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着吕氏诸人飞扬跋扈，想象着刘荣战战兢兢自尽，我真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盛世。李景屏著《大清阿哥：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何苦生在帝王家》，以清代档案、实录、笔记、回忆录、传记等资料，分别揭示清朝12位阿哥和公主悲欢离合的命运，令人感慨。其实，何止清朝，哪一个朝代的皇子与公主是幸福的？只要卷入权力之争，就没有谁能够安宁，不论何朝何代，也不论主动卷入还是被动卷入！

　　3．七王之乱

　　汉初“无为而治”虽然对恢复社会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助长了诸王割据势力的迅速膨胀。刘姓诸王日益骄纵，处处对抗朝廷。早在刘恒时，有识之士贾谊就意识到这一威胁，积极进言。

　　贾谊20余岁被召为博士，经常上书，主要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在《陈政事疏》中，贾谊大声疾呼：我看天下形势，可为之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之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之长叹的有六个问题。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自己睡在柴堆上，只是火还没燃烧起来，就自欺欺人说平安无事。当今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他具体指出：危害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王企图叛乱。他为此建议：在原有诸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诸侯，削弱他们的实力。诸王死后，他们的封地应分割若干块，分封给他几个儿子。这样，一方面让诸王的子孙放心，知道会按制度受封而不反叛，另一方面诸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结果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自如，国家也就长治久安。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这一建议，但他当时的主要精力在稳定政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上，不宜与诸王公开对抗。皇权和王权的矛盾没解决，危机继续发展。

　　刘启继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又上《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刘启采纳晁错这一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这一改革引起极大震动。晁错的父亲说：“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王，使皇室骨肉疏远，引起大家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晁错说：“不这样，天子没尊严，国家不得安宁！”父亲叹道：“你这样做，刘氏王朝当然安宁，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这位老人服毒自杀，遗言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晁错父亲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诸王非常不满，尤其是刘邦之侄吴王刘濞。因为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因小事纷争用棋盘打死吴王的儿子，他早就怀恨在心。于是，公元前154年正月，他发动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的有8个王，所以史称“八王之乱”。刘濞发兵20万，号称50万，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直接进军京城，想取代刘启。

　　叛军顺利打到河南东部。刘启一边命周亚夫率军镇反，一边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有人提议：杀了晁错，让叛军没借口。刘启天真地以为叛军的目标只是“君侧”，而不是君本身，便同意了。于是，中尉到晁错家传旨上朝，晁错穿上朝服就跟着出门。哪想到，车马经过东市的时候，中尉命令停车，忽然拿出另一份诏书，宣布当即腰斩晁错。

　　叛军并没有因晁错之死而收兵，刘启这才后悔。三个月后平定这次叛乱，刘启又借机削夺诸王领地，把诸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回，从此诸侯只是名义上的封君，再没有政权。

　　晁错之死，后人愤愤不平。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篇《晁错论》，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最难做的事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明代思想家李贽说：“晁错可以说不善谋身，不可说不善谋国。”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能人，在所谓“盛世”也难逃被错杀的厄运。

　　二、若干名臣

　　1．精神病患者周勃

　　周勃本来跟孔子年轻时一样，为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做吹鼓手，因为反抗暴秦被卷入军中做拉强弓的勇士。刘邦刚起兵的时候，周勃开始跟随，常常最先登上敌人的城池，又最先攻入咸阳，后来平韩信时又功劳最多，升为太尉。刘邦遗嘱说：“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后来果然是这样，前文已述。

　　刘恒时，周勃为右丞相，赐黄金5000斤，食邑10000户。周勃因为拥立刘恒有功，每次上朝结束后，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刘恒放在眼里。而刘恒对他更加有礼，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劝刘恒说：“不该对周勃这样，有失君主身份！”另一方面也有人提醒周勃：“你威震天下，得到厚赏，居处尊位，很受宠信，该当心灾祸降临！”周勃听了，想想有道理，感到恐惧，连忙谢罪辞职。刘恒同意。一年后，丞相陈平去世，命周勃接任。可是十个月后，刘恒突然说：“前日我诏令列侯回自己封国去，有的还没动身。你是我最器重的人，带个头吧！”周勃于是被免去丞相职务，前往封国。

　　有一种精神疾病叫“被迫害妄想症”，即病人总认为自己受到迫害、欺骗、跟踪、下毒、诽谤或阴谋对待等等，因此变得极度谨慎，处处防备，小小的轻侮也被放大。晚年的周勃，很可能就患有这种疾病。他怕被杀，经常身披铠甲，甚至令家人手持兵器接见郡守、郡尉，触犯大忌。

