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清晨，我终于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漫漫征程。对于骑行者，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骑行，没有机动车的威胁，没有灰尘的纠缠，没有阳光的暴晒，天气凉爽，绿树成荫，美景相伴，音乐相随，最好再来点顺风，强度不要过大，营养及时补充，在目的地，美味佳肴和舒适的房间正等在那里。但我知道，这根本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与之相反，在2100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十只拦路虎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这个冠心病患者的到来。

惊人的巧合

起程日期定在5月11日，这是几个月前早就选好的日子。因为“五一”过后，气温明显上升但不至于酷热，白昼越来越长，雨季尚未来临，工作上也是可以离开的最佳时机。

而5月11日是星期六，我是用带薪休假的时间骑行，25年的工龄让我每年可以享受15天假期。如果一次休完，这15天最多就可以连接四个双休日，加起来就是23天。天哪，这在过去可是想都不敢想啊！

尽管昨晚吃过一片安定，一觉醒来，才5点钟。我忽然在想，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大事发生？

目光扫过床头柜，著名探险记者乔恩•克拉考尔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映入眼帘，令我不由想起1996年的珠峰大山难。

17年前的今天，世界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了珠峰——此刻，曾在两个月内征服珠穆朗玛、乔戈里、洛子峰，在七个月内登顶七大洲最高峰的最负盛名的高山向导、新西兰人罗布•霍尔正在珠峰南峰上，通过卫星电话绝望地与远在家乡的妻子通话。从前一天下午2:30登顶，他已在海拔8750米以上、狂风呼啸、摄氏零下几十度的生命禁区无氧挣扎了十几个小时。尽管身边还有满满的两瓶氧气，但面罩上的流量调节阀被冰堵住，令他无法吸氧；尽管他试图去掉这些冰，但他的双手都已冻伤，双腿再也不能挪动半步；尽管两个技艺高超的夏尔巴人正准备前来营救，但恶劣的天气让任何救援都变得徒劳。

自1852年珠峰被确认为地球最高点，就招来了众多狂热的攀登者。1953年5月29日中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成功登顶珠峰，人类第一次站在地球之巅。这之后的60年，珠峰成全了超过3000人的登顶梦想，但也葬送了500多人的生命。

1996年5月10日凌晨，由罗布•霍尔率领的冒险顾问公司探险队、美国登山家斯科特•费希尔率领的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和高铭和领衔的台湾探险队共33名登山者，离开4号营地，向山顶进发，拉开了珠峰登山史上头号大山难的序幕。

曾在2003年5月22日登顶珠峰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在给《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文版作的序中写道：“《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给我们回放了1996年5月发生在珠峰上的一次山难，四支登山队中共有12人遇难，令人触目惊心。当然，造成山难的是难以预测的暴风雪，但是当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为的因素也占据着相当关键的位置：假如领队费希尔和霍尔始终坚持他们的原则，到了‘关门’的时间，不管走到什么高度都必须下撤；假如作为向导的布克瑞夫能够忠于职守，放弃自己无氧登顶的梦想而专心服务客户；假如夏尔巴领队始终在履行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职责，而不是干了别的；假如费希尔不是一味隐瞒自己的疾病；假如作者本人能够跳出惯性思维而不是对哈里斯的困惑熟视无睹……事情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但这些假如毕竟没有出现，惨剧因此发生了。直接导致了12人遇难、多人受伤的大山难。

对这本被称为登山者的圣经的畅销书，我已看了多遍。对于有着登山倾向和山难情节的我来说，这本书从另一方面使我对西行路上的海拔问题格外重视。

今天临行前突然再看到它，想到那些长眠于高山冰雪之中的攀登者，我的心境瞬间蒙上一层阴影：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史无前例”的采访团

对这次骑行，媒体以特有的敏锐的嗅觉，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当地媒体“两大巨头”——滨州日报社和滨州电视台，分别开设专栏，展开系列报道。滨州日报派出了曾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山东新闻奖一等奖，多次在国家、省级艺术摄影比赛中获奖的民生记者部主任、省劳模李振平；电视台则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当过知青、在多个协会任职、获得“山东省优秀编辑记者”等称号的副台长刘明中和从黄河之城兰州一路走来、曾在河南卫视法制频道做过编导的新闻记者李文兴；司机则由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卢延波客串。以这种方式，自始至终跟踪关注一个民间行为，在“两大巨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们还专门印制了采访背心，上书“‘挑战极限千里走单骑’采访团”字样，暗红的字体，在清新的晨光里熠熠闪光。此刻，他们正操着各自的家伙，占据有利地形，用鹰一样的眼睛捕捉着心中的猎物。一会儿把镜头对准我，一会儿又瞄向送行的人群。与我同龄、生日略大的李振平能够全程参与，是始料未及的。他是报社首席记者，摄影一流，文字出众，极其敬业，魁伟略胖的身躯像他的人品一样厚重。他本打算从西安才开始介入，但硬是用十几天的疯狂熬夜，最终“以时间换取了空间”。

