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小孩子中，Blanca和Edo已经开始非常黏我。特别是四岁的Blanca，简直恨不得随时都跳到我的背上，三岁的Edo则成天拉着我陪他一起玩弹珠。Edo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可是Blanca不用，不知是不是重男轻女，我也不好意思问Elvia。这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的孩子，有时挤满了整条小路。今天我告诉Elvia我是独生子女，她非常惊讶。我向她讲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本以为她会皱眉头，没想到她大声称赞叫好。她说她也不想养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张嘴要吃饭，压力太大了。看看他们家的情况，我也完全理解Elvia的心情。晚上学校安排了一个当地的助产士（接生婆）来做演讲。其实不算演讲，

　　主要还是我们问她问题。这里的女人生孩子大多还是不去医院，而是找助产士来接生。看得出来她非常为自己的职业自豪，也认为自己的确有这方面的天赋。她回答了我们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然而市侩的我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收入。每接生一次收费200格查尔（包括整个怀孕到生产的检查和接生），近三十年来她一共接生过500~600个婴儿，那么这么多年她一共收入10万~12万格查尔（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其实根本不算多，但在当地大概已是颇为可观的了。

　　这几天我和铭基之前在伯利兹被晒伤的地方开始脱皮，痒得让人抓狂，情形也非常恐怖。铭基的背上已经呈现一块中国地图，而我的背上还是一个个“小岛”……我们每次洗完澡，都以闪电般的速度包着毛巾从公共浴室冲回房间，生怕背上的惨状吓坏其他同学。

　　6月7日星期二

　　今天还是没有肉吃，早饭是土豆糊糊加玉米饼，午饭是两个煎蛋加玉米饼，晚饭是炸土豆加玉米饼。我吃了一肚子淀粉，感觉自己也成了一团糨糊。可即便这样也还是不太饱，我们带来的巧克力和饼干已经吃掉了大半，不知剩下的日子怎么挨过去，我也没有心思去考虑是否会发胖的问题。

　　可是铭基那家居然有肉吃！他中午吃了有一点点肉碎的意大利面，晚上是鸡腿蔬菜米饭。他家好像比我家富裕，只有一个孩子，男人在Xela的工厂做工，家里有两台小电视，还开了一间小店铺。他家的小孩有不少玩具，每天拉着铭基陪他玩汽车模型。相比之下我家真是可怜死了，Jose今天一早出门，可是中午前就回来了，看样子是没有找到工作。Elvia告诉我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为Jose准备早饭，晚上九点左右睡觉，而且她一天只吃两顿饭（不吃晚饭）。我觉得女人真是太辛苦了。Elvia只有四十来岁，可是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今天和我家11岁的小姑娘Andi聊了一会儿。Andi一看就是那种早熟的孩子，聪明稳重，总是主动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弟妹。她的眼神忧郁敏感，常常令我不敢直视。她非常认真地看我的笔记本，严肃地问我各种问题。她很喜欢上学，虽然每天只上四个小时。她还喜欢看书，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书可看。我相信她肯定是那种成绩特别好的学生。Andi指着我的手机和外套问“多少钱”，我把实际的价钱压低好几倍再告诉她，她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可置信还是令我的心狠狠颤了一下。

　　上课的时候地震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玉米饼吃多了导致头晕，但是Lupita立刻停止了讲课，拉着我逃出了茅草亭。这里可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好在只是小小震了十秒钟。今天上午有一个讲座，所以上课时间缩短为两个小时，可是Lupita扔给我一大堆生词，背得我头痛欲裂。今天我还感冒了，我怀疑是被学校里的狗传染的，这些黏人的家伙成天大打喷嚏。

　　上午讲座的主角Pedro是一个曾经在内战中有过特殊经历的前难民。他说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70年代中后期农村兴起合作社时他受到思想启蒙，开始对历史和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学习之后也渐渐开始向其他人宣讲历史和人权，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农民运动或游击队。没想到后来被人出卖，终于在1982年4月被军队抓进监狱，严刑逼供，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和下落。

