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识者所论，嘉靖倭乱中有许多“贼首”是真正的中国人，而且实际上明初的倭寇中确实就有许多是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余党，这些人往往也是做海上贸易的。中国沿海居民，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长期与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做生意，明朝中叶经济发展，有更多产品可以向海外出口。于是，像并非处于沿海、但实力强大的徽州商人都卷入其中。由于明朝允许的朝贡贸易之路甚为狭窄，他们大多都会采取不通过官方渠道的民间贸易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私”。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政府的追剿和其他危险，他们又通常采取武装走私的形式，这自然就被视为“海盗”。

　　有论者指出，嘉靖“倭乱”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真倭的捣乱，而在于沿海私商因官府禁海断绝了财路，于是铤而走险，借“倭寇”之名以反抗之，于是这场冲突并无中外矛盾的色彩，而是海商反对海禁政策的正义斗争。但同时也应指出，由于日本资源比较匮乏，在其战国时代，各地的实力派纷纷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海外贸易也是重要的手段，甚至不惜采取武力。嘉靖四年（1525年）朝鲜人表示，“今日本年年遣使以请难听之事”，“倭人则遇我人而不问即杀”，对外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是这种需求的反映。

　　嘉靖“倭乱”的参加者大多是中国人，甚至有许多海商，这是确凿无疑的，这说明此次事件具有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因素。此外，明朝廷采用海禁的方式来对付海防上的危机，与在塞防上拒绝与蒙古各部贡市的做法一样，是造成东南沿海大规模动荡的导火线，诚如退休在家的杭州籍佥都御史所说，这些“海寇”“始以海禁乍严，遂致猖獗”。沿海失业贫民本想凭借海上贸易求一条生路，而又被堵死，便借着“倭寇”的入掠一时并起。也就是说，二者相互利用，把本来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混而为一，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使此次动乱表现为游动掠劫，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斗争目标。似乎这些人希望通过掠夺地方的资财，来弥补他们因海禁而遭到的贸易损失。

　　这样一次事变实际上反映出明时期的一些新问题。首先是来自海上的威胁问题。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便有万余公里长的海岸线，如果在古希腊、古罗马，那就将成为最易遭敌攻击的地带，但中国长期以来只是面临着从北、西，甚至南方陆路而来的敌人，由海上来的只是周边小国的贡使和商船。但从元末明初开始，东南沿海便不太安宁了。张士诚、方国珍的起义队伍便纵横海上，此后又是“倭寇”问题，到明末不仅有西方殖民者的东来，还有郑氏集团长达数十年的海上经营，迫使清朝廷以“迁海”的下策来对付。尽管这些或大或小的波澜具有极不相同的性质，但也许预示着一个未来的事实：形成文化传播或是文化冲突的首要地理媒介将由大陆变为海洋，海洋的霸主将在一定的时期内取代大陆的霸主，甚至沿海地带也在此时显现出比内地更大的经济优势。因此嘉靖“倭患”无论是日本海盗的侵扰还是中国海商的反抗斗争，都预示了一个“海洋时代”的开始。

　　中国、日本、西欧诸国走向大海的性质不尽相同，程度也不一，但基本上都具有一个背景，就是航海技术的提高和对国内原有市场的不满足。当原有的经济结构、比如中国的土地经营无法容纳过剩的劳动力、或者没有导致发财致富的吸引力时，人们就会被迫寻找新的财路；特别是到这一时期具备了远洋航海的条件，人们就愿意去尝试一下人为束缚较小（因为外贸还是较新的事物，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建立起什么规章制度）、却获利甚巨的海上贸易。这便是中国的“倭乱”事件与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内在联系。

　　这样一种新的动向引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必是“海防”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很难不与海上商业势力发生冲突，它又从来没有一支海上的常备军对来自大海的威胁进行积极的防御。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朝鲜方面表示，倭寇作乱，已有20余年，以往只是在沿海州郡关隘去处，“止是调兵守御，不行下海追捕”，现因问题严重，打算下海追击，请求明廷支援船上的器械、火药、硫磺、硝石等物。但明廷的态度竟是怀疑其“所造捕

