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96年,当我参观伦敦的马克思墓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1987年访问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时听一个匈牙利朋友讲的政治笑话,他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时期,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段子:马克思托梦说,他已经将“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开得远一点吧”。
你可以说,1946年的认识是太天真了。可以说,那时如何会想得到中国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是这样曲折和充满歧路与歧义?歧路亡羊,歧路会令羊羔们发疯。可以说,热血沸腾难免酝酿荒唐与风险,艰难险阻难免挑动拼命与不计后果。但人类就是这样活过来的,青春就是这样热烈,应该这样热烈一番,不可能经验老到后再过活再做一些想做的事。历史更多得多的时候不是在沙龙与会客室里,不是在明窗净几的书桌前,经过千百次观察、制图与运算,经过千百次果蝇与白鼠的试验才确定了自己的运动方向与方式。历史的操盘手不是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冷面冷心,不是“饮水差知等暖寒”(钱锺书诗)的智者……而是有时是电能积累后的晴天霹雳,也许是惨叫,也许是痛哭失声,也许是高歌入云、地覆天翻。历史不是绣花女与外科医生的精美作业,历史有些时候更像是艺术家与不要命的敢死队员和冲锋枪手的随心所欲与鬼斧神工。
革命的思想动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人各不相同。小时候家里生活无着,不止一次是到了做饭的时间,母亲、姨妈与姥姥临时想辙:吃什么?做什么?没有粮食啦,没有蔬菜啦,什么能充饥的都没有啦,然后东翻西找,找出一件旧棉袍,当掉,买二斤杂面条,回来烧火做饭。
我们的境遇其实并不符合典型化的阶级理论,我们不是工农,不是“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不能说家境的困难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反动政府的压迫。我们的困难是由于父母不和,由于母亲的没有职业也缺少求职的能力。旧中国的一大特点一大痼疾就是大量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也不想找工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人都应该或者都可能上班:为社会工作。小时候,我见到的邻居街坊,他们当中的妇女,百分之八九十在家赋闲。男人呢?至少百分之二十,也是待着没事。
但我还是因之产生了一种天生的对于富人的仇恨。认为自己的穷困是富足的人为富不仁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煽情也十足不需要动脑筋的挑动与激励。我长期住在西四至平安里一带,我多次路过西四的山东老馆子同和居,常常闻到从这个馆子里冒出来的鸡鸭鱼肉的香气,看到胖乎乎的我以为是庸俗不堪的用餐者从馆子里走出来。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我对这样的馆子这样的食客十分敌视,也可能与我喜爱文学有关,我读过的作品早就培养了我的喜贫仇富的思想。我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
还有一个很细微的经验。曹禺的话剧《雷雨》第三幕,在鲁贵这样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那种穷困,那种穷极无聊,捉蚊子、发牢骚、唱小曲,深夜时分火车自远而近,再自近而远的声音与风声雨声雷声和电闪,都让我特别动情,远远比周家的乱伦故事更能抓住我的少年心。在旧中国做富人是那样可憎,而做穷人是那样可鄙。例如话剧《北京人》里的卖“果子干”的铜碗敲打声音,不知为什么那样地让我痛感到生活的卑贱、匮乏、渺小与空洞,我认定空虚与无所事事才是对于生命的污辱与蹂躏,是最大的犯罪。后来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是国民党与蒋介石造成的。我渴望神圣的事业、巨大的变革和使命的威严。我愿意像飞蛾一样扑向熊熊的烈火。我祝祷熊熊的烈火将万恶的旧社会烧成灰烬。
已经到了1948年了,我刚刚14岁,我已经加入了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我已经“潜伏”起来了,我们家迁入小绒线胡同46号。隔着南墙,那边应该是帅府胡同的一家邻居。每逢夏日,邻院常常传来那边的自拉自唱的胡琴与清唱声音。也许邻居的琴艺与唱功实在无可恭维,也可能我那时太不理解传统戏曲,还可能与当时的不无幼稚的激进思想有关。一听到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琴声与清唱我就一百个不舒服,我感觉到的是停滞、守旧、封建、空虚、陈旧乃至腐朽,我感觉到的是一代代国人就这样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我想着的是解放战争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我想着的是新生活中将再没有这种琴声与清唱的地位,代替它们的将是苏联式、义勇军进行曲式、黄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钢管乐与大交响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