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阅读的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是《静静的顿河》。尽管时过四十多年，我仍然确信这个记忆不会有差错，人对自己生命历程中那些第一次的经历，记忆总是深刻。

从学校图书馆借这部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部名著，更不了解它在苏联和世界文坛的巨大影响。那是我对文学刚刚发生兴趣的初中二年级，“反右”正在进行。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中文系大学生，常常在语文课堂上逸出课本内容，讲某位 某位诗人被打成“右派”的事，尤其是被称为“神童”的刘绍棠被定为“右派”，印象最深刻了。好奇心也在同时发生，天才，神童，远远比那个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其政治内涵的“右派”帽子更多了神秘色彩，十分迫急地想看看这个神童在与我差不多接近的年龄所写的小说。课后我就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目录，居然借到了《山楂村的歌声》短篇小说集，大约是学校图书馆尚未来得及清查禁绝“右派” 的作品。大约是在这部小说集的“后记”里，刘绍棠说到他对肖洛霍夫的崇拜和对《静静的顿河》的喜欢。“神童”既然如此崇拜如此喜欢，我也就想见识这部长篇小说了。看到在图书馆书架上摆成雄壮一排的四大本《静静的顿河》，我还是抑制了自己的欲望，直等到暑假放学，我便把这四部大著背回乡村的家中。

我知道了地球上有一条虽然不大却很美丽的河流叫顿河。这个顿河总是具象为我家门前那条冬日清冽夏日暴涨的灞河。辽阔的顿河草原上的山冈，舒缓柔曼的起伏转承的线条，也与我面对着的骊山南麓的坡岭和白鹿原北坡的气韵发生叠印和重合。还有生动的哥萨克小伙子葛利高里，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尼亚。我那时候忙于自己的生计，每逢白鹿原上集镇的集日，先一天下午从生产队的菜园里趸取西红柿、黄瓜、大葱、茄子、韭菜等，大约50斤左右，天微明时挑到距家约10华里的原上去，一趟买卖可赚一二元钱，整个暑假坚持不懈，开学时就可以揣着自己赚来的学费报到了。集日的间隔期里，我每天早晨和后晌背着竹条大笼提着草镰去割草，或下灞河河滩，或者爬上村庄背后白鹿原北坡的一条沟道，都会找到鲜嫩的青草。虽然因为年幼尚无为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而割草获得的工分比出工还要多。我在割草和卖菜的间歇里，阅读顿河哥萨克的故事，似乎浪漫到不可思议。我难以理解故事里的人物和内蕴，本属正常。所有这些也许并不重要，有幸的是感受到我的生活范围以外的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视野抵达一个几乎找不到准确方位的遥远的顿河草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快乐和悲伤竟然牵动着我的情感，而我不过是卖菜割草的一个尚未成年的乡村孩子。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喜欢阅读欧美小说的偏向，就是从这一次发生逆转的，从“说时迟，那时快”的语言模式里跳了出来。

另一次难忘的阅读记忆发生在“文革”期间。我已经几年都不读小说了。“文革”一开始，以“三家村”为标志的 们的灾难，使我这个刚刚在地方报纸副刊上发过几篇散文的业余作者，终于得出一个最现实的结论，写作是绝对不能再做的事了。我把多年来积累的日记和生活纪事，悄悄从学校背回乡下家中，在后院的茅房里烧毁了，也就把因为一句不恰当的话而招致灾难的担心解除了。我后来被借调到公社（乡）帮忙，遇见了初中的地理科任老师。他已经升为我们公社地区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文革”中惨遭批斗，新成立的“革委会”拒不结合他。公社要恢复“文革”中瘫痪多年的基层党支部，他也被借调来公社帮助工作，我和他就重新相聚了。我听他说来此之前在学校闲着，分配他为图书管理员。这一瞬我竟然心里一动，久违了的好陌生的图书馆呀。他说学校的图书早已被学生拿光了，意在他这个管理员是有名无实。我却不甘心，总还有一些书吧？他不屑地说，偷过剩下的书在墙角堆着。我终于说服了他，晚上偷偷潜入校园，打开图书馆的铁锁，不敢拉亮电灯，用事先备好的手电筒照亮，在那一堆大多被撕去了书皮的书堆里翻检。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竟然获得了《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世界名著。我把这些书装入装过尿素的塑料袋，绑捆到自行车后架上，骑车出了学校大门，路边是农民的菜地，如做贼得手似的畅快。我的老师再三叮嘱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些书，我便发誓，即使不慎被谁发现再被揭露，绝不会暴露书的真实来处，打死我都不会给老师惹麻烦。

