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委的一位高级领导在1955年底作报告的时候，谈到了“胡风事件”。说是有民主人士提出对于胡风一案应该进行公审。领导同志说，我告诉他们，要是公审我们就要开杀戒，意即公审完了说不定就要枪决胡某，民主人士说，那就不要公审了吧，所以就不公审了。

　　显然，这是说话的策略与政治的机智，而不是认真负责的交代。这位高级领导同志后来在“文革”中也受到了难以言说的迫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不欲伤害则千万不要伤害人，己欲护则护人，己欲公正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公正对待他人，这里没有打折扣的余地。

　　从批胡风，发展到各机关各单位的“肃反运动”。“肃反”与“镇反”又不一样，“镇反”是公安政法部门的事，大张旗鼓地抓、杀、关（有期徒刑）、管（即不坐监狱，命名为管制分子，限制其行动言论自由）。“肃反”则是各单位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一些对于革命心怀抵触的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隐蔽的定时或不定时炸弹。当时喜欢引用的是斯大林的名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话可能说得不错，但也有可能被窝里斗沉迷者拿去当内斗的幌子。当时还喜欢讲消除隐患。隐患肯定是有一些的，斗得红了眼，老想着斗，未尝不也是隐患。隐患有一些，不可能那么多，年年消除起来，太玄乎了。

　　我的母校河北高中，有一位身高力大嗓门洪亮的地下盟员（后转为团员），叫翟佐良，他心直口快，爱提意见。我在区里工作时一次开团员会，停电了，他和一些人就拍着巴掌喊什么“要光明”，给领导以不良的印象。后来他怎么到团市委工作来了，我不知道。自从他来了之后，一搞运动他就被揪出来，搞得狼哭鬼嚎，斗个不休，最后又都是不了了之。加之他的爱人是出名的善良老实也相当可爱的女性，人们谈起他的事儿来，都有点为之叹息。这次批着批着胡风，“肃反运动”起来了，首当其冲的又是此位翟兄，叫人说什么好！

　　我当时工作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区妇联共用一个小楼，简称之为工青妇楼。我们共同用一个伙食团和一个厨房。大师傅姓任。记得有一次闲聊，任师傅忽然想起，说是有人认为，宋庆龄是“国母”，应该担任国家主席。此事不知为什么在“肃反”中被提了出来，我估计是我们这个工青妇小楼实在揭发不出反革命言行来，挖空心思，人们想起了老任。不久，老任被从厨房逐出，他改当清洁工了。看到胖胖的他，以大厨的体态，穿着工作服扫院子擦地板，我们都偷偷地笑，又不敢真笑。也就一个多月，他的隐患问题说是搞清了，他继续回厨房掌握大家的饮食命脉无疑问。这些事我想起来，觉得有点天真活泼。

　　……而这一切是为了未来，是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太好了，我们甘愿为它们吃尽苦头。

　　从此文艺尤其是文学界的斗争不断，用周扬的话说，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这样的晴雨表，它就永远首当其冲，永远成为阶级斗争的手柄，成为发动斗争的最好的按钮，我国的文艺事业也就再无宁日了。批丁陈，“反右”，拉出延安时期丁玲、艾青等的文章再批判——有人说那是炒回锅肉，批《海瑞罢官》与《谢瑶环》，批文艺黑线，批《三上桃峰》，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批《创业》……越批越乱越邪门，不知伊于胡底了。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试图深入地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文艺知识分子的互动问题了。

　　我说的是文艺知识分子，包括 、文艺学家、艺术学者、文艺批评家等。在我国，文艺的范围比较广，有些技巧性、天资性比较强的领域，其专家未必是知识分子，我不太可能说到他们。我说的主要是比较有其思维观念特色的文艺专家们，其中主要是 。

　　是的，自古以来，在我国，人们已经感到诗“穷而后工”的定理，韩愈更提出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人们还总结了“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生况味。 诗人文学家，敏感、多情、个性凸显，富有理想因而常失望，牢骚满腹、不满现实、富有批判性。这在旧社会，是激进的共产党人最最欢迎的事。许多 ，尤其是现实主义的 ，揭露黑暗，同情下层，他们是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盟友。在中国，不仅是鲁迅与一批左翼 ，包括老舍的《骆驼祥子》、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也都是在客观上宣告了旧中国的死刑。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语言比生活要纯得多，爱情诗比任何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更迷人，爱情诗表达的是爱情中的诗情，而现实的爱情与婚姻无法避免的油盐酱醋、锱铢分厘、口角逞强、你想吃饺子我想吃面，都从爱情诗里剔除了。明月、清辉、玉盘、冰轮等字眼，也比天上的月亮更不受朔望、晨昏、晴阴、风雨的影响。纲领与文件也比政治的现实纯美高尚得多，更不要说政治抒情散文与政治抒情诗了。50年代，我读文件常常读得沉醉，读文件我一直读到《人民日报》上常常全文刊登的苏联副外长、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喋喋不休的讲话。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维辛斯基当过法官。耽于语言文字的人有更多的幻想和天真，也有时会有更多的牢骚，一定的。