　　倭船只，未委是否堪中出海征进”；火药硝磺之类“岂有中国而资外邦之理”？朱元璋的批示更有意思，让朝鲜方面自己搜集50万斤硝、10万斤硫磺，送到明朝来，让明朝人帮他们调制。等于是回绝了朝鲜人的请求。此事证明明朝政府对于建立积极的海上防御力量是不太关心的。其实明朝在洪武年间还设有水师，越到以后越依赖陆上军事力量的防范。后来抗倭名帅俞大猷意识到建立一支在数量、规模和火炮力量等方面极为优良的水军是极其必要的，但他的建议并无人重视。

　　实际上海防的重要性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倭寇”毕竟是临时组合的小股部队，在对付俞大猷、戚继光这样能打仗的将领时，当然是无法抵敌的，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后，就被基本上平定了。但不过30年之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朝鲜，明军出兵援朝，作战不利，有人立即指出是由于“乏水兵无功”，招募江南水兵，与步兵协同作战。在水战中虽将日军击退，但中朝双方的将领邓子龙、李舜臣皆战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方面还发明出进退自如、可打可撞、军士尽在船内作战的龟船，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海战意识竟强于明军。

　　援朝鲜一役又过了30年，西班牙及荷兰殖民者东来，先后入侵澎湖、澳门、台湾、甚至厦门，中国水师虽有将其击溃的战绩，但始终未能绝其患；对后来台湾的被占领，只好听之任之。按当时中国最大的海上力量，应是福建郑芝龙的海商海盗集团，手下舰只达数百上千艘，明末清初时朝廷也只能对他们加以笼络。至郑成功占领台湾后，“大小战舰约计五千余号”。但这些舰船主要是用来对付新的统治者清王朝，或是用来保护外贸的，并无国防的职能，在日益无能的割据者手下，也渐渐失去了战斗力。

　　无论如何，从明初到明末，来自海上的威胁要远远小于、而且少于来自北方民族的威胁，故而统治者是不可能把他们有限的精力和财力投放在海防之上的。

　　特别是在万历中期以后，与蒙古各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缓和下来，在东北的辽河平原上，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敌人：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

　　来自东北的最后一击

　　在明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来自东北的威胁远远不如西北和北方大；即便有，也主要是蒙古的势力。在俺答封贡之前，俺答的子侄辈迫于俺答的威势，向东迁徙，就是察哈尔蒙古，即明代史籍中的“插汉”。从嘉靖末年起时常侵袭明代辽东地方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援助朝鲜的主将李如松，也战死在他们手中。这时女真部的势力虽已兴起，但还是服从于他们，或者与他们联手攻明。所以高拱在“隆庆和议”之后总结说，这之后宣府以西的七镇都已安定，只有察哈尔蒙古“獗强犹昔，建州诸夷与之声势相倚”。万历初年，明朝边将先后攻杀了女真部落中较强悍的酋长王杲父子，努尔哈赤的祖、父也在同时丧命，刚刚兴起的女真势力遭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

　　女真的情形与蒙古各部不同，后者是一个王朝的残余势力，无论从政治组织、军事实力，还是从民族共同体的明确性来说，都比女真各部强。正是由于女真的实力较弱，所以明政府将其置于卫所体制之下，任命其部落酋长作卫所的长官，让其替朝廷管辖手下的兵民，看守边境地方。这样的待遇当然是有别于蒙古诸部、而视同于自己人的。但女真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毕竟不同于内地，一旦他们强大起来，也会不听明廷的指挥。成化三年（1467年）明宪宗就因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等土卫经常劫掠人口牲畜，专门向44个卫的首领发下敕谕，令他们改过自新。

　　说来也巧，作为后来建立清王朝的满洲之直系祖先建州女真部，正是从瓦剌势力强大的正统时期开始壮大起来的。明代的女真人大体上分为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系统，前两者最初居于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后者则居于黑龙江上游。经过几番迁徙，到正统初年，他们来到今辽宁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一带，在那里，由于内部不和，明廷只好又在原有的建州卫、建州左卫的基础上，分设建州右卫，英宗还分别向他们发下敕谕，让他们的手下人自愿归属，并且不要互相侵害。可是没过数年，英宗北狩的消息传来，也使建州女真蠢蠢欲动，后竟大举进扰辽东地区，抢掠人口牲畜。就在英宗被瓦剌俘虏的第二年，建州三卫的头目李满住、凡察和董山（这董山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率领15000多人马，据说是为“北虏逼胁”，抢掠开原、沈阳一带。此后频繁侵扰朝鲜边境，到英宗天顺末年，还企图与毛怜卫“合兵欲寇中国，或寇朝鲜”。结果在成化初年遭到明政府和朝鲜政府的联合打击，杀掉建州左卫的董山和建州卫的李满住，使建州女真部受到沉重的打击。

