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黄金机遇，但谨防好事办歪

　　我最近两次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议上有七成的人都在讨论城镇化，为什么大家如此关心城镇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兴奋，因为城镇化背后有重大的潜在内需；第二是担忧，上面种的是“龙种”，但弄不好下面收获的是“跳蚤”。

　　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是，新型的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和持久的增长动力。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引擎。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两重性，有人做过测算，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削弱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口的城镇化会拉动增长3～6个百分点，至少是3个百分点，如果做得好可以是6个百分点。现在美国经济能增长1%或2%就不错了，因为美国的农民太少了，还不足1%。金融危机期间有华人写过一本书，说谁来拯救美国，他的答案是9亿中国农民，因为9亿中国农民有巨大的潜在内需，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会创造巨大的内需。

　　第二，要特别强调的是，人口的数量红利后将是城镇化发展的新红利。人口红利分为三种，一是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二是素质红利或人才红利，三是人口的城镇化红利。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红利，这是最大的红利。克鲁格曼2009年考察中国时指出，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4%。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半城镇化”的需要，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城镇化有三维转换，一维是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一维是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转换，现在2.8亿农民工实现了两维转换，但是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居民的市民化转换，特别提出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就是要把两维转换变成三维转换。所以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半城镇化，2.8亿流动人口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庭在农村，收入在城市，根基在农村，这是钟摆式和候鸟式的城镇化。

　　有人专门研究过户口本，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的待遇，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北京100个考生中就有一个人可以考上清华和北大，山东4000个考生才有一个机会，所以有人挤破头想要北京户口。30年前邓小平教育改革使少量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农门，今天通过户籍改革可以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邓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邓小平南行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今天主要领导人的南行要激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20年前邓小平南行催生一个新企业家阶层崛起，今天主要领导人南行会通过推进城镇化使中等收入阶层壮大。

　　下面我讲进一步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的10条建议。

　　李克强总理最近有两句著名的话，一是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二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最大的潜力要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必须通过改革。

　　城镇化的改革涉及10项，首先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人说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不同意，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还不是市民。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推进进城农民工和市民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第二，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深化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住房多元化供给体系，使进城转移人口实现定居梦想。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全覆盖。户籍制度像一堵无形的墙，在人口流动的时代，它阻碍人们迁徙的步履；在追求平等的时代，它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三六九等；在崇尚公平的时代，它按照户籍身份分配着公共资源。

　　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它城镇化很难推进。切实保护好农民土地财产权，完善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局面。

　　第五，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平台建设，重视农民工职业引导，增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六，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营造鼓励创业的环境，做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回归创业工作，让更多通过回归创业的人实现创业梦，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第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使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合理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建立农民工市民化专项转移支付。

　　第八，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扩大民间资本对城镇化建设的参与程度，多渠道筹集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切实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第九，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扩权强县，调整设市标准，增加新的城市，在“做多”城市群的同时，依托现有人口集聚区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使城市总数由现在的600多座到2020年达到1000多座。

　　第十，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推动城市群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鼓励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回归创业、就业，让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候鸟型”和“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

　　同时，城镇化要避免“上面种的是龙种、下面收的是跳蚤”的结果，就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辜胜阻著名经济学家

　　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

　　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今晚我想讨论的不是企业家，而是中国正在形成中的未来应当、也必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中坚群体——中产阶级。

　　历史上，企业家与中产阶级的发展相辅相成，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洛克菲勒成功的奥秘就是让每一个人都用得起燃油灯，福特就是要让普通家庭能开得起汽车。在我们国家，有关收益分配和实现内需的拉动成长中有一些讨论，人们往往把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悲观的情绪。一提到收益分配、基尼系数，结论就是要杀富济贫，社会的仇富心理更加激化，富人包括成功的企业家们，可能会感到高处不胜寒；一提到内需，就讲到广大的低收入民众缺少基本社会保障，对于未来信心不足，因此，如果私人消费永远上不去，中国靠内需的战略一定不可能成功。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的格局与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杀富济贫，也不是单纯为了追求降低所谓基尼系数，而是只有一个正当目标：培育壮大中产阶级。有了健康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收入差距的变化其实无关紧要，社会仍然可以趋于稳定，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也可以成功。所以中国经济是否持续成长，中国是否能够平稳进步，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是否可以成功，中国能否转型为一个民主、法制、幸福的国家，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在未来20年能否培育和壮大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通常按收入水平来辨别划分中产阶级，而社会学家更喜欢用教育文化水平或者职业来确定中产阶级，因为收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