　　Pedro用了很长时间讲述他受到的各种酷刑和折磨，简直令人发指，很难想象他最后居然能挣扎着活下来。可是他真的很勇敢，始终没有供出任何人的名字。支撑他的并非什么革命信念，而是朴素的道德观—不希望别人也遭到自己所受的痛苦。此外，因为已经被折磨得太厉害，他当时一心只求速死，故意不招供以激怒对方。因此当军人拿来汽油威胁他说“说出你同伴的名字，不然就烧死你”的时候，他回答说：“烧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奄奄一息地出狱之后，大难不死的他逃去了墨西哥。可在那边生活也很艰难，因为是难民身份，不能在那里工作。1996年签署和平条约之后，Pedro和其他难民一起于1998年回到危地马拉。我问他现在生活如何，他说还可以，回来以后学了草药课程，家也重建了，身心都恢复健康了，只是身上还有当年受刑留下的伤痕。现在他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而是负责社区的管理工作。他说很高兴看到左翼政党如今都团结起来，不再各自为政，虽然不一定能赢得竞选，但是已经使这个国家产生很多有益的改变。

　　晚上去Elvia家吃饭，一进门我就惊呆了。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香港电影，西班牙语配音，口型对得出神入化，屏幕上赫然是比现在年轻很多的李连杰、郑少秋、李嘉欣等明星。孩子们看得聚精会神，嘴张得老大。18岁的长孙Fernando指着李连杰：“JetLi！”电视真是个好东西，身处这么贫穷的地方，屏幕上的一切离他们都那么遥远，可是因为有了电视，他们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Fernando穿牛仔裤时也学西方年轻人，故意露出里面的内裤边，当然上面的英文字母并不是“CalvinKlein”……

　　晚饭回来后在图书室与同学Lisa聊天。Lisa也是加州伯克利的大二学生，与Alana和Cyrena是同学。Lisa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她在村里找到一个妇女愿意给她缝补破掉的牛仔裤，只收两个格查尔。她觉得太少了，就给了五个格查尔。她还说她很想给当地人普及避孕知识，因为这里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我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谜团—这里每一家都是大家庭，房间又都那么少，总是几个人一同挤在一张床上。在如此缺乏隐私的情况下，孩子们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呢？听完我的疑问，大家共同陷入了沉思……

　　说实话，这里的生活真的好无聊。附近都是树木泥土，没有任何娱乐场所。别提上网了，我们俩的手机连信号都没有。我想我妈妈大概会喜欢和自然如此“亲近”的地方，可我真的是个庸俗的城市人，每天早晚都被附近那些激烈的狗吠和鸟叫吵到抓狂，更别提无数的蚊子和昆虫了。上课的时候Lupita总是忽然停止讲课，指着我的脖子说：“蚊子！”可是等到我去疯狂拍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房间的墙壁和床上常常有这些混账东西的踪影，所有女生的小腿上也都有一片片的大红包。这里附近有很多活火山，每天不停地乱喷，我的头发上总沾满一片片的火山灰，看起来好像头皮屑。

　　6月8日星期三

　　这里的天气每天都一模一样，上午阳光普照，中午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傍晚，洗了的衣服几天都晾不干。今天的雨特别大，学校里的狗狗都被雷声吓得够呛。特别是Compa，它已经14岁了，几乎和这个学校一样大，可还是害怕打雷下雨，一个劲儿地往我们怀里钻，像个小小婴儿。铭基抱着它的脑袋安慰它，结果其他的狗又吃醋了，也摇头摆尾地跑过来要求同等待遇。真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会发嗲的狗。

　　今天还是没有肉吃。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打算明天搭车去离得最近的小镇好好吃一顿。早饭我吃了一种奇怪的东西，像是炒碎的鸡蛋，但又肯定不是鸡蛋。午饭是放了一点点菜叶碎屑的面团，蘸着豆子酱吃，晚饭是土豆加米饭。当然，每一顿都少不了超级无敌玉米饼。铭基他们家果然阔绰，他中午吃了香肠意大利面，令我好生羡慕。

