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苏格兰画廊主兼策展人诺维萨德理查德•德马科（Richard Demarco）来到贝尔格莱德为下一届爱丁堡（Edinburgh）艺术节寻找有前途的南斯拉夫艺术家。德马科这几年已经去过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为这次艺术节寻找艺术家，他试图在东欧和西欧的艺术家之间建立联系。与其说他去东欧提供帮助，不如说是在寻求帮助：“我知道英国和美国的艺术界正为缺乏对话而感到苦恼。英国艺术处于软弱的光景，缺乏新鲜血液。”德马科说。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也许可以提供一些。

　　正如他在东欧其他国家时一样，德马科到达贝尔格莱德之后，被政府官员领到一些守规矩的学院画家的工作室。他偷偷地溜到学生文化中心，准备与六人小组的艺术家见面。阿布拉莫维奇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充满了高电压的能量，像电钮一样明亮。”德马科回忆。他邀请六人小组参加下一届的爱丁堡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卢布尔雅那的艺术家努沙（Nuša）和斯瑞科•德拉甘（Srečo Dragan），他们也在学生文化中心工作，另外还有画家拉多米•达姆年（Radomir Damnjan）。德马科可以招待他们在英格兰的生活，但他们要自己负担路费。所有的人都想办法凑够了钱，除了米利沃耶维奇。他与另一个团队的艺术家住在一起，比学生文化中心的艺术家更被边缘化。“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身份，”米利沃耶维奇说道，“我被牵扯进来是因为两种方式：要么是与这个艺术现状相关，要么是与这个艺术现状轻视的某种东西相关。”米利沃耶维奇没去成爱丁堡，错失了这次激动人心的旅行。这是他们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艺术家的机会，特别对于阿布拉莫维奇而言。在那个年代，交流还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当你住在南斯拉夫。

　　临行前，阿布拉莫维奇创作了她的第一件录影作品，尽管还是更关注音频，而非视觉。《声音•氛围•白色—— 视频版》（Sound Ambient White—Video）是几乎空白的银幕和安静的声音，就像录影和电视提供的那样：刺耳的嘶嘶声。这是她刚在学生文化中心完成的《声音•环境•白色》的便携版本。这件作品对通过技术转换出来的虚空有着极为敏感的关注，回应了白南准（Nam June Paik）1962年制作的空白电影 《电影禅》（Zen for Film），尽管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白南准。同时也回应了约翰•凯奇（John Cage）1952年的无声演奏《4分33秒》（4'33"），她应该知道这件作品。

　　受到黑山学院（Black Montain College）的启发，德马科想创办一个夏季学校，南斯拉夫艺术家可以在那里生活，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交流思想。他把梅尔维尔学院（Melville College）租了下来，大部分来访的艺术家都住在这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左兰•波波维奇住在德马科的朋友保罗•拉姆齐（Paul Ramsay）那里］。约瑟夫•博伊斯也在，他作了一个带稿演讲，还在黑板上画图讲解—— 这是他第一次在黑板上讲解。

　　同时，南斯拉夫来的艺术家在学院体育馆里做了一些互不相关的行为艺术。这是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表演行为艺术。她很紧张，生怕自己在压力下又犯偏头痛。然而，尽管偏头痛还是发作了，她仍决定坚持完成表演。她把一张厚厚的白纸摊在地上，创造出一种舞台效果，上面放了两个录音机和10把各种形制的刀。声音一开始播放，她就开始表演她的《节奏10》（Rhythm 10）。正是这个血腥混乱的行为艺术，完成了她从绘画到物体再到精神的转变。

　　阿布拉莫维奇跪在地上，打开录音机，张开她左手的五指，放在纸上。然后她拿起第一把刀刺扎手指之间的缝隙，刀尖在她的指间跳跃。她对危险的游戏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如斯拉夫传统中的俄罗斯轮盘—— 这是在南斯拉夫和俄国农民中流行的一个助酒的游戏。偶尔她失误扎到自己的手指，因为疼痛而发出呻吟，加强了刀尖制造出来的节奏。每发生一次失误，她就会换一把刀，直到把10把刀都用完，她停止录音，重新播放。第二次，她听着录音试图精确地重复上次的节奏。她用另一台录音机记录下第二次的节奏。阿布拉莫维奇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试图把第一次疼痛的意外转化为第二次表演的严格计划，只是有两次失误扎到了手。完成第二轮，她同时播放两次的录音，离开了她的舞台—— 刀刺扎的节奏偶尔会重复到一起。

　　与此同时，波波维奇用线吊起一台摄像机，把它放在德马科的助手萨丽•霍尔曼（Sally Holman）身后藏起来。在阿布拉莫维奇令人痛苦的戏剧性行为艺术之后，波波维奇的行为艺术是表现一些人坚决想躲开公众的注意。托多西耶维奇的行为艺术是《作为艺术的决策》（Decision as Art）。在表演中，他把一条活鱼放在他赤裸的胸膛上，直到那条鱼窒息死去。乌科姆表演的是一个三幕剧中的第二部分《生理和心理的作品》（Mental and Physical Works），他一边冥想一边用极缓慢的动作把衬衫脱下用来装饰一把椅子。

　　如果说阿布拉莫维奇从绘画转向物体，再转向声音，直到在爱丁堡的行为艺术，这一整个转变过程看上去很流畅且具有逻辑性，她自己却感觉那时候并没有一个要这么转变的计划。事实上，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接近OHO的行为艺术，也很接近她的朋友托米斯拉夫•戈托瓦茨对偶发艺术的探索和她在1969年、1970年为青年之家拟定的行为艺术提案，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转变到表演她自己。布拉泽维奇的鼓励是至关重要的。“我觉得她通过自己能够做更多，这是她停留在绘画的表面上达不到的。”布拉泽维奇说，“她天生就是在公众面前的表演者。绘画对她而言远远不够，这是明摆着的。”