　　文学，常常成为一个批判的因素、变革的因素、激励乃至煽情的因素。如果你读过雨果的回肠荡气的《悲惨世界》，你在热泪满面、愁肠百结的同时，会认定法兰西这样暗无天日的地狱，早该土崩瓦解、亡国灭种。你会不理解法兰西为何至今存在得好好的。而如果你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你可能疯狂，你可能愿意揣上两枚炸弹去赴死。看看所有旧俄的大 的作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谢德林，包括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你不能不得出俄罗斯需要一场铁与血的革命的结论。虽然除高尔基外，没有哪个旧俄 宣扬革命，陀氏更是坚决地反对暴力革命，并因此受到苏维埃国家的冷遇。客观上，19世纪的俄罗斯的文学高峰，从思想上情感上准备了1905年的革命，还有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我不会忘记法捷耶夫等人的著作，我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断定，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追求与宣扬革命与社会主义，他们的崇高的革命情操令人叹服。

　　不仅在苏联，欧洲美洲也有不少 走向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旧秩序的道路，我从小已经知道阿拉贡的名字，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死后在法国进行了国葬。我也不会忘记法国 法齐、艾吕雅、共产党员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党员 莫拉维亚，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意大利电影导演贝尔多鲁齐的《末代皇帝》当然也是我们熟悉的。我也记得当年的世界各个角落的左翼 ，智利的聂鲁达、巴西的亚马多、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还有一位著名的希腊共产党员诗人，他曾经将红旗插到法西斯伪市政厅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外国的文学知识分子中也有特别令我痛心疾首的例子，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参加了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苏军干涉后他与事件的领头人伊姆雷•纳吉一起被南斯拉夫大使馆交还匈牙利当局，纳吉被处决了。卢卡契被允许回到书堆中去。卢卡契一生推崇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极尽讴歌与追求，同时他无法接受苏联斯大林、匈牙利拉科西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一生的追求很难说有多么成功。胡乔木同志多次与我谈到卢，他很佩服卢的理论见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纷纷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回归北京，其场面是举世少有的。有一次作协开会，我说起1949年 们云集北京的情形，张光年同志甚至在怀念中流下了眼泪。

　　绝大多数的中国 日益趋向革命，更不要说丁玲、艾青、何其芳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一条：在 选择革命、文学趋向革命的同时，革命也在选择 ，也在甄审文学。革命有它的整体性、涵盖性、坚决性与无所不包的允诺，革命者认定我们有权让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与功在万世而九死无悔的革命相比，一首歌、一篇小说、一本书，必须毫不犹豫地充当革命的匕首与投枪、革命的箭矢与弹药。简单一句话， 追求革命，革命告诉 说，你必须听我的！

　　所以有延安时期对于王实味的斗争，一直发展到要了他的命。还有对于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在医院中》等作品的批评。

　　这种由党出面整 风的做法延续下来，更受到了苏联的由斯大林时期的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主导的对于苏联一大批 艺术家的整饬的鼓励。于是有了解放战争期间对萧军的批判，有了解放后的越来越震天动地的针对文艺家的政治运动，有了“文革”中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的被迫害致死。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对我说，要总结文艺问题上的惨痛教训，郑重地昭告天下。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即对于共产党员 来说，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即第二位的身份才是 。陈云同志的意思是明确的，你既然入了党，就应该首先考虑党的任务、党的要求、党的利益、党的规矩；你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文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写什么作品，怎么样去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就，那是第二位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根据有关部门中上层领导同志的指示，重新宣传了一下上述教导。

　　可是这个“首先是、其次是”的论述格式，译成外文后，外国人是死活也闹不明白究竟是啥意思。先是一个日本记者，后是一个欧洲人，没完没了地与我讨论：什么叫“首先是党员，其次是 ”，是不是中国有规定，首先入了党，成了党员才能获得发表作品的权利？

　　在革命成功之前，文学的批判性战斗性毫无疑义，哪怕是文人相轻、妇姑勃谿、杠头搬杠、小题大做，客观上也可以归纳到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战中，例如鲁迅的关于硬译的观点，竟也被涂上了鲜红的颜色。