　　今天我和老师提起昨天大家讨论的避孕问题。Lupita说这里的人从来都不用安全套，而且在危地马拉，堕胎是违法的。她认为Lisa说的避孕讲座在这里肯定完全没有市场，因为这里的人对宗教非常虔诚，认为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尤其是男人们都认为孩子越多越好。

　　Lupita问我信不信这世上有鬼。我说理论上是不信的，可实际上还是会害怕。她说她小时候亲眼见过鬼，可是那时不害怕，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反而害怕起来。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起来上厕所，看见穿白衣服的女人抱着孩子站在厕所里……她还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危地马拉著名的鬼故事，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能感觉我今天的西班牙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因此能够和Lupita做深入一些的交流。聊到最喜欢的书，我们俩几乎握着手尖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然后又聊到拉美文学，特别是危地马拉 MiguelAngelAsturias的《玉米人》和《总统先生》……Lupita周一到周五在这个学校教外国学生西班牙文，周日在Xela的一间高中教社会学。我问她一周工作六天不会很辛苦吗，她说她在大学学的就是教育，她很喜欢教书，很享受与学生互动的过程。

　　整个下午都在学习，晚上学校有个活动叫“NocheCultural”（晚间文化），其实就是附近的孩子们跑来学校玩。他们轻车熟路地自己在厨房煮兑了很多水的热巧克力，然后用带来的杯子轮流发给所有人。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多互动，反而是他们自己之间玩得不亦乐乎。喝完热巧克力之后，他们就一哄而散，不知道跑去哪里。

　　今天吃饭的时候和家里另一个媳妇聊了一会儿。Blanca是她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个头太大，接生婆都处理不来，最后只好去医院。我称赞Blanca漂亮，她骄傲地说：“当然啊！她是在医院出生的嘛！”

　　床上摆着一些教会刚刚分给家里孩子们的旧衣服，大概是某个发达国家的孩子们穿旧不要的。Blanca，Edo和Andi都忙着把衣服往自己身上套，脸上是欣喜若狂的神情。我看了很有点心酸，我们家的孩子们大概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在伦敦时我隔三差五就把不要的旧衣服捐给慈善机构，不知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是否也有个女孩子在试穿我的旧衣服？

　　今天铭基带了相机来给村里的孩子们拍照。这里的孩子们对照相这件事简直痴迷到疯狂，他们不需要看照片，只是纯粹地享受被拍的过程。连我家的奶奶也喜欢拍照，特地摆出姿势让铭基拍。她是家里最权威的长辈，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可是她其实也只有50多岁而已，比我妈妈还年轻。这里人的外貌和实际年龄大多不成比例，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生活之苦。

　　6月9日星期四

　　我家大概是整个村子最穷的一家。今天我才意识到整条街只有我家的窗户没有玻璃，只用几块布胡乱遮挡一下了事。今天早饭是昨天中午吃剩的面团，我居然一口气吃了四个！最近我终于意识到为什么总是感觉吃不饱的原因了：虽然淀粉摄入量很大，可是饭菜几乎完全没有油水。

　　吃完早饭出来，没想到铭基居然端着一个一次性的纸盘子在外面等我，盘子里赫然是一个上面撒着一点点肉末和蔬菜的小小炸玉米饼！原来这是他的早餐，知道我好几天没有肉吃，他居然厚着脸皮帮我“打包”了一个！我感动死了，有种“嫁对了人”的感觉……

　　不过我们今天本来就打算上完课后去附近的小镇Columba好好吃一顿大餐，Columba离我们这个村大概有二十分钟车程，需要在路口搭乘“picop”（英文应该是“pick-up”），即是拦下一辆有敞篷后车厢的过路车，人和货物都挤在后车厢。听起来有点寒碜，但是乘坐起来感觉真不赖，眼前风光无限，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很有点流浪的情怀，只是头发上立刻沾上了很多火山灰。道路两旁有无数村庄和房屋，很多看起来比我们村的条件还要恶劣，连水和电都没有，可是听说这里已经高于危地马拉农村的平均水平了。我总忍不住把这里的情况和中国农村比较，我觉得中国最穷的农村也许比这里还要穷，可平均水平还是比危地马拉高得多。