　　由此一直到明万历年间，朝廷对女真部可能造成的威胁都未认真对待，因为如果后者不老实，给他们以教训似乎并不费力。从正统到隆庆，朝臣和皇帝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蒙古各部，倭寇问题也还是个短期的问题。同时他们还有更多的内部危机要处理。比如英宗北狩的前后，浙江、福建一带有叶宗留、邓茂七为首的矿徒和农民的反叛，直到英宗回銮以后才被平定下去；宪宗刚刚登基不久，地处川、陕、楚三省交界的荆襄山区数十万流民造反，官军在镇压中杀人如麻，人们都把事后树立的平定荆襄碑叫作“坠泪碑”；与此同时，广西大藤峡（今荔浦至桂平一线）瑶民起事，其间几经官军镇压，而又几度再起，延续了80年左右时间；武宗统治时期，河北的刘六、刘七等转战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等地，最盛时有几十万人马，曾在运河重镇济宁烧毁运粮船1200艘；当时还有江西王浩八等人的起义、宁王朱宸濠的反叛等等，官军已是疲于奔命，至于建州女真的小小寻衅，哪还有余力顾及？

　　张居正的死也许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过了两年，万历皇帝又抄了他的家，褫夺了身后追封给他的一切尊号和荣誉。他主持的重要改革，比如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或者是半途而废，或者是变了味道。就像崇祯前后写成的一部小说里所说：“如今同不得往年行了条边之法，一切差徭不来骚扰；如今差徭烦赋役重，马头库吏，大户收头，粘着些儿，立见倾家荡产。”由于万历皇帝正急于从张居正和冯保的阴影下逃离出来，而朝中大臣们由于长期养成的政治警觉，也正为着在人事变动或者政治轴心变动的过程中如何站队而紧张思考，积极活动，他们并不可能意识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一个年仅25岁的女真青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还有一件似乎很平常的事，一般不容易被史家注意。那就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的两个月，神宗万历皇帝的长子出生，就是日后的光宗朱常洛。常洛的母亲王氏本是慈宁宫的宫女，很偶然地被神宗看中，便留下了后代。本来神宗是一时高兴，遂使王氏暗结珠胎，并没有从此宠幸她的意思，只是后来迫于母命，才以生子故封她为恭妃。由于后来神宗宠爱郑贵妃以致爱屋及乌，想以其子常洵代常洛为太子，引起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余波一直延伸到神宗死后的“三大案”，成为影响万历朝局的一件大事。

