的“王帽子”[23]，摆设而已。内阁所有需要盖印的，做总统的用印就是，无须多嘴。然而在总统府这边，却觉得总统有必要过问政务，任何一项政令，只要总统觉得不对，就可以不用印。

只是，在当时的府院之间，总统府还是弱势，不大能够分庭抗礼。偶尔有一次半次，总统问得多了点，小徐也不客气，当场就把个大总统堵回去。比如，一次内阁更换山西三个厅长，徐树铮持命令来总统府盖章。黎元洪觉得蹊跷，怎么一次换了三个厅长？遂多问了几句。徐树铮回答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24]气得黎元洪有时候也会发脾气，大叫：“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25]曾经兼任过总统府秘书的韩玉辰回忆说，黎元洪曾经有过这样的抱怨：“昔日受项城（袁世凯——笔者注）屈辱，今又见侮于段。总统是婆婆，不是小媳妇。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妇命令一切。”[26]当然，说是这么说，黎元洪也知道，他的这个国家元首，底气不足。而国务总理，背后有北洋系的支持，腰杆子比他硬多了。所以，尽管嘟嘟囔囔，每天核算下来，发现还是被小徐当了盖印的机器，心里未免气闷。最初，总统府秘书长是张国淦，此人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官僚，在府院两边都有面子。黎元洪接受徐树铮，一个要求就是以后见徐，张国淦要陪着。但小徐如此跋扈，总是给总统气受，害得张国淦两边不讨好，于是找个机会辞职了，由清末山东咨议局议员出身，而且做过报人的国会议员丁世峄接任。我们知道，当年的咨议局议员，个个都是大炮，报人更是嘴上无德，这下子，针尖对麦芒，有戏看了。

另外，约法恢复，民元国会也重开。所以，在总统和总理之外，还有个国会。民元的国会，是一个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800余人，人称八百罗汉。这八百罗汉，主要来自国民党和进步党，其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是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人，抢占了国民党都督的地盘，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什么反抗，反而把个袁世凯选成正式大总统，而后又被袁世凯追缴党证，赶出国会，颜面丢得差不多了。党魁孙中山，却又另起炉灶，组织中华革命党，打手模、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者方为党员。多数国民党议员，大小都是个人物，何以能受这个屈辱？所以，国民党实际上也就散了。而那边国会被袁世凯废掉之后，进步党原本就是个议会党，没了议会，党也就没了。因此，尽管在讨袁过程中，进步党似乎很活跃，但其实只是个人的行为。民元国会重开，尽管报界有时还提什么国民党议员如何、进步党议员如何，其实事过境迁，原来的党派，已经基本化为乌有。这时的议院，已经不存在原来的党团了。各个议员，依照各自的地域、同学、同年和同事的关系，结成各种圈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研究会、学社、俱乐部，比政党更加松散。在吃喝嫖赌中，也谈点正事。比较大的团体，有以前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宪政商榷会，下面又分成客庐系、丙辰俱乐部系和韬园系三派，后来商榷会散掉，丙辰俱乐部和韬园独立。以前进步党人为主体的是宪法研究会（人称研究系），此外还有宪法讨论会、平社、宪法协议会、宪政会、宪友会、苏园、衡社、友仁社、潜园、静庐等。后来又分化出民友社、政余俱乐部、中和俱乐部和政学会。彼此分分合合，互相掺和，头绪很乱。[27]但相当多的议员是前国民党人，领袖人物吴景濂、孙洪伊（人称小孙，以别于孙中山）都不省油，这些人，或多或少，跟北洋系还是有那么点隔阂。因此，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国会时不时地会站在前者一边。即便有了袁世凯时代的教训，当时的国会中人，还是有着国会专权的自负，在他们看来，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之中，唯有国会是民选的，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最大。刚恢复国会不久，从前属于国民党的议员孙洪伊对美国公使芮恩施颇为自负地说：“国会不可能只限于进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宪法的制定；它还必须控制国民政府。”[28]三个都那么自负的角色碰到了一起，麻烦自然是少不了了。也可以说，由于历史的积怨，后来所谓的府院之争，国会肯定不会是一个旁观者，它跟军阀组成的督军团一样，都是帮忙打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