　　除了收入水平这个可观测的尺度以外，中产阶级的演变也受生活水平、生活习惯、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第一，有自身感到比较满意的工作，较高稳定的收入流，其中至少1/3收入可以自由支配，包括按个人兴趣爱好，旅游、体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消费和支出。

　　第二，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物质与金融的资产。很多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献都要拥有住房，比如说在北京和上海，你想成为中产阶级就一定要能买得起房，各个国家消费习惯有差别，德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广大中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住房的私有率并不是太高，只要能够租得起房，不要超过当前收入现金流的三分之一，也是中产阶级。

　　第三，大学以上教育水平，并具有专业技能。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遵循法律与公共秩序，并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

　　中产阶级的构成与来源其实非常广泛，广大的中小私人企业的业主，绝大多数领薪酬或者自我雇佣的专业人员，比如说工程师、律师、警察、会计师、教师、新闻记者和中层公务员等，但是我们还是要将经济收入水平作为一个客观的、可观测的量化指标，收入最多只能维持温饱，或者不能够维持温饱，那肯定是贫困阶层，或者是下层阶级，而收入水平可以保证在小康生活水平以上，在5%人口之下的人群可以定义为中产阶级。2012年中国人均DGP刚好是6000美元，我把年收入超过人均GDP两倍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1.2万美元，中国约有25000万中产阶级，占城镇人口约38%，就是1/3，占总人口18.5%，还不到1/5，这个阶层的家庭基本上拥有住房，基本上每户都有汽车，绝大多数受过大学教育。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菱形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这是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但是目前中国还是金字塔形的社会，金字塔形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结构，在南拉美、南亚、中东，大部分国家都是这种结构，而美国、日本、欧洲的中产阶级都是占80%以上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占70%以上，韩国、中国台湾占60%以上，因此，中国尽管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中产阶级的比重依然很低，还很薄弱。

　　培育壮大中产阶级非常重要，非常紧迫。奥巴马连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国情咨询就以振兴巩固美国中产阶级作为他演讲国策的主题。无独有偶，在十八大结束的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未来的美好的蓝图，就是一幅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的蓝图。中产阶级很重要，因为他们是私人消费的引擎，具有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内需的重要来源与保障。未来住房、汽车、滥用消费品、教育、金融、医疗、文化和体育服务消费的增长点，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的成长壮大。

　　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几乎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安全感，因此，其中往往涌现愿意创业和冒风险的人，比尔•盖茨就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住在西雅图一个非常好的郊外，所以他从小就能够去玩电脑，做软件。巴菲特也是来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股票销售员，曾经当过一届国会议员，但主要是一个股票销售员。马克•扎克伯格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母亲是心理学家，也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拥有一定的财产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追求公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喜欢社会动荡，不愿意从事暴力行为与激进的政策革命，但倾向支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建设的改革。中产阶级还是环境生态的保护者，由于收入、教育水平较高，重视生活的品质和健康，因此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空气和水的污染，缺少容忍度，非常的敏感，他们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并对政府和商业的环境影响进行认真监督。

　　最重要的一点，中产阶级是法制与自由的追求者和捍卫者。中产阶级拥有财产，重视法制，对保证财产权利有较强烈的诉求，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公民意识，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责任有较好的认知，注意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他们还有社会正义感，关注、同情穷人的境况，勇于负担旨在保证穷人最基本生活安全的转移支付，他们自然关注政府的透明性，关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容忍浪费、腐败和以权谋私，希望有一个廉洁、高效率的政府。