　　万历十年时对张居正本人还没有展开正式的讨伐，但显然是针对他的一些人事变动却已经开始。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因为一个言官疏言戚继光不宜呆在北方，而把他调任广东。任何人都可以认识到，尽管戚继光对蓟州一线长城做了大规模的扩建、加固和整修，但起码从明代起，对抵抗北方铁骑入侵真正有效的并不是长城，而是人，是可以被倚为“长城”的将领。明朝与蒙古瓦剌、鞑靼之间的和战证明了这一点，后来明清之间的战争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后人说戚继光在“北则专主守，边防修举。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采用这样一种战略的统帅被调离，也许是一个象征，或许是一个预兆，因为在明清战争中采用这种战略的辽东统帅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不能把万历十年（1582年）发生的这些事尽视为巧合。如果我们承认张居正当政时搞的那一套对明王朝有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万历皇帝因为个人的私嫌而一反张居正之政，就会在各个方面对明王朝起破坏作用，包括朝纲的混乱、经济的凋敝、边防的废弛，就都有了可能性。甚至常洛的私生，标志着神宗从性格到身体的成熟，而这一变化正是导致他对张居正反感的重要因素。即便这些都纯属巧合，它们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散发出明朝政局已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气息。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遗甲13副起兵，主要并非针对明朝，但却与明朝有关。万历初年，明朝屡次出兵攻击当时实力最强的女真酋长王呆；王呆被杀后，万历十一年明廷又攻击其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虽与阿台为姻亲，却协助明军攻打阿台，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料在战争中，其祖其父竟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为报祖、父之仇，却又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明朝，只得借口向另一个女真酋长尼堪外兰报仇——据说后者挑唆明军杀害他的祖、父，开始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努尔哈赤显然不同于以前或同时的其他女真酋长，此人不仅善战，而且工于心计，故起兵之初便被部众称为“淑勒贝勒”，就是聪明之主的意思。他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攻杀尼堪外兰开始，至万历十六年（1588年）便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建立了自己的早期都城，确立了初步的行政、法律和军事制度；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逐步征服了原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海西女真各部，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对这样一个潜在的强敌，明朝却好像并不在意，这当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就在努尔哈赤大刀阔斧地统一各部期间，直接侵扰明朝辽东边境的，还是蒙古土默特部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等九部联军的时候，明朝正倾全力出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而在此前不久，朝廷还调辽兵去宁夏平定哱拜的反叛，对东北女真人的自相残杀，当然无暇顾及。同时，努尔哈赤却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开始，不断亲自到北京朝贡，致使明朝有人认为此酋忠义老实，应调他的兵去“征倭报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朝反倒授予他二品龙虎将军之职。此后十余年，明朝虽有人意识到，“建酋日渐骄横，东方隐忧可虞”、“其志不小”，但并未引起决策者的任何行动。至于后来据说明神宗为女真的强大所困扰，夜里梦见异族女子骑在他身上，用枪刺他，暗指女真人要夺大明天子的帝位，多半是努尔哈赤手下史臣的演义，或是故意制造的舆论。虽说明朝边臣及中央朝廷日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也主要是派遣使者前去劝说告诫，并无更多的实质性措施。这尽管有朝廷分身乏术、无力顾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对努尔哈赤的威胁过于轻视，长期视之为“癣疥之疾”的结果。

　　此时的女真之不同于以往蒙古诸部，还不仅在于有了努尔哈赤这样出类拔萃的领袖。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建州地区的土地都已开垦，甚至山坡上也有许多土地种上粮食，并一点点吞食明朝边境上的土地，农业日益发展。传统的畜牧业依然很兴旺，不仅马匹“千百成群”，牛、羊、猪也很多，这当然是与定居农业有关的。此外，女真人也开始炼铁、打造弓箭甲仗，养蚕织布，并以土特产人参、貂皮、珍珠等与明、朝鲜等进行商品交换。通过以上劳作，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体制上，努尔哈赤逐渐确立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以及理政听讼五大臣制度。这样，如果明政府还把女真视同于以前的瓦剌或者鞑靼的话，尽管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攻击程度远远不如也先或者俺答，明政府就大错特错了，当然，明廷对于这些内部的变化是很难悉知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被尊奉为“大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过了几年又明确定国号为“后金”，指明朝为“南朝”。于是，中国又出现了一个与大明天子唱对台戏的君主，明末的历史如果对前者来说是场悲剧，那么对于后者来说喜剧则刚刚开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向明朝宣战，接连攻下了抚顺和清河，给明朝廷以极大的震动。一向不理朝事的明神宗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竟也对辽东战况十分关切，先指示一切防剿事宜由地方官相机处理，军饷着上紧给发；后又指示会推一名总兵官专门负责有关军务；在得知女真兵暂时退兵的消息后，他还指示说，沿边将士应十分戒备，不要掉以轻心；最后他则把希望寄托在辽东经略杨镐身上，赐他尚方宝剑，统率刘铤、杜松等几员大将，统兵八九万人，出关征剿，但在萨尔浒被打得大败。明神宗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走马换将，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取代了杨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其子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又糊里糊涂地死去，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年号天启。还在泰昌元年（1620年）明熹宗刚上台不久，熊廷弼便因遭到朝臣的攻击而被迫辞职，这主要是因为他虽勇于任事，号令严肃，却“负才使气，多谩骂人”。可第二年，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就连破辽阳和沈阳这两个重镇。这时朝中才又想起熊廷弼来，有人说若是他在，当不致败坏如此，不至于到这步田地。熹宗也表示：