　　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呢？继续革已经被打倒、被驱逐、被镇压的阶级敌人的命？继续打落水狗？好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但不可能只此一宗，全部作品都是这样的规格。提出新的社会问题与进行新的批判与呼号？怎么你像是成了对立面？马上有人说你变成了批评革命批评共产党的啦。难矣哉革了命而且取得了革命胜利的 们哟！不仅中国如此，例如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长期从事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斗争，她蹲过种族主义者的监狱。1986年在纽约的第48届国际笔会上我听过她的发言，她的自信与全称肯定或否定的句式只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就是我1998年在康州三一学院听到了她的讲演的曾经的第一夫人即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正义在手、所向无敌的纳丁，在南非剧变、她追求的各族平等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显然没有找好新的感觉。2008年，她在家中遇匪，因为她拒绝交出结婚戒指，她还遭到了殴打。或谓，抢劫她家的人正是她当年为之奋斗的弱者与被欺凌者。

　　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职能与格局的转变，文学呢？革命前的文学会很良心很激烈很高潮很成功，革命前的文学家像志士丹柯，掏出来并举起来自己的心，充当火炬，照耀着黑暗的世界……革命后的文学呢？踌躇意满？一片赞歌？一派欢笑？一律拥护？继续思考？继续批判？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宣泄新的牢骚？进入纯文学非功利状态？与政治拉开距离？干脆追求印数、成为产业并且上到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全世界还缺少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我的初步想法是：

　　文艺，尤其是文学，在旧中国常常倾向于左翼，用舒乙同志的说法，就是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逃亡台湾的 人数，不足全体 的10%。

　　但是，文学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太文学化、理念化、感情化了。文学知识分子是一些个主体性极强的人，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与追求，决定于他们自身的主观色彩。它与现实的以农民为主体、以武装斗争为主要路径的中国革命，与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事业，与执政兴国的大操盘大格局……不可能完全一致。革命由于自己的胜利与严酷性和全面承诺性，对于文艺的要求是文艺必须听命于革命。各种整顿不可避免。雷霆万钧的革命语言已经积累了我们的前进的排除万难的气势与惯性，革命成功了，对文艺的整顿仍然是有增无减。

　　越是真正投身于革命、最最拥戴革命的 ，越是受到了政治运动风暴的冲击，例如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白朗等。而解放后一心拥戴革命的老舍，结局也最悲惨。

　　只有鲁迅，最早就预见了所谓革命文学的不足恃，他警告说，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方面会拿着面包黄油来欢迎革命的文学家。

　　 不一定是政治家，他不一定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容易感情冲动，说话常常夸大其词，自己沉醉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他们往往会被领导人与大众认为是孤芳自赏、脱离实际、“唯女子与‘文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文学知识分子也会不太宾服于大大小小的领导，会认为他们是官迷、逢迎上级、不学无术、官僚庸俗。 要是动辄热衷于政治起来，企图用文学规范政治，是 的倒霉，也是文学的倒霉，还是政治的倒霉、人民的背兴，那是造罪也是遭难。捷克的异议 米兰•昆德拉、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认为富有多义性的文学本身就是反对独断论与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例如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都热爱文学，都有很好的写作篇章，还如墨索里尼，更是致力于以审美的法则来拯救与规范世界。

　　不能以文学来矫正政治，正如不能以政治全面整饬文艺。以政治常识读本与文件汇编、社论标题来全面地具体地修理文艺，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横加干涉”，也是灾难。

　　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已经得到了国内上下左右的重视与汲取。1979年以来，情况好多了。文艺人的处境进入了新中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仍然会有距离。领导要讲的是政治要求文艺讴歌现实。有的境界没有那么阔大的 要的是抒写自己的感情波浪、内心世界。领导应该也必然按照领导的要求讲话，只要没有横加干涉，就是好领导。 必然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情感与内心需要写作，只要不闹反对大政方针到了搞颠覆的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与法律，也应该得到自由与保障。

　　同时，更有全民族、全体人民的汇合点，当然也是 、艺术家与执政党的汇合点：推动中国的富强、繁荣、进步、文明、民主、和谐、稳定、现代化。这是领导的决心与追求，同样也会带来文艺人的命运的积极的变化，引发文艺人士的百感交集，推动与铸炼中华文艺的新果实新花朵。

　　同时我也盼望人们对文艺的作用理解得宽泛些。李瑞环同志就喜欢讲“民乐”（不是指音乐而是指快乐）是政治上的成功的表现。执政党有义务让人民高兴，并为此注意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孔子早就把诗歌的积极作用理解为兴观群怨，即通过文艺来感染人、启发人、满足人、沟通彼此。最后是怨，诗歌里可以有抱怨、有讥刺，这好比是社会的一个限压阀门，能用文字歌谣什么的将各种矛盾困扰有所宣泄和反映，免得一味捂着盖着堵着封着，最后造成高压锅的爆裂。

