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犯追踪 建立绝密监控系统

　　当美国开足马力准备大干一场时，战争微观管理的难题摆在了他们面前：谁来选定导弹发射目标？怎样避免泄露机密情报？如何利用绝密监控数据库将疑犯引出巢穴？

　　美国和世界乱作一团，陷入不安的深渊。恐怖主义因霸权主义而生，霸权主义是否会因恐怖主义而结束？

　　通缉要犯，格杀勿论

　　“这项计划从今天起开始执行。”布什一边说，一边环顾会议桌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当天的策划和讨论已经结束。9 月17 日一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第一

　　项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他下令阿什克罗夫特出台有关立法提案，以扩大联邦执法部门打击恐怖主义的权限。特尼特受命按照中情局两天前提交的方案，彻底摧毁“基地组织”。布什告诉鲍威尔，国务院要向塔利班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交出本•拉登，要么一切后果自负。财政部负责立即切断恐怖分子的金融网络。最后，五角大楼要尽快制定一项动用导弹、轰炸机以及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军队开展大规模袭击的军事计划。

　　“我希望发出不同于过去的信号，”布什说，“我希望让伊朗和叙利亚等国感到心惊胆战，并且改变他们的态度。”

　　“我们需要4 天的时间开辟一条空运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将军说。只有建立运送设备和物资的路线和手段，军方才能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

　　一份阐明这项新战略总体方针的文件已经拟定，只等布什签署。两天前，战略会议结束后，赖斯仍留在戴维营，并起草了一份简短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随后被编入《通知备忘录》，以便向国会情报委员会通报反恐政策的变化。

　　这份备忘录并未包含总统对“基地组织”威胁的任何新发现，但却极大地加强了中情局等部门的行动权限以及可供利用的资源。例如，中情局现在可以先斩后奏，不经批准使用致命武器对恐怖分子进行打击，或将其遣送到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国家安全总统令9 号长达12 页，题为《打击恐怖主义》，详细阐述了国家安全体系各部门的新增职责，并要求政府官员

　　立即遵照执行。

　　总统令在附录中按地区对反恐战略进行了划分，其中阿富汗被列入附录A，伊拉克被列入附录B。

　　上午11 时45 分，布什刚刚参加过五角大楼有关征召预备役人员的会议。他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走廊里，一群记者早已在此等候。布什先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随后请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起这场战争的前景；也有人问，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当局是否能够避免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还有人问到了航空业的未来。

　　“你是否希望本•拉登死掉？”一名记者问。

　　布什踌躇了一下，说道：“我希望将他……我希望将他绳之以法。我还

　　记得有张西部片的海报上写道：‘通缉要犯，格杀勿论。’”

　　“通缉要犯，格杀勿论。”

　　当约翰•贝林格听到总统这话，他差点儿从椅子上跌落下来。作为总统的高级助理法律顾问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他有责任协助布什及其内阁理清国际事务的法律问题。但贝林格担心，总统的这则新声明恐怕有些过火。

　　他立即写信给冈萨雷斯。他们需要告诫布什，不要使用“格杀勿论”等词。这种不计后果的轻率之言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煽动暗杀，甚至跨越了法律界限。贝林格迅速写完邮件，然后点击发送。

　　在见到冈萨雷斯和弗拉尼根时，戴维•阿丁顿怒气冲冲。

　　“阿尔，你得管管贝林格，”他说，“你得约束一下他的行为。他不是在你的手下工作吗？要不他早晚会惹上麻烦的。”

　　3 个人在看过贝林格的邮件后，顿时瞠目结舌。他这不仅是对总统已经发表的声明进行批评，而且还暗示布什有可能触犯了法律。弗拉尼根说：“见鬼！一些政治对手会认为，贝林格指责总统犯下了战争罪。”也许在贝林格看来，他只是想从律师的角度提醒布什其中潜在的危险，但是他在信中的说法却触怒了这几名律师。

　　弗拉尼根回信给贝林格称，他不应该在对某项法规进行解释后，再将其适用于布什的言论，从而授人以柄。有人也许会据此对布什原话的误解，宣称总统此举为不法行为。但是，弗拉尼根没有收到贝林格的回信。