　　熊廷弼守辽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换了别人以后，竟一败涂地！当时竟是什么人出的主意，竟把祖宗百战得来的疆土拱手送于敌人！

　　当他遭到熊廷弼婉辞之后，竟再次下诏，承认自己当时听信流言，现在一律改正。并恳请他念在“皇祖环召之恩”的情分上，看在皇上如此年轻却遇到外患的难处，“勉为朕一出”。熊廷弼只好奉诏就道。但他来到辽东之后，以其坚守防御的战略与辽东巡抚王化贞不和，后者则坚决主张速战，甚至说出“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引起了朝廷上的连锁反应，一时议论纷纷，互相攻击，大多数人则掺杂进了门户之见而反对熊廷弼。结果就在朝中争议不决的时候，努尔哈赤大举进攻广宁，王化贞吓得弃城而逃，于是辽河以西也为后金占领。此事一出，朝廷又一次被震动了。这种震动除了出于损兵失地的原因外，还再次挑起了朝内的党派之争，最后魏忠贤亲自召集阉党大臣，决定杀熊廷弼而暂留王化贞。最后熊廷弼不仅被斩，而且传首九边、抄没家产。熹宗本想让他戴罪立功，但禁不住朝中一片杀声和魏忠贤的撺掇，加之他对熊廷弼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希望颇为恼恨，也就一改初衷，落井下石。

　　熊廷弼的经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预示着边事之不可为。当初熹宗要廷弼上台，真是急如星火，一切要求，无有不允。赴任时赐他敕书、尚方剑，还赐宴为他饯行。但转眼之间由于门户之见杂以战略之争，竟改变了对熊廷弼的信任乃至最后杀头，真是轻率得如同儿戏。后来以坚守宁远立下大功的袁崇焕之下场也颇近此，再就是松锦之战中主张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蓟辽总督洪承畴，明知速战必败，但由于熊、袁的教训而不敢不战，遂致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战以明方告败而结束。所不同的是，熊、袁均为明朝君主冤杀，而洪承畴则被俘投降，苟延性命。

　　熊廷弼的经历又不仅预示着边事之不可为，它还预示着明王朝的对内统治也“忽喇喇如大厦将倾”。熊廷弼的死，甚至袁崇焕的被杀和洪承畴的投降，都主要不是出于外力。熊廷弼事件只是成为党派之争的借口，彼此借以攻击对方——由于东林党人为熊廷弼说好话，而阉党为了打击东林而杀熊廷弼；袁崇焕的死也由于阉党的攻击和崇祯皇帝的猜忌，中了清方的反间之计；而洪承畴的战败投降正是朝廷无视事实、迫其速战的结果。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熊廷弼亦说：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这些都是经验之谈，但明朝建立之初便贬低武将地位，还派各种各样的文臣和宦官出任监军，加上朝中一些不懂军事的人经常在那里慷慨激昂，指手画脚；皇帝忽而听这个，忽而听那个，朝令夕改；明末朝政又一片混乱，用清太宗皇太极招降洪承畴时的话说就是“君暗臣蔽”。所以边事之不可为，不在于外而在于内。证据当然不只是明王朝在关外的节节败退，因为天启年间，农民起义之火已燃起于陕西，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焚毁了朱家的一统天下。

　　历史的相似与不似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永昌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灭亡明朝。从表面上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长达30年的代明梦想，并没能由他们自己来实现。

　　实际上，这防不胜防、日紧一日的边事，极大地有助于农民起义对明王朝的毁灭。为了对付边患，从万历末年开始以“辽饷”等名目加征赋税，给百姓雪上加霜，只得造反。像镇压农民起义极为有办法的洪承畴、卢象升等人的部队，都先后被派去对付关外的清军，必然减轻农民军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灭亡于内外双重压力，而有明一代这双重压力就一直存在。

　　甚至，对于亡明来说农民军与清军的潜在联盟竟差一点成为现实。清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大军入关征明，临行时曾对统军将领交代：“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国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其举事也是一般。”而当顺治元年清统治者得知农民军已在西安建国，并大举北伐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去联系，表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只是此信送到农民军的大同守将手中时，李自成的主力已逼近畿辅！于是，清政权长期与之作战的对手，一下子变为农民军，正像清廷谋士范文程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