于是就开始了富于冒险意味的阅读。这大约是上世纪交上70年代的事。处于“文革”中期的整个社会氛围是难以确切描述的，我只确信一点，未曾亲自经历过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种亲历者的直接感受的。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八个样板戏里的头几个样板被推出来。整个社会都挥舞着一把革命的铁笤，扫荡“封资修”——那些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和文学遗产。我在一天工作之后洗了脚，插死门扣，才敢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那本被套上“毛选”外皮的翻译小说来，进入一种最怡静也最冒险的阅读，院子里传进来干部们玩扑克为一张犯规的出牌而引发的争吵。最佳的阅读气氛是在下乡住到农民家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房东一家吃罢晚饭就上炕睡觉了，在前屋后窗此起彼伏的鼾声里，我与百余年前法国的一位市长冉阿让相识相交，竟然被他的传奇故事牵肠揪心难以成眠；抑或是陌生到无法想象的西班牙斗士，在斗牛沙场和社会沙场上演绎的悲剧人生；还有那个“多余人”裘德，倒是更能切近我的生活，尽管有种族习俗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然而作为社会底层的被社会遗忘的“多余人”的挣扎和痛苦，却是穿透任何差异的共通的心灵情感，甚至可以作为我理解自己身边那些乡村农民的一个参照。许多年以后，我才从开禁的有关资料中得知，《无名的裘德》是欧洲文坛曾经颇有影响的写社会底层“多余人”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包括高尔基也写过这类人物和很具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名字记不得了。

这应该是我文学生涯里真正可以称作纯粹欣赏意义上的阅读。此前和后来的阅读，至少有“借鉴”的职业性目的。此时此境下的阅读纯粹是欣赏，甚至是消遣，一种长期形成的读书习惯所导致的心理欲望和渴求。因为“文革”开始我就不再做 梦了，四五年过来，确凿不再写过任何属于文学色彩的文章。读着这些世界名著的时候，也没有诱发写作欲望或重新再做 的梦想，然而我依然喜欢阅读。阅读这些一概被斥为“封资修黑货”的小说，耳朵里灌进的是以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还有样板戏的唱段，乡村树杈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向田野和村庄倾泻着，在我的心里，正好是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全面对抗尖锐冲突“你死我活”的双方交战的场面。我那时尚不能作出判断，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如何发展前景怎样，然而却确实发生最基本的属于常识层面上的怀疑，欧洲的无产阶级和穷人喜欢如《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这一类作品，我不可能有任何片纸只言的资料，所在只能依常情常理来推测。依据仍然是这些文本，它们都是为劳动者呐喊的呀。我至今也无法估量发生在“文革”中间的这种最纯粹的阅读，对我后来创作的发展有何启示或意义，但有一点却是不可置疑的，欧洲 创造的这些不朽作品，和我的情感发生过完全的融汇，也清楚了一点，除过8个样板戏，还有如上述的世界名作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传诵不衰。

还有一次发生在“文革”后期的阅读是难忘的。大约是1975年春天，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改编电影剧本，意料不到地读到了前苏联 柯切托夫的几部长篇小说。需稍作交待，此前两年，被砸烂了的省 协会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恢复，在农村或农场经过劳动改造且被审定没有“敌我矛盾”的编辑和 ，重新回到西安，着手编辑文学刊物。为了与原先的“文艺黑线”划清界限， 协会更名为创作研究室，《延河》杂志也改为《陕西文艺》。老 们虽被“解放”，仍然不被信任，仍然心有余悸，“工农兵”业余作者一下子吃香了。我也正是在这时候写下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且被刚刚恢复业务的西影厂看中，拟改为电影。我到西影厂以后，结识了几位和我一样热心创作的业余作者。记不清谁给我透露，西影厂图书资料室有几本“内部参考”小说，是供较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参考的，据说这几本小说揭露了“苏联修正本义”的内幕。我经过申请，得到有关领导批准，作为写剧本的业务参考，破例破格阅读“高干”的参考书。

第一本是《州委书记》。作者是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写了两个苏共的州委书记，拿我们的习惯用语说，一个实事求是做着一个州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另一个则是欺上瞒下虚夸成绩搞浮夸风。前者不断受挫，后者屡屡得手于表彰升迁等等。结局是水落石出，后者受到惩治，前者得到伸张。依着今天我们的眼界来说，这部小说的主旨和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然而在1975年的时空下，我的震撼和兴奋几乎是难以抑止的。1975年再度加压的政治气氛，却无法堵住中国人私下的议论，包括直白的诅咒和谩骂，这应该是施虐近十年的极“左”路线穷途末路的一个先兆。我可以和几位朋友在私下里谈《州委书记》。我甚至以为把作品人物名字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集体农庄换成公社或生产队，读者的感觉就会毫无差异。就当时而言，柯切托夫揭示的苏联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实际生活里更普遍也更尖锐，然而中国却集中到几乎是莫须有的“路线斗争”。更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作为揭露苏共修正主义的标本，在苏联却照常销售普遍阅读，如若中国有一位写出类似作品的 ，且不说能否出版，肯定性命都难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