　　在山村待了几天，来到Columba简直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其实Columba真的小得可怜，五分钟就可以转完整个镇，但是看着那些小摊和商店，我还是忍不住两眼放光，感觉似乎重返文明。这里已经是山下，气温陡然升高，已经习惯了山上凉爽气候的我们浑身冒汗。这里一共只有三家餐馆，而且阴差阳错，我们进的那家居然是中餐馆，桌上放着招财猫，墙上挂着小小的春联。我们很惊讶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也有中餐馆，一问服务员，原来并不是中国人开的，可是端上来的菜味道居然相当可以。我吃了蔬菜牛肉饭，铭基吃了什锦炒面。厨师有点不好意思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眼睛里有好奇，我猜我们大概是第一个来这家“伪”中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吧。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说他之前在首都危地马拉市的一间中餐馆学过厨，难怪……

　　连吃了两个冰激凌，又采购了很多零食水果之后，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明”，重返那与世隔绝雨水不断的“田园风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更庆幸我们之前在Columba饱餐了一顿。晚饭只有一小盘发黑的水煮菜叶，大概是从屋后地里现采现煮的。菜叶没有煮烂，而且几乎没有味道，好像连盐都没放。我好像牛一样慢慢地咀嚼着那些菜叶，感觉真是有点凄凉。家人还不断地问我：“好吃吗？你喜欢吗？”

　　今天我们家的Fernando问我会不会“功夫”，这大概是他对中国的唯一印象。Fernando还问我香港是不是中国的首都，还有泰国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开始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想想也并不奇怪。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危地马拉这个国家呢？知道危地马拉在中美洲，知道危地马拉痛苦的内战，知道危地马拉最近这些年的“咖啡危机”，知道危地马拉 MiguelAngelAsturia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比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要早？

　　我很后悔告诉Fernando我今天在Columba吃了冰激凌，因为他详细地问我到底吃了哪一种冰激凌，什么形状，什么口味。当我告诉他之后，他马上说：“我知道了！是五个格查尔的那种。”他的眼神里有羡慕和向往，我看了觉得很心酸。我怎么那么蠢！哪壶不开提哪壶。

　　晚上学校有个“厨房课程”，教我们做一种危地马拉的特色菜empanado。其实就是用玉米饼包上剁碎的各种菜馅肉末，包成跟中国饺子差不多的形状，然后放进锅里用油炸。大家一起动手，气氛很是热闹。铭基把这“危地马拉饺子”包得无比精致，还在边缘捏出漂亮的花纹，令所有人震惊不已。Alana完全被铭基的饺子迷住了，她立刻拜铭基为师，很快也包得像模像样。

　　危地马拉，西班牙语学校星期四晚上的烹饪课程，学做一种危地马拉的特色菜Empanado，

　　用玉米饼包上剁碎的各种菜馅肉末。吃饺子的时候和Katy聊天，很意外地得知她在19岁就结了婚，不过两年后离婚了。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友Tristen，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六年了。然而还有更意外的消息，就是Tristen今天在Xela的医院做了绝育手术，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要孩子了。至于为什么要在危地马拉做绝育手术，Katy解释说是因为偶然听说这里有很好的医生可以做这种手术，而且价钱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大家都有点被惊到，Cyrena更是不停地问：“小孩子多可爱啊！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小孩子呢？”Katy说：“我喜欢小孩子啊，可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小孩子了呀……”无论如何，我想既然做出了这么大的决定，那他们应该是真的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6月10日星期五

　　早饭的时候和Elvia聊天，她告诉我他们家有三个病人，现在还在住院，而她的先生Jose是家里唯一工作的人。水电、医药、孩子的学费……样样都需要钱，所以家里的生活极其困难。以前每年还有几个月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园帮工，现在因为危地马拉的咖啡危机，连这样的工作也没有了。这个村大多数家庭好几年前就通上水电了，可是他们家两年前才通电。她对我说很抱歉不能给我吃像样的食物，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听了觉得非常难过。