　　不过，由于李自成的战略不当和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降而复叛等因素，清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击溃了农民军，并迅速占领了北京和华北，建立了新的统一王朝。应该说，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入主中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从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要后代对蒙古时时防备，但终明一朝，来自北方的威胁就一直不曾止息，先后出现过“土木之变”、“庚戌之变”等大事件，最后还是被来自北方的敌人所取代。所以清初漠北蒙古把清朝夺取中国统治权看成是“总属我红缨蒙古所得”，而颇感喜悦。

　　我们不能否认明朝帝王们与这样一种窘迫的形势有一定的联系，否则就等于承认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于零。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是面对外族威胁而中原王朝被动挨打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两宋和明。按我个人的看法，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衰落期”，同时又是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复合体的形成时期、活跃时期。就前两者而言，它们经历了秦汉文明和隋唐文明的繁盛，正从波峰向波谷滑落，又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比如东汉末年豪强地主的发展促成的政治分裂，再如唐代“内轻外重”与“藩镇割据”局面给宋人留下的教训，等等，使它们无法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明代略有不同，它前面没有什么繁盛期，也许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后一个繁盛期，因此在这三个时期出现类似的局面，也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与此同时，这三个时期的君主就整体而言，与其他时期相比，都显然不尽如人意。西晋有什么像样的天子吗？政治腐朽，骨肉相残，没有一个比得上曹操、孙权、刘备，更不用说与刘邦等相比。两宋当然要好一些，否则就不能在频繁的打击下苟延了六百多年。他们的本事在于攘内而不在安外，就以他们当中最拿得出手的宋太祖来说，解除武将大权只在谈笑之间，但却只想着多搜刮民财去赎买那燕云十六州。最后徽宗、钦宗的北狩更坚定了女真人的信心，追得高宗在海上团团转，而南宋的君主就更不必提了！以上两个历史时期的君主确实应该说是运气不好，它们面对的是亚洲内陆草原上各个族群的剧烈运动和秩序重建，这些力量的南下是不可抵挡之势。而明朝的皇帝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全身而退的元朝势力在草原上四分五裂，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成吉思汗那样伟大的君主，虽说明成祖强大时派军北征，稍不留神就被打个全军覆没，虽说“土木之变”以后一直处于颓势，但毕竟没有没有重蹈南宋灭亡的覆辙。

　　我们不敢十分确定天子的昏聩与否与边事吃紧有着怎样直接的关联。人们常把宋朝的“积弱”归结于宋太祖对前朝历史教训的总结：加强中央禁军而削弱边镇之军；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把统兵之权一分再分，等等。在总的战略上，奉行“守内虚外”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些，也许是黄巢起义和五代更迭之后的必然之举，但又完全是赵匡胤为保住自己家天下而采取的措施，于是矫枉过正，两宋之间虽无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武将造反，却亡国于北方族群。岳飞之死也许正是个象征：高宗宁可将其杀死而杜武将势大之隐患，也不可用他来抵御外侮。

　　明朝抵御外侮有功的文臣武将又有多少有好下场呢！我们不必再提刘大夏、马文升、戚继光、熊廷弼、袁崇焕，他们完全是由于皇帝个人的好恶而升降的，并不像宋朝皇帝那样多少有点儿迫不得已。也许我们还应提到明英宗，他的被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他不亲征来到土木堡，当然不会发生那样一个悲剧事件，而这一事件必然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刺激边外民族的内侵，就像努尔哈赤的先祖那样。更重要的是他复位之后，不知吸取教训，反而重用“土木之变”后力主南迁的徐有贞、屡打败仗的石亨和宦官曹吉祥；以“意欲”谋立外藩的罪名冤杀了御敌有功的于谦；甚至对事变的元凶王振朝思暮想，塑像立祠。他完全不会料想到日后围绕边事而出现的一切尴尬局面，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自己为后世子孙们起着何种的表率作用。

　　三百年后，《明史》的作者给了英宗一个非常客气的评价，说他“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在今人看来，这倒像是一种讽刺。

　　莫非是他们认为，在明朝诸帝当中，比英宗更糟糕的人还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