　　因此，中产阶级是中国成为法治和民主社会的必要基础。中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具有活力的私人企业自由竞争、创业和创新，而企业家和中产阶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因此，我们必须培育壮大企业家，培育壮大中产阶级。

　　胡祖六著名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

　　围炉漫谈A：运营“中国式体育”

　　如何利用体育进行企业营销？运营中国式体育的核心是什么？重视等于发展？

　　以中国足球为例，俱乐部请的外援越来越大牌，单场赢球奖金越来越高，年投入额越来越大，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看好中国足球市场的潜力，二是看好足球营销，三是领导重视。许家印进来了，朱骏来了，万达退出又进来了，您如何看待这些剧情？运营“中国式体育”的独特性是什么？

　　2013亚布力年会上，由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王璞主持，邀请北京唐人马球马术俱乐部创始人刘诗来，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一起，探讨了如何运营中国式体育。

　　王璞：运营中国式体育，给人无限的遐想。什么是中国式体育，什么是世界式体育，是国有运营还是私有运营，运营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全民身体倍儿棒，全民有快乐感、幸福感，还是说运营的目的是拿几个名次给国家争光。这一系列问题给我的感觉是很纠结、很沉重，但是我一看到两位嘉宾，我倒是轻松了很多。现在就把话筒交给你们两位，请你们两位先讲自己熟悉的体育产品，给我们普及普及，讲讲帆船，讲讲马术，讲讲你们眼里其他的体育产品，比如说足球。

　　汪潮涌：和主持人及嘉宾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和王总经常出现在一些产业和经济论坛上，我和刘总经常出席在一些体育和时尚的论坛上。今天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也是很有意思的，标志着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眼光投向体育，把体育作为一种产业、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一种品牌营销的时刻。体育产业，我觉得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它：

　　第一，体育作为赛事本身的价值、它的社会价值和它的投资价值。

　　第二，作为企业的营销平台。因为每一个赛事背后，都有一批大企业作为赞助商。为什么这些企业要赞助不同的赛事？它跟这些企业自身的品牌内涵、定位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赞助马球的，赞助帆船赛的，还有赞助足球的，赞助滑雪的，都是不同的品牌，不是一拨人，品牌背后彰显的文化内涵和品牌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美洲杯帆船赛，还有马球世界杯，吸引了很多高端奢侈品，这些品牌为什么不赞助奥林匹克？那些太大众化了，和品牌张扬的个性、文化的传承是不相关的。所以他们要讲究个性化的赞助，这是作为品牌的推广。

　　第三，与企业家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以及全民健身、整个民族的健康素质的提升相关。

　　说到体育产业的规模，我想给大家一个数字。美国的体育产业占GDP的12%，中国的体育产业占GDP的0.7%，大家可以看到这之间的差距，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多么大。在中国一讲到体育产业，就是奥运、全运会、足球、CBA等。在美国，四大球的价值，superball门票收益是2.7亿，它一秒的广告可以卖到十几万美元；上一届南非足球，85亿美元的收入；上一届北京奥运会，收入突破了30亿美元。体育作为一个产业来讲，规模是巨大的。每年表演性、竞技性体育产业的收入超过4400亿美元。在中国，我们看这个产业链，它有体育服装、体育器材、体育场地、赛事、体育媒体，尤其是转播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每年在转播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在全球转播的收入，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20%。在中国，超过30%。作为体育产业来讲，既然产业链这么长，在每一个链条的环节里面，都拥有投资的机会。我们过去最早是站在投资的角度看中国的体育产业，就像2004年在亚布力开会，我碰到王中军，后来我们回去以后就谈成了投资，就成为了华谊兄弟的投资人，我是中国影视产业第一批投资人，最早的。体育产业也是最早的第一批投资人。早期，我作为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瑞士银发亚洲的董事参加了他们的董事会，看到了在欧洲、在美国他们的产业资本是如何和体育产业对接的，比如说瑞士银发，它代理了FIFA世界杯足球全球的推广权，光是一届的转播权就可以卖出几十亿美元。瑞士银发在中国和国家体委篮协成立了篮协银发，CBA这几年学习美国的NBA，成长很快，在中国目前来讲是最健康的。

