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这个故事我喜欢。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儿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或者溜须拍马，坑政府，坑大人物。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袭，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想让 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无疑，张勋复辟，跟我研究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八十三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十二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事，原因似乎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其实都挺爱国的。也就是说，张勋复辟，不是一群大逆不道的人，干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其中的武人，不比其他的武人更坏。其中的文人，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文人更没品。无论道德学问，都有可称道之处。清华四导师，被今人誉为教授中的教授，我们称道梁启超，难道就不佩服王国维吗？这两个同事，当年可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没错，张勋复辟跟袁世凯称帝一样，都是干了一件好大的蠢事。即使没有被人利用，为人火中取栗，也是妄图翻历史的烙饼，瞎折腾。历史不能翻烙饼，正面不对，反面未必就一定对。但这个道理，当时人未必明白。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如果论扭曲，当初中国正好在异族统治时期遭遇西方，进入近代，本身就是扭曲。最近读李洁非先生的明史著作，他解读的那段历史，正好是整个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个时刻，中国恰好第二次整体沦为异族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带给中国的封闭和保守，尤其是思想上的禁锢，让中国在本该转型的时刻，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结尾，要等到张勋复辟，才露端倪。一个原本需要帝制立宪的国家转型，却因为异族的统治，大好机会被轻易放弃。放弃之后，有些人却发现还是原来这个异族皇帝好些，想让他回来。这样的事，想想都替国人悲哀。当然，这样的反复拉锯的故事，实在令另外一些人气闷，于是再往回拉。因为这个时候，环顾世界，君主国已经日薄西山了。先进的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容忍头上有个皇帝了。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我写这个事件，仅仅是想展示这种复杂性，绝非要做什么翻案文字。我一向觉得，所谓翻案文字，限于考据是可以的，但用在道德评价上，则是扯淡。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历史像个路边的菜园子，但凡看过几本书的，都可以进来摘菜。但实际上，干这个活儿，并不那么简单。要真的想试试，肚子里比从事别的行当的人多几千本书才能入门，当今之世，能耐着性子做到这一点的，就没有多少。所以，剩下的事，就别提了。

这几年，似乎历史很热，民间写史，层出不穷。也有人说，出现了民国热，微博上，还冒出了好些“国粉”。但说实在的，民国的热，其实不过是一点儿虚火，若干不满于现实的人，借题发挥，起一点儿小哄。民国的很多事，还是一笔糊涂账。人们对于这段唯一没有皇帝的历史，还缺乏基本的知识。从前说不好的，现在说好，从前说好的，现在说不好。来回翻烙饼，不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

这些年，写的历史随笔比较多。这玩意儿属于读书笔记，乱翻书的时候，偶有所感，写下来就是，非常轻松而且愉快。只是，我还不能忘情于专题性的研究，隔段时间，就会弄一点儿。累是挺累，大热天，埋在故纸堆里，汗一身，尘一身，资料从案头摊到地上，甚至床上，令人落脚几难。但无论怎么辛苦，只要弄清楚一件事，心里还是挺欣慰的。读书人本是贱人，君子爱财，但真正钱多的活儿，又不好意思干。一身大汗地折腾，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虽然我还是教授，跟学界却越来越隔膜。这些年，开始是人家不带我玩了，后来自己也自觉地脱离了学术界，不想跟昔日的同行们玩了，算是一种自我放逐吧。但愿，没有了我的学界，能慢慢变得像样一点儿。

自打1989年出第一本书开始，每本书，我都是自己作序。开始是求不到名人，后来是不好意思打扰，再后来，就成习惯了。自我解嘲，序也是我书的一部分，自己不写，求人代写，书就不完整了。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