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

——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韶山是1910年，到长沙是19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他目睹了这场革命的潮起潮落，更为民族的前途担忧。青年毛泽东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侵华日甚，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这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要进步，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还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入，他与许多同时代的有志青年一样，逐渐形成了救国救民的意识。毛泽东曾说：“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还提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毛泽东决心逐步“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600字，老师的批语却有150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他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他读到了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读完后收获很大，越发觉得自学胜于在学校里读书。于是，他决定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每天步行3里路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这里的中外书籍，报刊杂志之多是毛泽东从未见过的。这期间，他制订一个自学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广泛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如同置身于书的海洋，贪婪而又自由地畅游着。在浩瀚的书海里，从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到历史地理，从哲学法律到自然科学论著，他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使他深受启发。严复针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状，写下大量按语，批判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阐发了自强、保种、自力、斗争的观点，呼吁救国图存，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半年的自修生活，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认识。毛泽东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

在这个时候，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一则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这所学校。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这所学校，毛泽东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这所学校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在重视“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之外，湖南第一师范还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尤为称道的是，湖南第一师范还先后聘请了诸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他们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而且“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其中，杨昌济就是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良师益友，他对毛泽东人生观的确立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与毛泽东入校差不多同时，蔡和森、周世钊、李维汉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也都纷纷考入该校。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一生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在湖南一师，他广泛涉猎古今名著，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初次尝到了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中国命运发生急剧颠簸的年代。清王朝被推翻了，亿万人民期待的共和到来了，但是民族却没有赢得独立、民主和进步。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开始逐步为自己规定读书的目的，并因此开始逐步树立救国救民的志向。

与别人不同的是，毛泽东的立志呈现出“立真志”和“真立志”的特点。他认为，仅仅有宏大的志向还不够，还必须找到实现崇高理想的途径。因此，真正的立志，首先是要寻求真理。他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因此，他苦苦求索“大本大原”，并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

什么是“大本大原”呢？在当时的他看来，就是宇宙生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朱熹说：“大本不正，小规不立。”溯本逐源，这个思想实际上和湖湘学派所提倡的做“学问”与“处身”分不开。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在讲课时，也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想，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

由“大本大原”而立定志向，就是要求在面对纷繁芜杂的万事万物时，要从大处着眼，要从事物的根本着眼。把大处抓住了，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是基于这一点，以后在毛泽东的一生里，他经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在求“真”、求“本原”的同时，毛泽东早期立志还呈现出“立奇志”的特点。他曾对人言，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毛奇”。

毛泽东的立志求本、求真、求奇的特点，决定了他的立志具有无所学而学、无可模仿而“模仿”的性质。这种立志，具有开创和创新的成分和倾向。青年人谈志向，往往喜欢谈自己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而毛泽东却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1915年，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要“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他也曾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随着在湖南第一师范广泛阅读的同时，他的志向进一步确立和成熟。1917年8月，他在致友人信中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要“谋人类全体的幸福”，实现“世界大同”。斯诺曾这样记述这时的毛泽东：“在当时他们这个年龄的男青年，议论女人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和同伴们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他和朋友们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种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大志，始终激励着毛泽东去拼搏，去奋斗，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那么，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呢，他认为应先从改造中国做起。在他看来，我们生在中国，做改造中国的事比较便利，且中国“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比世界更加幼稚和腐败，故应先从改造中国着手。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因此要改造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变化民质”，“塑造新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世界大同”这一崇高理想。

大地在呻吟，时代在召唤。近代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其不可遏制的侵略本性，如恶魔般地纷至沓来，并和中国落后的、腐败的封建主义结合，造就了中国社会中的畸形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使好端端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破了，家亡了，内忧外患的祖国，饥寒交迫的人民，一些关心民族生死存亡的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天大的问题，救国救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促使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接触了解各种思想学说主义，为的是尽快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求本、求真、求奇。他也在不断地否定“旧我”，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着自己的认识，旧式的爱国理想被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爱国主义所取代。新的爱国理想成为他选择、比较、甄别各种理论的试金石，使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