　　说到足球这块，刚才主持人王总也讲到了，一个足球赛事，牵扯俱乐部的管理者、球员、官员、裁判，这些事情在全国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早期万达，后来的徐明，他们其实最早想把足球俱乐部当作一个生意来做，俱乐部参与赛事，培养运动员，转会费、赞助商、广告收入、场地建设带来的一些房地产性的投资机会，也是把它当作一个产业来做，但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中国我们既把体育当做一种机遇，但是也要把其当成一种商业模式。我们不要完全靠纳税人的钱，完全以奥运金牌为目标，也不要以足球这种——里面有黑幕，赌球、腐败、贿赂这种高风险的行业来做。

　　一分为二，无论是美国、前苏联，还是中国，我们都把金牌的数量作为国家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我感觉这块还是要重视，但是模式上可以改变。比如说现在参加奥运很多的项目，像跳水、游泳、网球，背后有很多中国企业在赞助。而且，中国的奥运，每年从企业界得到的赞助，已经是国家财政投入的一半。比如说整个中国的体育服装、器材行业产业，一年的产值是2200亿人民币，其中就有将近20%的收入是在做品牌，像安踏、锐步、特步、361、匹克，这些公司有能力赞助。中国奥组委就从安踏拿到6亿人民币的赞助。奥运，中国队金牌，现在开始已经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荣誉的代表，也成了这些中国企业和赞助企业品牌的推广平台。

　　王璞：换句话说，你的态度还是要争取一些奥运金牌，因为它是国家影响力甚至是企业影响力的标志。但是方式方法上要进行调整，比如说多用企业的力量，少用国家拨款的方法。下面，请刘总说说你这个行业的情况，这个行业多大？在中国大不大？在全世界多大？

　　刘诗来：全世界只有两三万人打马球，所以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主任找我，说中国马球公开赛做得这么好，咱们全民发展这个事儿吧。一个马球场大概是3个足球场那么大。现在中国有多少足球场，没有多少，所以怎么可能把马球马术发展起来呢。但是马球跟中国的渊源很深，马球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公园前5世纪的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通过西藏传到了中国，包括印度；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球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时候，22位皇帝，应该有18位皇帝打马球，很不幸，当时因为医疗条件不够好，有一位皇帝因为打马球死了，还有一位皇帝打马球的时候受了重伤。我们在壁画和史书的记载当中也能看到，有很多唐人打马球。

　　现代马球是在印度，马球当时是他们骑兵的一个训练科目，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军官看到印度的士兵在打马球，感觉这个事儿挺好玩的，就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去，把运动带回了英国。因为到殖民地做总督和军官的都是贵族，把马球带到英国之后，他们在英国建立了第一部当代马球规则，然后把马球在英国开展起来了。马球全世界一共四大赛事，第一个是阿根廷马球公开赛，最高级别是10级，最低是负2级，属于初学者。从负2级到0级期间是不能参加大比赛的。马球级别是40级的比赛，全世界10级的球员有6个，马球比赛的40级就是个人40级加在一起，就是赛事的级别，4个队，需要16个球员；场上比赛的球员是4个对4个，球场是3个足球场那么大。一场比赛，4个球队就是16个球员，意味着40级的比赛，38级以上按照顶级的比赛，只有在阿根廷，因为其他国家没有10级、9级的球员。这个比赛一会儿我会说，没有高端品牌的赞助商。汪潮涌说美洲杯方程赛和马球还有方程式，被大家说成是世界顶级的三大运动，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赞助商都是顶级的奢侈品。比如说卡地亚，去年的卡地亚杯，很多好哥们儿都去了。它要求我们整个合作的第三方，卡地亚、唐人马球，三方只能邀请100个嘉宾。这个比赛的背后，工作人员大概是1700人，就为了这100个嘉宾，结果引来了所有高端的品牌，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他们都削尖脑袋要进来，因为这都是他们要请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