　　公元前176年九月，有人告周勃谋反，他被捕下狱。周勃更恐惧，不知怎样答辩。狱吏欺辱他，他拿1000两黄金相送。狱吏得这么大好处，过意不去，主动帮他，在牍板背面写字开导他：“请公主作证。”公主指刘恒的女儿，周勃长子周胜之妻。周勃便把所受赠封的财物全都送给薄太后的弟弟，也即刘恒的娘舅薄昭。到处理周勃案的紧急关头，薄昭向薄太后进言，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于是，临朝时，薄太后抓起头巾向刘恒掷去，怒斥说：“周勃曾经挂皇帝赐的印玺，统领北军，那时候都没有谋反，如今身居区区小县难道还想反吗？”刘恒马上向太后谢罪。这样，周勃不仅死里逃生，而且恢复爵位和封邑。他长叹一声，感慨说：“我能率领百万大军，可还不知狱吏的本事！”

　　2．阴间叛贼周亚夫

　　周亚夫是周勃次子，本来没什么政治野心。有一次，看相人对他说：“你命相尊贵，三年后封侯，八年做丞相，但再过九年会饿死。”周亚夫听了大笑，说：“我哥已继承父亲的爵位，即使他死了也是侄子继承，怎么可能轮到我？说我饿死更不可能！既然会尊贵，怎么至于饿死？”没想到，三年后，周亚夫之兄周胜之因杀人果真被夺位，而刘恒念他父亲战功显著，便改由周亚夫继承。

　　周亚夫是个非常较真的人。公元前158年匈奴进犯，刘恒急忙调三路兵马到长安附近。河内（今河南）太守周亚夫是其一，驻军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刘恒为鼓舞士气，亲自到三路军营慰问。前两处不用通报，见皇上车马来，慌慌张张就开门。而周亚夫的营寨，告知天子要来之后，守卫仍然说：“军中只听将军令，不听天子诏！”刘恒亲自到门口，派使者拿着自己的符节进去通报，周亚夫才命令打开寨门。劳军完毕，刘恒对周亚夫赞叹不已。一个月后，匈奴退去，刘恒即提拔周亚夫为中尉，掌管京城兵权。刘恒弥留之际还嘱咐刘启：“你要重用周亚夫。”

　　刘启提拔周亚夫为骠骑将军，周亚夫在战场上没让刘启失望。“七王之乱”时，叛军很快杀官军数万，直接威胁到汉室。周亚夫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我想放弃梁国，断绝吴楚粮道。”刘启采纳了这一建议，很快扭转战局。然而，周亚夫在官场却屡屡令人失望。如窦太后想封她哥哥王信为侯。刘启征询周亚夫意见，周亚夫如实回答：“高祖说过，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功劳的不能封侯。如果封王信为侯，有违祖训！”刘启便坚持不封，结果周亚夫得罪窦太后等人。

　　周亚夫对皇帝的意见也经常反对。公元前147年秋，因为内部不和，匈奴将军徐卢等六人归顺汉朝。刘启非常高兴，准备封他们为侯，以便鼓励更多匈奴人不战而降。周亚夫却反对：“如果给这些背叛国家的人封侯，那以后我们如何处罚那些不守节的大臣呢？”刘启听了很不高兴，认为这话迂腐，但不能不给点面子。不久，刘启还是封这些降臣为侯。见此情形，周亚夫知道失宠，推说有病，请求辞职。刘启想想也气，顺水推舟。

　　过了几个月，到新年即公元前146年正月，刘启想周亚夫毕竟有大功，想再用他。刘启设一场“鸿门宴”：周亚夫的席上只有一块大肉，没有切好的碎肉，也没筷子。周亚夫没在意，叫服务员取筷子。刘启却讥笑说：“你难道有什么不满意吗？”周亚夫觉得不对头，士可杀不可侮，马上起身免冠告罪请退，快步离去。刘启目送他的背影，心里也不高兴，说：“瞧这德性，将来能够侍奉少主吗？”

　　国人自古迷信，给阴间亲人总要烧些纸钱之类。与时俱进，当今有些人甚至烧纸糊的西装、电视、手机、电脑等，希望已逝的亲人在阴间享用。且说周亚夫被刘启一气，病倒在床。快死的时候，他儿子买些纸糊刀枪之类，准备烧给他，以便让他在阴间继续杀敌立功。这应该是很自然很爱国的想法。可是，有人告他私藏兵器，想要谋反，立即给逮进诏狱，罪曰：“你虽然没在人间造反，可是准备在阴间造反！”周亚夫受不了这等屈辱，绝食抗议，五天后吐血身亡。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周亚夫的同时也为他惋惜，说他因为过于耿直，对皇帝不尊重，导致悲剧，令人慨叹。在我们今天看来，更令人慨叹的是“阴间谋反罪”。