　　阿丁顿认为，贝林格的这封电子邮件令人忍无可忍，并且断定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美国决定对阿富汗的一些塔利班目标发动空袭，但这项计划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为了开展军事行动而确定地区军事基地的工作毫无进展。巴基斯坦的穆萨拉夫总统曾暗中承诺，允许美国使用其境内的几座空军基地，其中包括雅各布阿巴德一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沙赫巴兹空军基地，可以作为空军、特种作战部队以及战斗搜救分队的部署地点。但美国的空军运输机需要从欧洲基地运载军事装备，而沙赫巴兹等地的距离过于遥远。因此，中央司令部必须在中亚地区找到一座更接近欧洲的军事基地。

　　于是，他们转而求助阿富汗的北邻乌兹别克斯坦。一年来，该国一直在为美国的情报部门提供协助。很快，乌兹别克斯坦表示愿意配合美国发动全面军事袭击。在前苏联的几座空军基地中，最适合的是撒马尔罕，但乌兹别克人不同意让美军在那里驻扎，而是提出，他们可以使用年久失修的喀什- 卡纳巴基地，简称K2。

　　然而，这座军事基地却问题丛生。前苏联建造的飞机跑道不仅早已破败不堪，而且对于美军“银河”C-5 运输机来说长度不够。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已经残缺不全。地面上到处都是老式喷气飞机泄漏的燃料，这些燃料产生的蒸气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乌兹别克斯坦虽然在一开始表现出了合作的诚意，但在最终签订协议时却久拖不决。

　　此外，对于日渐紧迫的反恐战争来说，华盛顿还面临着一个更加艰巨的问题，即微观管理。在第一批导弹发射前，有人需要选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每一项方案都要由中央司令部、联合空军行动中心和海军航空母舰司令进行详细审查。随后，他们的提议会被呈交五角大楼和白宫，由律师们进行挑选。

　　在克里姆林宫，一群美国和俄罗斯官员围坐在一张大型会议桌旁，商讨如何摧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在一段时间里，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关系相当冷淡。近年来，克里姆林宫感到，俄罗斯已经被美国和欧洲边缘化。作为回应，他们开始采取东进政策，并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用以制衡美欧。普京总统一向对西方批评俄罗斯打击车臣分裂势力的做法十分恼火，因为在他看来，后者属于恐怖分子。但是“9•11”袭击发生后，俄罗斯认为，华盛顿最终会明白极端分

　　子的凶残和危险。现在他们可以携起手来，打击共同的敌人。

　　两国已经在反恐方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次会议的与会官员均来自美俄反恐工作组。但是这一次，美国控制了会议的议事日程。首先发言的是副国务卿、代表团团长理查德•阿米蒂奇，而陈述时间最长的是反恐中心的科弗•布莱克，后者分享了有关“9•11”事件和“基地组织”的情报，讨论了美国即将发起猛烈还击的计划。俄罗斯对此感到目瞪口呆，美国人计划之周详、心情之热切让他们始料未及。他们惊讶地发现，美国已经开足马力，准备全力以赴。会间休息时，双方的官员纷纷站起身来，相互攀谈。几名俄罗斯军官走到会议桌的另一侧，看见布莱克正坐在那里整理文件。

　　“我们只是想过来打个招呼，跟你说几句话。”其中一名军官说道。

　　片刻沉默。

　　“布莱克先生，”这名军官说，“美国终于表现得像个超级大国了。”

　　布莱克笑了笑。显然，为了让美国采取强硬措施，俄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他想这无疑是件好事。

　　在五角大楼内，一群律师正在研究一摞喀布尔和坎大哈战略轰炸目标的图表和照片。每一项方案都附有单独的说明和机密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是卫星拍摄的，有的是空中侦察机拍摄的，还有的是在地面上拍摄的。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组同心椭圆以及彩色图表和一系列数据。椭圆显示了可能产生的爆炸效果，其射程是根据不同的假设（如袭击时间和附近地貌等）计算得出的，以减少袭击造成的附带伤亡。

　　布什曾公开声明，这不是一场针对宗教的战争。他的这番言论间接迫使五角大楼不得不对袭击目标进行严格审查。因此，对于任何与宗教存在关联的袭击目标，美国都必须格外谨慎。

　　然而，一些适合打击的目标同样十分棘手。一般情况下，军方可以毫不犹豫地摧毁敌人的防空设施，但塔利班却将部分设施放进了一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堡垒之中。对于这些历史遗迹，总统曾明确表示不得进行轰炸。法律上的障碍让拉姆斯菲尔德抱怨不已。1975 年，红色高棉政府曾经扣押了一艘名为“玛雅圭兹”号的美国货轮。美方决定出动F-111A 轰炸机击落“玛雅圭兹”号旁的柬埔寨武装直升机。时任福特总统白宫幕僚长的拉姆斯菲尔德亲眼看到，椭圆办公室的一群官僚下令海军飞行员飞往东南亚。拉姆斯菲尔德悻悻地表示，华盛顿现在的做法无异于重蹈覆辙，简直荒谬至极。

