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杰尔·琼斯

英国广播公司播报了丘吉尔的去世，引得希特勒的随从一阵欢欣鼓舞，而英国民众却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之中。希特勒在听闻这一消息时甚至还跳起舞来。5月24日，他从岩巢大本营飞往阿登高地的查尔维尔，此处，负责西线进攻的陆军A队指挥官冯·伦德斯泰特将军已经建起了他的冲锋司令部。希特勒抵达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午间会议，其间，伦德斯泰特提出，往敦刻尔克港口汇集的装甲部队应该立即停止行动——或者说原地待命，重组。

1940年5月7日

下议院人如潮涌。挤在绿色皮椅上的议员活像压在罐子里的沙丁鱼，周围人声鼎沸，激烈的探讨盖不住那道显而易见的焦虑，这引发出阵阵愤怒的低鸣。在这个古已有之的集会中，尤其焦躁的是加入最晚同时也最年轻的成员，23岁的约翰·普鲁富莫。身为保守党成员的普鲁富莫参与到内陆的柯特林选区不过数周，他和其他议员一样身着军服：因为不列颠已身陷战局——迄今已有9个月——而就在一个月前，长期的宣而不战使舆论把这场战斗戏称为“假战”或“恼人之战”。此说盛传坊间，主战情绪随即高涨。

同年4月9日，德军于拂晓之际入侵丹麦和挪威，史称威瑟堡行动（即威悉河演习）。举世震惊的是，丹麦方面竟无任何实际抵抗，整个国家在一餐早饭之间即被吞灭。至于挪威，败阵不过顷刻之间——尤其是对阵德国海军的时候。后者的三艘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柯尼斯堡号、布吕歇尔号——和数艘驱逐舰被击沉，而当国防军[1] 在南下至首都奥斯陆、北上至港口纳尔维克登陆的时候，另一艘驱逐舰也遭到了重创。

而在内陆，纳粹空军从这个惊愕的北欧国家头顶掠过，空降部队随即巩固了关键的战略要地。5日之后的4月15日，英法联军登陆纳尔维克，在恶战之后夺回了这个港口。与此同时，盟军部队还在翁达尔斯内斯和纳姆索斯登陆，它们分别位于特隆赫姆的两侧。由爱德华·迪特尔指挥的德军第3山地师对纳尔维克展开了反攻，这让盟军在挪威的根据地变得风雨飘摇。

攻打挪威，相当于给了英法联盟和挪威人当头一棒。就在德军来袭的前一日，不列颠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骄傲地鼓吹“希特勒已经错失良机”，看来他是言之过早。入侵挪威，盟军失守，这在伦敦政坛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普鲁富莫参与的这场为期两天的战役指挥大辩论，他可是从自己的所属基地——邻近的埃塞克斯专程赶来的。

尽管拥有绝对优势的240张选票，张伯伦还是担心这次挪威事件的讨论结果。并且对张伯伦战前绥靖政策的不满，上升成了对整个战局之妥协和消极的担忧。把主战派的保守党人、特立独行的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人曾在一战前夕担任过海军大臣——临阵召回海军部的提议让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但更为显然的是，那个七老八十、爱穿翼领衬衣、说话细声细气的战场领袖张伯伦（因其在挪威战役上的笨拙表现而饱受诟病）已把众人——尤其是那些服役于军方的议员——的愤慨推向了极点。然而矛盾的是，丘吉尔在挪威水域布雷的主战策略似乎对这次侵略起到了推动作用，身为海军掌舵的他理应是这场备受指责的灾难之役的直接责任人。随着辩论的深入，很多议员都感受到了一丝讽刺的意味，因为一旦张伯伦政府垮台，荣升首相之位的另一位优势参选人将是丘吉尔。

各方观点滔滔不绝，直到晚上8点，矮小的保守党议员里奥·阿莫尼站了起来。这个人既是张伯伦的朋友，又是丘吉尔的朋友，还是二人的老同僚，因景仰拥护帝制的老张伯伦（约瑟夫）而投身政界，在伯明翰市议会的张伯伦家族势力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又与丘吉尔是贵族学校哈罗公学的好友和同辈。阿莫尼因其又臭又长的演讲著称，但这一次，内心深处的担忧和越发高涨的愤慨显然提升了他的言语速度。作为一名时常前往德国滑雪的犹太人，阿莫尼从一开始就听说了希特勒的言论，也深知纳粹党人对其所珍爱之物的威胁。因反对绥靖政策而被长期驱逐于政府之外（就像他的朋友丘吉尔），但又胸怀壮志的阿莫尼，其目的简洁明了：现政府垮台，新人上任——最好能是丘吉尔。

在其标志性的长篇演讲快到高潮之际，阿莫尼环顾了一眼四周。就在座位之间的走道上，老劳埃德·乔治——一战时的不列颠首相，张伯伦的宿敌——的眼中闪动着鼓舞。这位矮小的男人深吸了口气，总结道：“当克伦威尔认为长期议会已无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之时，他是这么说的：‘尔等之能再不可委此重任。我叫你滚，让我们就此决裂。以主之名，离开这里！’”