　　Elvia家的收入有一部分来自我们这个学校，算作招待学生在他们家吃饭的报酬。可是附近两个村庄的几十家人是轮流招待学生的，不一定每家每周都能轮上。因此Elvia特别在意学校里学生的数目，希望越多越好。我告诉她下周有12个学生，她听了有点欣慰。我决定周末去Xela住一个晚上，一来我们自己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二来也可以给Elvia省几顿饭钱。

　　今天上午没怎么上课，几个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去了附近的咖啡园，学校里的两只狗Compa和Buster也陪我们一起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咖啡树，就更别提咖啡园了。咖啡园在山上，树木葱茏，空气清新，真是非常美丽，可是现在已经是半废弃的状态了。老师带我们转了一圈，介绍了处理咖啡豆的机器设备和过程。我们还看到一间以前主人的大房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据当地人说常常闹鬼。后来吃午饭时我问Elvia，她说他们家以前就住在咖啡园，她也亲眼见到过鬼。不知怎么搞的，这里的人个个都说自己见过鬼。

　　下午和Julia聊天。我问她多久回一次英国，她说来这里三年半，只回过一次国。因为机票太贵了，她和Mike无法承受。西方国家很多在NGO工作的人都像Julia一样，不虚浮，不在乎名利，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一切只为了自己内心那点小小的理想主义。我真心地敬佩她和Mike，因为我自己可能做不到。来到这里的第二个晚上我就感觉生活无聊，在学校附近散步的时候，望着满天星斗，我扪心自问：“你可以像Julia一样，过这样有意义可是清苦无聊的日子吗？”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可我和铭基都觉得这个学校的模式是极有借鉴价值的。中国的贫困乡村或许也可以考虑这样的模式，和附近的城市互相合作，一起建立可供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语言学校。学生们可以选择在城市或是乡村的学校学习，在当地居民的家里吃饭，学校的收益用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

　　Julia说除了华裔美国人之外，以前从来没有中国人来过这个学校。我想也许我可以把日记贴到博客上，这样或许可以为这个学校做一点宣传。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读书或工作的中国人，来危地马拉比较方便。如果想学西班牙语的话，这个学校真的是很好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当地的居民就多几顿饭吃。

　　Katy的男朋友Tristen今天又来学校看望她。他昨天刚做完绝育手术，我开玩笑地称呼他为“全新的男人”。他说手术一个小时内就完成，马上就可以走动，不需要在医院留宿。他感觉也挺好，并没有什么不适，虽然明天不能和大家一起踢足球。Tristen说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妈妈，因为他妈妈知道以后肯定会很伤心。他问我们在中国人一般如何避孕，我说反正男人做绝育手术的还是少数。

　　Tristen是那种对政治、公共事业、弱势群体和第三世界有狂热兴趣的人，我们聊了一会儿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很有意思。很多事情连我这个中国人都闻所未闻，然而他却偏偏找得到途径可以获得信息。Tristen的整个精神生活都集中在政治和公共事业上，不理解的人大概会觉得他有些“傻”或是偏执，可是我觉得像他这么“傻”的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老天，今天Jose有零工可以做。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18岁的Fernando既不上学也不出去找工作。Jose也上年纪了，我看他一个人支撑一个家，实在很辛苦。家里的女人们每顿饭后都会对Jose说“谢谢”，他是名副其实的breadwinner（挣钱养家的人）。这整件事令我觉得非常悲哀。中国农村也贫困，可是人们如果愿意离乡进城，也大多可以找到基本的工作，尽管收入微薄。可是危地马拉这个国家的经济究竟差到了什么地步，才会使得这么多人都没有工作可以做？

　　我们这些学生每周要换去不同的当地家庭吃饭，所以下周我就不在Elvia家吃饭了。晚饭时Elvia告诉我本来下周轮不到他们家再招待学生的，但是因为家里情况实在太糟糕了，学校特别关照他们家，所以下周他们还会继续招待一个学生，这真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