　　然而，无论荒谬与否，法律审查乃是出自总统的钧令。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宫的律师对轰炸计划久拖不决、日复一日地进行审查，而每次只能讨论一个轰炸目标。

　　一旦抓获本•拉登，美国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华盛顿、五角大楼和司法部的政府官员。美国已经准备在阿富汗发动战争，军方也已经开始追缴本•拉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疑会擒获不少“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但接下来又当如何？这当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而是残酷的战争，但美国不能只是将本•拉

　　登及其同伙从喀布尔匆匆解往曼哈顿接受审判了事。这种做法只会让问题丛生：

　　是否可以对战争罪行进行民事指控？

　　其法律程序应当如何履行？

　　证据的标准又是什么？

　　怎样才能避免泄漏有关“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情报？

　　此外，最危险的是，恐怖分子很可能对法官、陪审团成员甚至法庭附近的民众进行袭击。在过去的战争中，美国会将俘获的敌军士兵羁押起来，等到冲突结束再将其遣返回国。

　　但是恐怖分子既不是士兵，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经过任何国家授权。双方的敌对状态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而即便冲突真的能够结束，也没有地方可以将恐怖分子与文明世界隔离开来。

　　有鉴于此，人们必须在刑事法庭之外确立某种形式的司法体系，从而根据法律判决，是否将某个恐怖分子终身监禁甚至处以死刑。必须有人弄清这些问题才行。

　　冈萨雷斯认为，这件事情应当让司法界最杰出的人士参与进来。于是，他找到联合国前战争罪公诉人、现任国务院战争罪问题办公室无任所大使皮埃尔•理查德•普罗斯珀。冈萨雷斯对普罗斯珀崇敬有加，认为他是一位能够冷静全面地权衡此事的外交官。阿丁顿态度强硬，但冈萨雷斯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制约因素。

　　在与普罗斯珀和阿丁顿碰头时，冈萨雷斯提出了上述问题。“现在最迫切的是，了解我们都有哪些选择。”他问普罗斯珀是否愿意对此进行研究并向总统提出建议。

　　普罗斯珀答道：“当然可以。”

　　切尼和阿丁顿不打算坐等普罗斯珀的提议。他们一致认为，现在不是让研究小组咬文嚼字的时候。中情局已经奔赴阿富汗，军方很快也将参与进来。美国即将俘获几十名乃至几百名恐怖分子。如果此时华盛顿仍然慢条斯理，依靠某些官僚或部门间委员会来设计将敌人绳之以法的行动方案，那他们就会坐失良机。两人认为，届时司法部就会开始要求五角大楼交出俘虏，以便对他们进行刑事指控，其结果将会不堪设想。

　　阿丁顿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次日一早，在与冈萨雷斯一起参加过工作会议后，他信步来到弗拉尼根的办公室。

　　“我们应当考虑一下罗斯福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他说。阿丁顿提到了二战时的一段历史。1942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专门成立军事委员会，以审判按照纳粹指示潜入美国境内、准备对经济目标实施打击的8 名德国奸细。这些人不是士兵，因此不能当做战俘扣押。但是，刑事法庭不仅程序繁琐、审理缓慢，而且无法保证作出罗斯福及其司法部长想要的审判结果——死刑或终身监禁。此外，这些人代表纳粹势力阴谋策划袭击民用设施，因此也不属于刑事犯罪。罗斯福宣称，他们是非法战斗人员。

　　当军事特别法庭开始审理案件时，上述德国囚犯据理力争，认为他们应当在民事法庭接受指控，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这起案件史称“奎林案”，并被上诉至最高法院，而后者判决罗斯福的命令符合宪法。军事特别法庭对8 名德国囚犯进行了审判，并在召开委员会听证会后最终定谳。其中6 名德国人被判处死刑，两人终生监禁。包括上诉在内的整个过程只有4个星期。

　　“这可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阿丁顿说。

　　一条封锁10 余年的秘密情报

　　美国情报部门向加拿大同行传递了一条令人惊恐的机密信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加拿大方面没有向民众公布有关细节。事实上，直至“9•11”事件发生10 年后，这一消息仍然秘而不宣。