　　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离开了南斯拉夫的伙伴们，但没有打算在行为艺术结束后就马上回家。她在爱丁堡停留了一阵，沉浸于与巴蒂•托斯卡诺（Buddy Tiscano）的暧昧中。他是一个爵士乐队的鼓手，乐队在艺术节的每天晚上都来表演。帕利帕维奇也在爱丁堡，尽管在欧洲大陆的另一边，从父母的规矩中解脱出来，但在此期间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帕利帕维奇明显难以包容阿布拉莫维奇的活力和美丽。托斯卡诺的乐队的表演场地就在艺术家汤姆•马里奥尼（Tom Marioni）的对面。马里奥尼对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很有兴趣，后来把她介绍到美国艺术圈。

　　阿布拉莫维奇和同事对他们在爱丁堡达到的成就很满意。观众的赞赏—— 如约瑟夫•博伊斯和先锋派波兰剧院的院长塔德乌什•凯恩特（Tadeusz Kantor）—— 并不那么重要（好像当时是博伊斯赞赏了他们，而凯恩特没有），乌科姆回忆，当时大家都在乎的是六人小组的艺术家相互之间的鼓励。事实上，托多西耶维奇和女朋友玛丽尼拉•科泽伊被博伊斯在艺术节上明星一样的排场烦扰，决定做一些装饰有“约瑟芬•博伊斯”的明信片，每张标价5英镑。“我们希望这能起到反作用。”托多西耶维奇说。

　　艺术节过后，阿布拉莫维奇找到了一份送信的工作。两周之后，她决定扔掉手上所有看上去像账单的信，只投送那些漂亮的手写信。她很快就被辞退。尽管她的英文特别烂，德马科又为她找到另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专为轮船设计室内的建筑公司。她向老板保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之后，画出了第一张图。起初，她花了很长时间在纸上打格子。当老板知道她在做什么，给了她几张制图纸。阿布拉莫维奇用烂英语抗议说，“我们国家不用这个东西。”老板就让她走人了。

　　六人小组决定搬到伦敦，接受在爱丁堡遇到的有钱商人的雇佣和资助。他把波特贝洛街上的一幢房子改成了餐馆，这需要一些画家和装饰设计师。六人小组开心地接受了这份工作，阿布拉莫维奇还用法语写了菜单。那份工作结束后，阿布拉莫维奇和波波维奇开始在一家工厂做事，做一种带着摇摆钢球的桌面玩具。他们做得很快，比其他工人都赚得多。阿布拉莫维奇把成功归于共产主义职业道德，但波波维奇表示反对，认为这归功于他解决繁琐任务的天赋，以及工厂的工头疯狂地爱着阿布拉莫维奇。

　　某个周六下午，浪漫的工头带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到足球场附近的公墓去。在那里，葬礼哀乐时常伴随着隔壁球场传来的球迷们的歌唱和欢呼。工头知道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一定会极喜爱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对比。他几乎要到贝尔格莱德向丹妮卡请求将女儿嫁给他，但她已经嫁给了内沙•帕利帕维奇，虽然这个事实经常被人遗忘。玛丽娜和内沙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和保护的关系，这是一种比激情更安全的权宜之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合作了几张画，那些画的价目表成为他们鲜有的互相依赖的标志—— 尽管很可能是阿布拉莫维奇画的。上面列出来的24件作品中，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蓝花》（Plavo cveće）标价15万第纳尔（合2500美金），内沙•帕利帕维奇的一幅画标价25万第纳尔。内沙•帕利帕维奇没有在伦敦找工作，却很从容地在六人小组（除了米利沃耶维奇之外）位于诺丁山（Notting Hill）旁的住所附近散步，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波波维奇负责为那个住所赚租金。“内沙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韦利米尔说，“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但并没有多少工作。只有对某事有一种内在需求时，他才会去做。不像玛丽娜，她总是希望一次性做25个展览。”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波波维奇到附近海德公园（Hyde Park）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问这里是否愿意展示他们的作品。画廊唯一的回复是“我们看看”。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又开始在附近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寻找机会。罗斯李•哥德堡（RoseLee Goldberg）是刚从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School of Art）毕业的学生，很快成为卓越的行为艺术史学家，也成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密友。当时她正在经营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廊，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作担保向学院借了一台摄影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带来了15分钟的作品《电视是一台机器》（Television is a Machine）。作品中，她拿着摄影机从多个角度展现一台电视的外表，还展示了她的手打开和关上电视的过程。戈托瓦茨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用一种滑稽的冷漠的眼神消解技术的魅力。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接触电视的经验—— 瓦乔第一次把电视带回公寓的时候，她和韦利米尔盯着测试画面看了几个小时—— 在她的冥想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同一时期，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使用了超8摄影机，拍摄了两部关于天鹅在皇家美术学院附近的蛇形湖里游泳的电影。她把这两个录影并置投影到墙上，看上去好像这两只天鹅不停地游向彼此，却总是没办法碰到一起。它们垂下的颈子交叠出的空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心形图案。很自然会产生一种观念性的预知，认为这两具身体一定会在空间的中间相遇，这种情绪在她之后的行为艺术中再次呈现。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正在享受艺术和生活的独立之时，在贝尔格莱德的丹妮卡开始感到焦虑，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离家太久了。丹妮卡以自己的职权为女儿在诺维萨德艺术学院谋了一份助理教授的职务。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伦敦接到了这个她无法拒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