　　3．宠臣郑通

　　我很不愿提及这个人物，因为太恶心。思之再三，最后我想没有邓通的“文景之治”形象恐不完整，还是捏着鼻子敲几句吧！

　　一日，刘恒梦想上天，却怎么也上不去，有个黄头郎从后面将他推一把才上去。黄头郎是当时掌管行船的小吏。梦醒后，刘恒到未央宫西边的苍池，暗暗寻找梦中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看到邓通衣着如梦中所见，召来一问，姓邓名通，音近“登通”，十分高兴，开始宠他。邓通不喜张扬，也不善交际。刘恒几次赐他休假，他也不肯出去玩。因此改为赏钱，累计亿万之多。

　　又一日，有人为邓通相面，说他会穷困饿死。刘恒说：“有我在，他怎么可能穷困？”于是，将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都赏他，并特许他家铸钱。

　　邓通的父亲十分感激皇恩浩荡，每一个钱都精工细作，从不掺杂铅、铁，使“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全国上自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如果到此为止，那么邓通还是让人尊敬的。

　　某日刘恒痔疮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御医药开了不少，疼痛却不见稍减分毫。邓通急了，一下子扑上，也不管那脓血多污秽腥臭，张嘴对着屁股上的烂疮就吸。偏也巧，就那么几口，刘恒的疼痛减轻几分。此后，邓通每天帮他吸几次，痔疮慢慢好起来。刘恒大为感动，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孝敬我？”邓通说：“自然是太子！”刘恒马上叫刘启给他吮疮。刘启无奈，只得伸嘴，可还没碰到疮口，一恶心就大吐。为此，刘恒很不高兴。

　　当时，贾谊也侍刘恒，地位与邓通相当。贾谊常常在刘恒面前讥讽邓通，邓通也在刘恒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刘恒渐渐疏远贾谊，最后将他贬去长沙。贾谊写了一篇《吊屈原赋》，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

　　再说刘启后来听说邓通曾经为刘恒吮疮，愧疚得很，记恨邓通。几年后刘启继位，很快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没收他所有家产。这样，邓通竟然真跟乞丐一样，身无分文，饿死街头，应验了那相士的话。

　　邓通跟周亚夫的故事有几分相似，富有戏剧性，不知是否虚构。孟德斯鸠指出：“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跟牲畜一样，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帝王是“奉天承运”，大臣和百姓则只能“奉皇承运”了！皇上要你升官发财，你不能不飞黄腾达，相反也一样。

　　三、匈奴

　　匈奴人生活在河套地带，游牧于大漠南北，即今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带。不过，现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并不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人跟现在的匈牙利人倒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匈奴之名始于秦汉，此前称“猃狁”等。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南侵。《诗经》中有一首非常美的诗写这段历史——

　　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位士兵返乡途中回忆：哪一天能不严加戒备？猃狁人凶险得很。想我当年上战场时，杨柳青青。如今我回来，漫天大雪。回乡之路如此遥远，一路饥渴难耐。我的心非常悲伤，但没人理解我！这士兵的哀伤，简直是我们民族之痛。

　　秦末匈奴更强大，由分散氏族、部落联盟向统一奴隶制政权过渡，面积比当时中国还大。他们时常南侵，宣称是夏王朝的后裔，因而也拥有中原的股份。中原相对处于天然劣势，只能被动地筑长城。能灭六个诸侯国的秦始皇，不能灭匈奴。能战胜暴秦的刘邦咽不下这口气，亲自统兵30万迎敌，没想到却中了计，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被匈奴大军包围，东面是清一色的青马，西面一色白马，北面一色黑马，南面则一色红马，场面十分壮观，但刘邦无心欣赏，望而生畏。汉军被围七天，饥渴难耐，且不适应北方气候，手指头被冻掉十之二三，弓都没法拉。刘邦只好重金收买一部分敌人，捡回一条老命。从此，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60年间嫁过去七位公主，还有无数的粮食和丝帛等嫁妆。我常开玩笑嘲笑当时中原男人挺丢脸，把一个又一个大美女往沙漠里送，而没本事像特洛伊一样为美女不惜血战十年。其实，那是挺无奈的。

　　第一，关于战争的原因，我赞同柏杨的一段分析：

　　瀚海沙漠群和它以北地区，因天气寒冷和求生艰难，促使游牧民族无休止地企图摆脱它，渴望进入遍地桃花的长城以南世界。从上古时代起，就发生数不清的南下侵略战争。中国人常大惑不解地责备他们不安于自己的乡土，但如果把位置调换一下的话，恐怕也免不了会有同样的行动。

　　我觉得这话很公允。现在秋冬季节到北方到山西、内蒙古那边去看一看，我觉得心里一阵荒凉，越看越觉得还是我们江南好福建好，因为我们四季常青。

　　第二，与北方少数民族作战的结果，总体输多赢少，能够以美女和金钱换和平，已经算小胜，因为汉人有着先天的不利。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分析道：

　　因为他们以游牧为主，在环境上占优势，此即军事理论家所谓‘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当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及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就不缺乏流动性。

　　这分析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