　　文艺考验与训练的是人们的精神能力，特别是创造力、想象力、汲取与消化的能力。动辄批判文艺作品，搞到像我在“五七干校”那样从学习材料上看到，贫下中农批判童话《拔萝卜》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 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这样下去，不仅写不出也读不成童话，整个民族的智商与想象力定会全面下降，还有什么可能建设创新型社会？还有什么可能科教兴国、文化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文艺龃龉被拔高成了阶级、路线、政治斗争。这造成了某些善良却也是天真与不完全结合实际的文人的噩运，也培养出来一批斗士，其中就有姚文元式的“金棍子”，与其他一些英雄好汉，还有一些以文艺为敲门砖的官员。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得好，虽然没有著名作品，却成了著名文艺家（上面的提法来自艾青）。应该说越是没有著名作品，越是要通过主动掀起斗争而搭上车，成为著名的人五人六。他们以从上边找靠山，从政治上压倒对手、压倒成了冤家的同行为取胜法门。50年代上边支持周扬，批胡风、丁玲。80年代，似乎是周扬失势，而丁玲被抬举了。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邓力群同志在丁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谈话，他激动地大谈丁玲的共产党员的品质，而大批某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过客云云，我更早是听彭真同志这样讲赫鲁晓夫的。还有，不乏老 如姚雪垠、臧克家、魏巍等热衷于给中央领导写信告状……文人相轻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政治局或书记处的层次，呜呼哀哉！

　　现在好了。李岚清同志就多次强调要把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领导不再热衷于在文艺知识分子群中划分左中右了，不再呼风唤雨地掌控文坛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遇到文艺问题就事论事，一律个案，有行政性的措施，如哪一本书或哪一部电视剧控制发行放映，却不作进一步的发挥，不作意识形态的论战与延伸。管理也主要是管出版发行放映上网展出演出环节，尽可能不参与创作上的争论，这聪明多了也圆熟多了。

　　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歧义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行政管理权力的运用与奏效而改变。你可以不让某本书加印，但是你管得住的恰恰是最遵守规则的国有大出版社，你的控制使得某类打了擦边球的书籍的发行权全面转给了非法盗版者，使他们获得了暴利，使作者与守法的出版者沮丧叹气，使非法者乐得受益。我亲眼见到，《往事并不如烟》与《中国农民调查》转入“布”下，即转入书摊老板的包袱皮下，更加神秘地畅销售出的情景。

　　而意识形态的歧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在积累膨胀。靠躲避与讳忌，解决不了思想认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躲避与回避不是长久之计。

　　你规避的意识形态歧义，正是境外人士热衷的话题。你越不想说什么，港澳台、西欧北美的著者与读者越是关心，至少是逗起了好奇心，就越是大量地出书谈什么。你的答疑解惑的话语权无条件地出让给境外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党史（1949— ）》这一类的书名，也常常是英国剑桥大学乃至中国台湾出版起来显得很方便随意，是不是我们太多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是值得考虑的。1998年我访问匹兹堡大学，接待我的女士就是中共党史专家。她研究起来可是抽丝剥茧、百无禁忌。

　　我们必须正视歧义、讨论歧义、争鸣歧义，有信心地以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上的法宝解决歧义。我们的大学、社科院、文联、作协、宣传部、文化部、媒体，再不能规避现当代历史与文艺话题，不敢谈、不会说、讲不明白人文、文艺的热点话题了；再不能只敢于念念有词地照抄照转、说那些隔靴搔痒的空洞标题了。

　　当初，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我们未必能预见到这样的转移的深刻后果与全面后果。1992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未必预见得了“市场”二字所引起的全局性变化推移。以文艺而论，文艺的市场导向的看不见的手日益发挥作用，文艺的政治功利取向渐趋淡化，文艺的精神追求几乎顶不住市场追求的强大影响，文艺的崇高性正在为娱乐性消费性所排挤，传媒正在与人民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效益结盟。同时，文艺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创作与研讨的空间日益开拓。我们的一些老人，一心怀念着打着快板为急行军的子弟兵鼓劲的文艺的火红岁月，对于当前的文艺生活发出恶毒的咒骂。一些不择手段地一鸣惊人的文艺知识分子，正在从不同的方向痛骂现实，要求全盘西化，或者干脆提倡回到“文革”的原教旨上去。这很有趣，也很考验中国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真正内行的与才华横溢的人文知识分子、文艺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