似有一道闪电划过，在阿莫尼就座的同时，整个会场陡然一振。人们不约而同地吸了口气，房间里传出阵阵惊呼和感叹——紧随其后的是新一轮的热烈探讨。所有人——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阿莫尼的演讲炸开了禁锢言论的大坝——反对的浪潮终于破墙而出——人们都怀疑张伯伦能否在这滔滔巨浪之中保住自己的首相之位。

5月8日

第二天，反对党工党强行促成投票表决这一问题。41位保守党反对派成员——其中有20位是军人，包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约翰·普罗富莫——加入了“反对”游说团，投票反对他们的政府。60余人弃权。但票数已经足够。政府的赞成票骤然减少，超过半数的人倒戈，反对党以81票获胜。张伯伦面色铁青，跌跌撞撞地走出议院，大喊一声“滚”，自嘲“坐失良机”。约翰·普罗富莫仿佛患上了弹震性神经病，他从下议院出来的时候完全不是大步流星，而是蹒跚趔趄地走进了一家夜总会。

5月9日

伦敦，当张伯伦的对手聚集一团谋划其垮台时，张伯伦像只秋后蚂蚱在做垂死挣扎，以求拯救其政府和他的首相之位。他的官员和走狗四处奔走，打电话递消息，试图贿赂获胜的反对党，以求得一官半职，希望自己逃离裁制冗员的命运——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就是为了买通他们，换取珍贵的时间。

但最担惊受怕的是张伯伦，他已经开始准备退位。戴维·马杰森对政府的支持力度下滑，使得张伯伦深受打击，马杰森是深受他信任的下议院总督导（政党经理人）。张伯伦做了一系列安排，以保证倘若自己没能坚守住唐宁街10号，至少得看到自己的接班人是自己最亲近的政友，而且得是最坚持绥靖政策的盟友，“一双值得信赖的手”（而此刻，我们只能说“一只值得信赖的手”，因为在此提及的这名绅士生来就只有一只手）：哈利法克斯伯爵爱德华·伍德。

张伯伦垮台之后，有且只有两个候选人能够坐上首相的交椅。首相的私人和政治优势体现在其有外交特权。来自约克郡乡下的高瘦贵族哈利法克斯非常朴素节俭，他对两件事情非常热衷——猎狐和英国国教，因其头衔、爱好及其政治上的老奸巨猾，人称“圣狐”。尽管生来就没有左手，但哈利法克斯的枪法可谓百步穿杨，一方面他远在约克郡干罗比的家位于一片旷野之上，远离政界的喧嚣，使其能够得以静心训练，另一方面，自出生他便开始与其信仰的上帝搏斗。

恰逢此时，正值英国19世纪的财富和霸权都抵达顶峰，哈利法克斯——曾担任印度总督，印度这块地方是英国帝国皇冠上的一块宝石——沉重地发现，这一浪潮正在稳步地退却。他曾去德国，私下与希特勒会面并达成交易，虽然他看不起这位表面冷酷、举止无礼，实则掌控着德国命运的小中士和失败艺术家，但哈利法克斯仍痛苦地发现，新的欧洲权力集团已经定址了，不在伦敦。

他的对手出身与之相差无几。但是外貌不同、性格不同，信仰也不同，温斯顿·丘吉尔也于维多利亚的鼎盛时期出生于掌权的贵族家庭。但是，高瘦的哈利法克斯是个极端的保守党内部人员，冷静且谨慎；而矮胖的丘吉尔在政治上是个极端的浪漫主义者：闹腾且脾气暴躁，雷厉风行，乐于不按常理出牌，莽撞，只要符合自身事业利益，随时愿意更换党派，也会一时兴起改变政策。与温文尔雅的失败者哈利法克斯（也许应该称为“现实主义者”）不同，丘吉尔盛怒于英国的盛况和力量的逐渐逝去，但迄今为止，已经无力回天。他不止一次宣称，他绝不会争夺首相的位置，去处理大英帝国的逐渐消亡，但是仍有人怀疑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坐上唐宁街政府的那把交椅，无论他当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他达成这个目标的路线犹如蛇与梯子：搭配其无以伦比的出身，往前华丽地一跃。他频繁更换党派——最开始是保守党，后来自由党似乎要掌权时他又投靠了自由党，而自由党之风吹过之后，他又回归了保守党——这样的行为使得他的很多政治同僚都对其失去了信任，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对“温斯顿”这个姓氏——因为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有种愤慨之情，但是他那战争领袖的身份更是加强了这种不信任。1915年，丘吉尔主张攻打位于加里波利的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当时大家都能看出这场战争终会失败，但他还是固执己见——丘吉尔对这场失败的战争的责任的逃避使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丘吉尔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备受争议：在反抗布尔什维克时非常残暴，甚至在西部战线的枪声消停之前，他还支持对共产主义在苏俄的掌权加以武装干涉；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时治国无方，使得英国在1926年爆发短暂的全国总罢工；在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崛起，逐渐占据他那创意无限的大脑和用之不尽的精力之前，他甚至还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发表了同情声明。整个30年代，丘吉尔都未执政，他将这一切看做是小人的妒忌，像张伯伦一样的小人，丘吉尔对欧洲新势力的崛起报以寻衅的态度，这让张伯伦很是不满。在野的30年代，丘吉尔一直被笼罩在失意的氛围之中。但是，现在他回来了，年事已高，风尘仆仆，犹疑不定，不知是要忠守自己之前的行为政策，还是赶快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象征权力的方向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