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与进攻，是战争的两种基本形式。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敌强我弱，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处于弱者的防御地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他将防御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称其为“战略防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与进攻有着相同的目的性，是为了进攻、反攻而进行的防御，也是为了赢得战争最后的胜利而进行的防御。这就要求中国革命战争的指挥者们在战略防御方面做文章。

19世纪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积极防御”的概念，他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打击组成的盾牌。”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比克劳塞维茨更进一步，又明确提出了“攻势防御”、“决战防御”、“防御中的进攻”等积极防御的全新概念，并赋予这些思想以更全面更科学的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大部分历史中，敌处于战略攻势，我则处于战略守势。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通过积极防御，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形成我军在局部、在具体的战役战斗中的以多对少，这样的战役战斗才能稳操胜券，才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也才能改变强弱对比及攻守地位，使弱小的我军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打破敌人的“围攻”，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借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形容这一防御是“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进而，他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积极防御思想。这就是“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核心。

毛泽东特别反对分兵把守、处处设防和平均使用兵力的愚蠢方法，这样必然陷入消极防守的被动地位。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能在战场上改变敌进我退、敌攻我守、敌外线我内线的不利形势，才能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积极防御的主要形式是运动战。在土地革命时期，一个根据地仅一支红军队伍。同敌人相比，红军不仅人数少，而且装备差。在这种条件下，阵地战就不能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就只能采用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在不断的“前进”和“后退”中寻找有利的时机，创造条件，给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因此，“运动”不是消极避战，而是积极创造条件。用“运动”来调动敌人，以便更有把握地消灭敌人。

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协助红军作战，这是革命战争的一大特点。由于有了人民群众这个条件，我军因有“顺风耳”、“千里眼”，才能大踏步地前进或者后退，而进攻根据地的敌人则会步步掣肘，甚至因情报不准、信息不灵而处处黑暗，变成“聋子”、“瞎子”。而人民军队则在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还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这一点正是敌我优劣之势相互转化的保证。

从理论上讲，一言以蔽之，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防御中的进攻”。但是，在实践运用中，其战法却是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因时、因地，产生了一系列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战略方针。

顾名思义，“诱敌深入”，就是当敌人以重兵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和进攻之时，由于我军力量弱小，不可能“拒敌于国门之外”，必须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此即弱者首先让步，敞开根据地的大门，让气势汹汹的敌人进到根据地内来。毛泽东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来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他还列举《水浒传》上的故事说，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中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敞开根据地的大门，就是让敌人深入腹地后，看出敌人的“破绽”，机智地击败敌人。

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蒋介石先后调集60万兵力，对仅有三四万红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利用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条件，大胆地使用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战术。他或险地设伏，布下口袋阵，或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或以逸待劳疲惫敌人，暴露敌人的弱点，或造成敌人的错觉，制造各种战机。总之，灵活机动地制造各种战机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进攻，达到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目的。

1947年3月，胡宗南等部23万人，对陕甘宁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当时，留在陕北的解放军仅2万多入。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果断放弃延安，然后在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敌周旋，制造战机，消灭敌人。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的重点进攻，收复了延安。毛泽东说，实施诱敌深入无疑要在一定时期内丧失一部分土地，打破一些坛坛罐罐，但是“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其次，避其主力，打其虚弱，是毛泽东积极防御中又一常用战术。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强调“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毛泽东对此有深刻体悟。依据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运用这一战术此法，成功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蒋介石增兵到20万，分兵四路，从江西的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800里的战线上发动全线进攻。为防止部队冒进深入为红军所伏击，遂变换策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天前进10来里，每到一地就修筑工事，逐步向前推进。根据敌情，毛泽东决定采取“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在战斗中，毛泽东选择了敌战斗力较弱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首战对象。王部为北方部队，因初调南方水土不服，地形不熟，进至富田一带就修筑工事不再前进了。依据这一情况，毛泽东遂将3万我军集中隐蔽在离富田40里的东固地区，依靠人民群众封锁消息，专等此弱敌离开工事再打。这样，红军一直隐蔽等待了25天，敌人终于出动了，等待多日的红军立即发起总攻，先打其右路，再打中路，经过半天激战，消灭王部近两个师，红军初战告捷，乃趁此声势，迅速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从江西的东固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15天中五战五捷，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迂回运动，调动敌人，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变被动为主动的有效方式。

