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中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的蒋介石，一心想吃掉共产党。抗战一胜利，他却打出了“和平”的旗号，并于1946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邀请毛泽东“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还表示，非毛泽东亲自赴渝则不能解决国事，态度十分“恳切”。蒋介石的算盘是：如果共产党拒绝谈判，则可将内战责任强加给共产党；如果同意谈判，则可通过谈判诱骗中共交出政权和军队，以此消灭革命势力；如谈判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则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加紧内战准备。这一招可谓一箭三雕，不失为“高明”之举。

蒋介石似乎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围绕着谈判问题，毛泽东与蒋介石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蒋介石曾以开会、吃饭等名义扣押过李济深、胡汉民等资深的国民党要人。当时，在延安的同志和友人都很担心，劝说毛泽东千万不要去，他们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要和平就到延安来。在重庆，许多中间派人士则引颈悬盼。

虽然毛泽东对蒋介石施展的假和平阴谋早已洞悉，但是，中国人民打了8年仗，急需和平环境，医治战争创伤。因此，这一和平的可能性不论多么小，中国共产党都应尽力去争取，这对于人民是有利的。另外，通过和谈，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也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迎接挑战，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以真对假、以实对虚，是毛泽东对待这次谈判的根本态度，也成为谈判斗争的一大技巧。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飞机到达重庆，当即发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自赴渝的惊人之举顿时轰动了整个山城，他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平的象征和中国未来的希望。重庆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热烈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大公报》将毛泽东赴重庆同抗战胜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共视为中国的“三喜临门”。许多诗人写诗赞美，称毛泽东此举为“弥天大勇”。重庆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热烈欢迎毛泽东。人们注目的中心，由蒋介石的邀请转变为毛泽东赴渝的壮举。这一较量，毛泽东开始掌握了主动地位。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准备上。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作为谈判的发起者和东道主的国民党，却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来，一切提案均由中共提出。9月3日，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谈判八项原则，其中心是和平与民主。同日，中共代表将拟定的谈判具体方案11项交与国民党。蒋介石既无诚意谈判，自然也毫无准备，急忙于次日召集其谈判代表开会，商议对中共方案的对策。这一对策即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宗旨，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边区，以继续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一顽固的立场为谈判的顺利进行设置了障碍。4日下午，毛泽东与蒋介石开始举行会谈。至此，围绕中共11项具体方案进行的正式谈判才得以开始。

以真对假，表现在对谈判的诚意上。为使谈判取得成功，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在11条谈判方案中，第一条就是确定以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三民主义为和平建国的方针，第二条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仅此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及与国民党团结合作的愿望。关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是谈判斗争的焦点，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精神，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均作出了重大让步。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为达到蒋介石的“政令统一”，中共代表先后提出了解放区政权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再由国民政府委任等4个方案，均为蒋介石以不能真正做到“政令统一”而否定。毛泽东还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江南八省内的解放区，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他还说：“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在军队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大量缩减人民军队数量。由当时的120万人缩编为48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6，后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国民党军队的1/7。国民党以其军队也要缩编为由，要中共继续压缩，中共又减到24个师，最后降到20个师。中共的这一让步，即使蒋介石也无话可说。但这一让步是有原则的，毛泽东说：“人民的武装，—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国民党以缩编为幌子，企图吞并人民武装，这一点，中共绝不会上当。

以真对假，还表现在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蒋介石在谈判中完全陷于被动，于是在军事上不断挑起战事，围攻解放区，妄图以军事上的进攻来扭转谈判中的被动局面，逼迫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9月上旬，蒋介石密令阎锡山进攻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地区，阎遂派13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在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做好了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但是此时，毛泽东远在重庆，对国民党进犯军进行回击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安全？许多人为此担心。然而毛泽东果敢坚定，批准了“上党战役计划”，发出了一系列指示。于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3.5万，俘虏其军长、师长多名。蒋介石得知其军事进攻遭到惨败，急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此为少壮派军人所为，他并不知道，请毛先生谅解。这样，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进攻扭转谈判败局的阴谋破产了。在反击国民党军事进犯的时，毛泽东分别向《大公报》、合众社、路透社等中外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面目，争取了主动。

斗智斗勇，还表现在谈判桌上。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如欢迎会、宴会、招待会等广泛结交朋友，并亲自拜会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及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立场。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拜会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谭平山、柳亚子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同他们亲切交谈，支持他们提出的关于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等主张。毛泽东还拜会了许多国民党要人，如于右任、孙科、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冯玉祥即是在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赞赏中共的主张，称此为中国和平的保障。毛泽东不但接见国民党内倾向进步的人士，还主动与那些反共积极的右派人物打交道。如陈立夫、戴季陶、何应钦等。开始，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感到意外，因这些人是反共专家，是我们的死对头，有什么好会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还利用谈判的间歇时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他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向他们阐明中共的内外政策；他专门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他们在八年抗战期间给予解放区八路军的支援表示感谢。在此期间，他还接见了日本反战进步 池田幸子等人，表达了对所有在华的日本进步人士的慰问。毛泽东还特别接见了当时在中国服役的3名普通的美国飞行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止，共进行了43天，虽是谈判桌上的斗争，但却表现得极其尖锐复杂，毛泽东既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又要为真正和平的实现作出重大让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还夹杂着战场上的硝烟。毛泽东从和平、民主、团结出发，充分发挥了他那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才能，驾驭了整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谈判技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被迫承认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以及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协会议，释放政治犯等。这些都载入了“双十协定”之中，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