当日送行的人群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毫不起眼但我看来很是突兀的人物。他迈着丘吉尔式的脚步，叼着香烟，不慌不忙地走着，敦实的身躯被蠢蠢欲动的朝阳拉得很长很长。他就是毕业于山大中文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绿茵场上，因技术细腻、面相和善而被广大球友称作“王师傅”的滨州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王庆国。此刻，他正和滨州电视台新闻中心副总监、当众情绪激动地说我“这样做分明是在玩儿命”的王卫东，从中海太阳岛往地桥方向走来。还有齐鲁晚报、鲁中晨报、鲁北晚报等媒体的朋友，也早早来到现场，让我这个即将出征而感怀万千的人，又平添了些许感动。

我本打算悄悄出行的，但现在想来，多亏这些铁肩担道义的媒体，一则证明了这次挑战的客观性，二则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视频资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让我感到了压力，促使我一再加码，大大加快了挑战进程。

强力搭档：老綦

6:10准时下楼，除了见到满脸兴奋的记者，还有一个魁伟的身影：我的强力搭档老綦。

妻子本来坚决反对这次骑行，但我决心做的事，十匹骡子也拉不回。一段时间后，无可奈何的她只得开出了一个免谈的条件：必须有同伴跟我一起去！

出发前，振平兄曾与我畅谈了一个晚上，“你是如何说服家人和亲朋好友同意这次骑行的？”他最后抛出了这么个话题。“我无法说服他们，就干脆不去说服。”与其他话题的滔滔不绝相比，这次回答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在振平兄诧异而首肯的眼光里，谈话到此结束。

因此，妻子能够松口，实属不易了。对她这个条件，万万不能再固执己见。再说有同伴作陪，自然甚好，2000多公里的路程，也好互相有个照应。综合兴趣、体力、技术、意志等，当然首选老綦和杨勇了。

老綦本名綦向阳，其实并不老，比我还小一岁，之所以称他“老綦”，是因为他的品行像这土地一样厚重，让人放心、感动和亲近。老綦是坚定的户外运动者，在单位里骑行最早，修车技术也很好，我几次见他在路上帮同伴补胎，在没有盆水的情况下，很快找到破口，三下五除二补好。而我为了学习补胎技术，不厌其烦地来到车行，拆了装，装了拆，练了八九次才勉强掌握。老綦本计划骑川藏线的，登山功夫也很了得。

小我两岁的杨勇属于相当内秀、低调的那种，前几年多次和老綦搭档外出，周末在周边进行200公里以内的当日往返骑行。

当我在2012年9月下旬的一天，向他们透露千里单骑计划时，他们都十分兴奋，充满了期待。

事实上，从2012年5月加入骑行族，我和单位几名新手就先后跟着老綦和杨勇参加了多次集体骑行。比较难忘的是2012年7月28日，伦敦奥运会开幕当天，我们七人艰难骑行170公里，来到济南泉城广场，为奥运会加油助威。那是我第一次“远行”，先是7月27日下午骑行85公里赶到邹平，过渡一下；28日再经过十几公里烂泥中的历练和高温考验，终于在下午4点到达泉城广场，成就感不亚于一次小小的长征。29日的返程就更加艰难，冒着近50℃的地面高温，大家在没有补给的黄河大坝上苦苦挣扎大半天，顽强骑行160公里，才平安回到家中。

而1974年出生的老司是首要的后备人选。他练得很苦，只要体力跟得上，自然期待他的加盟。

遗憾的是，杨勇因工作原因，被我以大局为重劝退；老司膝盖有伤，亦不得不忍痛放弃。只剩下强力搭档老綦，陪伴我踏上艰难的征途。

西行的革命队伍，原本只我一个人，后来有了老綦加入，令我不再孤单；临行前又有媒体加盟，变成了六人同行；事实上，还远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