1935年1月，当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形势十分险恶。为阻截红军在川南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或东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调其嫡系部队8个师，加上川、黔、滇、桂等地方部队20个师共约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压将过来，企图将只剩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围歼在川黔边界地区。在这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摆脱敌40万人的围追堵截，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围绕着赤水河反复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然后趁敌之隙，跳出重围，变被动为主动。

按计划，中央红军将由黔北进至川南，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后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当敌重兵向遵义逼近时，毛泽东指挥红军于1月19日从遵义、松坎、桐梓出发，向西北方赤水河畔挺进，然后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到达川南，向离长江仅几十里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甩开了敌重兵。

一渡赤水河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在川南北渡长江，即派川军在长江两岸布防，并重新组织力量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地区全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果断地放弃了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指挥红军调转头来由滇北的扎西向东疾驰，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再向遵义北部的桐梓进发。

红军东渡赤水后，川军即跟踪追击，黔军由贵阳北进。抓住有利战机，红军攻克娄山关后，乘胜南进，又进行了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自长征以来第一个胜利。为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的狭窄地带，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调兵遣将。毛泽东将计就计，故意率兵在遵义周围徘徊狙击敌人，以进一步调动敌人。当各路敌军云集黔北时，毛泽东又突然率军西进，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并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此渡江无疑，急调所有兵力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叙永地区。在敌人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红军又突然折向东进，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随后，毛泽东率军在敌重兵空隙间穿插而过，出乎意料地改变方向，南渡乌江，直逼贵州，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措手不及，急调滇军驰援贵阳。正当滇军向贵阳驰援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乘虚南下，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当蒋介石恍然大悟派兵追赶时，红军已甩开敌人3日以上路程。于是，红军调头北上，在金沙江皎平渡胜利渡过长江，到达川南会理地区，彻底抛开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长征之路。

毛泽东指挥红军来回反复四渡赤水，大胆穿插于敌重兵之问，迂回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真真假假，迷惑敌人，调动敌人指挥敌人。在敌扑朔迷离之时，红军则乘隙而入，跳出重围，甩掉敌人，争取了主动。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迂回运动、调动敌人的典型战例。

第四，声东击西，以逸待劳，是毛泽东在积极防御中采取的又一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

1947年3月下旬，已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军队气焰十分嚣张，随即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西北解放军主力撤出延安后遂北上安塞，后移至延安北部的青化砭设伏，而以一营兵力伪装主力引诱敌人。敌董钊、刘戡两兵团分别向延安西北的安塞和东北的蟠龙扫荡，结果两路扑空，而当侧翼掩护刘戡兵团前进的三十一旅行至青化砭时，突遭解放军包围袭击，全歼敌3000多人。青化砭一仗，敌军发现解放军主力在延安北方，便调头向东。解放军以一小部兵力牵着敌人的鼻子继续向东，主力却移至榆树坪一带隐蔽整休。董、刘两兵团在延安东北方扑了空，又折向西扫荡，再次扑空。前后十几天，兜圈数百里，已拖得疲惫不堪，遂决定主力南下蟠龙补给，留下一三五旅防守蟠龙东北方的瓦窑堡。此时已整休半月的解放军主力集结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设下埋伏圈，当一三五旅经过此地时被解放军一举歼灭，这一仗，国民党又损失4700余人。羊马河战斗后，敌错误地判断西北解放军主力已“北窜”，可能东渡黄河，遂令大部兵力跟踪追击。解放军将计就计，以一个旅佯装主力北上，沿途丢弃臂章、符号、破担架，作败退状，而主力则秘密南下，突然包围了敌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当敌回援时，解放军主力已移至安塞休整一周。就这样，仅2万多人的解放军在陕北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以小部兵力牵着敌人四处兜圈子，使其处处扑空，疲惫饿乏，我主力则击其不备，出奇制胜，最终战胜了23万敌军的进攻。

总之，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依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我军逐步将战略的防御、持久、内线转变为战役战斗中的进攻、速决、外线，并最终将战略上的被动变为战役战斗中的主动，取得了革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