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往往就是危机出现之时。只有在重大事件中，才能显出英雄的本色。

1927年春夏之际，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革命形势仍然是高涨的，中国共产党应在城市组织工人罢工或举行暴动，以此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有人主张，走大革命时期的老路，重占广东，尔后北伐蒋介石，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

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全面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估计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在革命危机面前，他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他认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除了建立和扩大革命的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别无出路。

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又毅然将部队拉向湘赣边的罗霄山脉。在探寻革命队伍落脚点的时候，毛泽东带领部队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经过比较，最后确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为革命的基地。这里地势险要，有易守难攻的黄洋界，有包括大小五井的井冈山，千岩万壑，重峦叠障，方圆数百里，极有利于军事割据。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策略，革命由城市退向了农村，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根据地，从而走出了危机，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因此，革命的内容就转变为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既是发动、组织和领导这个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动力，也是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以及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殊死斗争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其侵略魔爪又伸向关内广大地区。1935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进而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革命也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作战略大转移，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惨重的损失。

就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双重危机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敏锐地觉察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正在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关系也由此引起了新的变动：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击日寇的侵略，决不做亡国奴；民族资产阶级也行动起来，抵制日货，以反对日本的侵略；在国民党营垒内一批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如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违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奋起抗日。毛泽东还十分敏锐地注意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性，即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中国，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样，中国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对日态度会随英美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能被迫实行抗日。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找到了摆脱双重危机的方法，这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抗日的阶级、政党、军队及其他抗日分子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这既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使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重大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策略任务。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提出后，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但在实践上建立起来也绝非易事，因为当时握有全国政权和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对于只有几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力“进剿”之中。为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毛泽东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即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动停止向国民党进攻，力避冲突产生。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让社会各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开展了广泛的“致书活动”。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并以他个人的影响，亲自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致函，向国民党党、政、军内有影响的人物致函，阐述中华民族的危机，表达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共赴国难、实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1936年8月，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阐明了共产党对合作抗日的全部政治主张，其后，毛泽东的致书活动达到高潮。在致书的对象中，既有宋庆龄这样有威望的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承者，也有著名爱国人士如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王以哲、于学忠、傅作义等，也有国民党军政要人如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宋子文、邵力子等，更有十年内战中多次交锋的对手如王均、朱绍良等，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成为毛泽东致书对象。在这些书信中，团结抗战始终是主题。

1935年底，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后，毛泽东即派代表向驻陕甘的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转交了他的亲笔信，表达了中共的主张，信中提出了“建立西北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杨虎城的赞同。次年春，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四项协议，从此，两军消除敌意，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193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还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表示愿与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这在东北军中产生很大影响。其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相联系等具体协定。红军与东北军化敌为友。这样，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在陕北的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形成了，这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个极大的冲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督其“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有些人认为中共可能惩办他，以报其十年“剿共”的血海深仇。但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保障他的安全。毛泽东因势利导，将西安事变作为逼蒋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蒋介石被迫放弃“ 剿共”政策,允诺了联合抗战等6项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得以成功。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其后，为了适应联合抗战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又积极开展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并就边区政权和工军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宣言的讲话，正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的合作关系。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虽然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初衷并没改变。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又设立“防共委员会”等。蒋介石的这些阴谋，都是在“合作”、“抗日”的掩盖之下，十分隐蔽。与此同时，在共产党内部，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如国民党对共产党由“围剿”改为“联合”，国民党军队由“敌人”变成了“友军”，过去的“头号敌人”蒋介石，现在也成为“抗战总司令”。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共产党人看不清方向，少数人已不同程度地误入陷阱。

面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和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复杂状况，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办？对此，毛泽东从整个抗战大局出发，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统一”就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入统一战线，绝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国难当头，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应该服从民族斗争。“独立”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应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具有独立性，不能丧失党的原则，盲目地跟着国民党的指挥棒转，处处受他们的约束和限制。统一和独立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是在抗日旗帜下的统一，是有原则的统一。独立则是在统一前提下的独立，是不破裂统一战线的独立，因此独立是相对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根据这一原则，为打破国民党妄图溶化共产党、吃掉八路军的阴谋，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毛泽东就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派其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这就坚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将八路军限制在太行山一带狭小范围内。但是，当太原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南撤，华北正面战场结束，毛泽东随即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根据这一精神，八路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等山地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开辟根据地，狠狠打击日寇。后来，八路军又向广大平原地区进军，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使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粉碎了日寇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度过了相持阶段最困难的时期。到1945年，中共开辟了15块抗日根据地，党员发展到120万名，八路军也发展到120万人。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这一切也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