　　情报人员在一些民用航班上发现了更多武器，其中包括美工刀和匕首等刀具。有人将它们事先藏在飞机上，但恐怖袭击开始后，这几架飞机先后着陆。这些刀具不仅出现在美国的机场上，而且还出现在加拿大机场的民用航班上。但是，当情报人员找到这些武器后，机上的乘客早已四散离去。

　　9 月18 日，加拿大情报机构向政府官员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警告境内有可能发生危险。“在过去几天里，加拿大与美国的其他飞机上发现了与劫机者所持刀具类似的武器，”这份报告写道，“这些武器有可能是为了袭击失败后执行备用计划，或者被用于发动其他袭击。”

　　“9•11”事件后，美国与加拿大加强了双方的边境管制。在得知还有更多劫机者蠢蠢欲动后，两国政府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并开展了疯狂的搜索。情报人员开始筛查档案，以寻找那些在美国与加拿大定居、有可能参与下一轮袭击的恐怖分子。

　　当天晚上8 点半，阿卜杜拉•艾勒马立克正在渥太华的家中与家人一起看电视，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对于门外的不速之客，他不知道是该感到恼火还是惊讶。艾勒马立克的孩子年纪尚小，更何况天色已晚，这个时候登门造访显然不合时宜。

　　他打开屋门，看见走廊里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艾勒马立克先生，我叫亚历山大•格尔文，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格尔文递过去自己的证件，艾勒马立克仔细看了看：CSIS。那是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简称，也就是加拿大的中央情报局。

　　这不是情报局的人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门口。3 年前，另一个名叫特里萨•沙利文的特工也曾经找他谈过话。当时，艾勒马立克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表示拒绝，因此对这名特工如实相告。他是1987 年从叙利亚移民到加拿大的，当时年仅16 岁。1993 年夏，他到阿富汗待了两个月，参与了一项重建工程，这项工程被授予一个名为“国际人文关怀”的加拿大组织。该组织的经营者是阿哈默德•萨伊德•卡达尔，但是艾勒马立克告诉沙利文，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管理方式。

　　沙利文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卡达尔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一直怀疑他与阿富汗的游击队以及本•拉登本人过从甚密。于是，她继续追问艾勒马立克，想要得到更多信息。他在阿富汗是否接受过训练？是否认识任何游击队成员？

　　当然没有，艾勒马立克告诉她，他只是一个商人和工程师。他开办的道恩服务公司是经营电器出口业务的，负责收购和包装诸如掌上收音机等电子设备，然后出售给巴基斯坦一个名叫“国际微型电器”的大型公司，而后者主要是为巴基斯坦军队提供技术服务。沙利文问他是否向塔利班出售过什么设备？回答还是没有。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勒马立克只见过沙利文一次，但奇怪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公司的所有货物都要接受海关检查，机场经常有人拦住他的去路，严格质询他的业务往来。有一次，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另一些特工甚至再三盘问他为什么要前往香港。

　　艾勒马立克不堪其扰，只好雇用了一名律师，好让这些情报人员不再找自己麻烦。因此当天晚上，也就是“9•11”袭击发生一个星期以后，他不太情愿与站在门外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特工格尔文交谈。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格尔文说。

　　“不行，”艾勒马立克回答，“如果你想要和我谈话，我会叫律师过来。”没有这个必要，格尔文答道，他只是想要了解一些信息。艾勒马立克一个住在蒙特利尔的朋友叫易卜拉欣•亚当，此人不仅具有飞行员执照，还有一架私人单引擎塞斯纳飞机。格尔文说，亚当已经失踪了一个星期，现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想要找到他。艾勒马立克立即明白了格尔文的意思：亚当可能是“9•11”事件的劫机者之一。

　　“易卜拉欣绝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艾勒马立克说。

　　格尔文坚持追问亚当的下落，但艾勒马立克回答他对朋友的行踪一无所知，并且无可奉告。当这名情报局的特工离开后，艾勒马立克立即走到电话旁，拨通了亚当的号码，但是无人应答。于是，艾勒马立克给亚当留了言。次日，亚当打电话回来。艾勒马立克告诉他，安全情报局的人来找过自己，特工格尔文说他失踪了。

　　“我没有失踪，”亚当答道，声音里充满了困惑，“安全情报局的人知道我在哪里。他们也对我进行了审问。”

　　艾勒马立克放下电话，心怦怦直跳。他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恐惧、愤怒，还是迷惑。无论如何，他必须谨慎行事。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一定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疑点。至于这个疑点是什么，他完全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