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理想，刘天华于1927年初夏组建“国乐改进社”。他在《国乐改进社缘起》里写道：“我国近来最没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都还只是贵族式的（可还是少数人弄的玩意儿），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渺远的事。而且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

　　他如是说，更是如是做的。1930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应邀赴美演出，为了使外国听众对中国这种陌生的京剧有谱可循，加深理解，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瑰宝，行前梅兰芳等人再三思忖，觉得如能把演出的戏曲唱腔谱成世界通行的五线谱就好了。主意既定，大家一致公认此事非通晓中西音乐、学养深厚的刘天华先生不能胜任，于是由当时著名的京剧理论家、编剧家齐如山亲自出马，邀请刘天华跨刀记谱。推广科学的记谱法正是刘音乐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爽快地答应下来。

　　听写记谱的工作是异常艰巨繁琐的。当时由梅的琴师徐兰沅和笛师马宝明二人提供梅的所演各戏唱腔谱出的工尺谱初稿，刘据此再译成五线谱的初稿。那时录音机尚未问世，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听徐拉京胡、马吹笛子，刘天华按谱反复细心揣摩，发觉工尺谱中有许多差错和遗漏的地方，于是一点点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完毕，再请梅兰芳清唱几遍，根据唱腔逐一推敲修改。以上工作结束后，刘天华按谱拉小提琴给梅兰芳和徐、马、齐几位先生细听，再征求大家意见，反复修改，最后才算定稿，并命名为《梅兰芳歌曲谱》。此项工作前前后后竟耗去刘三个多月的宝贵时间，也累得他憔悴不少。梅兰芳在《曲谱》序言里曾颇带感谢地追忆道：“天华先生为谱歌曲十余出，因得旦夕承教。先生秉德温懿，于音律析究，尤能入微。每自按梵乌林（小提琴），以代胡琴。试辨工尺，常至夜分。反复推求，不厌其屑，凡百余日，始得竣事。”

　　刘半农归国后对刘天华在改革古乐器上的成绩颇感欣喜。为了协助他计算音律，还特地写了一篇《琵琶及他种弦乐器之等律品法》之长篇论文，这是他们兄弟俩在改革乐器方面具体合作的又一见证。文章在说理上的透彻，在音律计算上的精确，即使有关专家读后也自愧不如。不妨摘其要点，与诸君共飨：

　　弦乐器有无品、有品两种：无品的如胡琴、三弦之类，有品的如琵琶、月琴之类。

　　买来的有品乐器，其品之位，什九是靠不住的。这是因为定品这件事，根本就是麻烦的；虽然有历来相传的旧法，可是乐器铺子里的工人，总不免随随便便把它不当一回事，或者是拘泥死法不知会通，而所用度量器具，又照例决不精确。因此买的一具乐器来，非将各品拆下重新定过，简直是不能用。

　　但要自己定品，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付灵确的耳朵，而这种耳朵却不易多得。况且有些老先生，贪着弹奏上的便利，乱定一番，那就是非牛非马，不成东西了。

　　最近我弟天华为改良乐器起见，自造了一个琵琶，要依等律的理论，将全音阶十二个半音一起定出来，又恐弹奏上或有不便，故将全音各品一起定煞，半音各品却是活落的；要用时装上，不用时便卸下。

　　我觉得这种办法很好，他就把计算定品方法一件事责成了我。我算好之后，同他在琵琶上实验一次，觉得结果很圆满，所以现将全法写出，公之同好。

　　……

　　刘半农文中提到的等律即“十二平均律”，本来这种理论是我国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首创的，是我国民族音乐史上的珍贵遗产，但一个多世纪后，西洋音乐的先驱巴赫却运用这种乐律创作出著名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对后世的钢琴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国在实践方面反而落后了。刘半农为此深感遗憾，遂于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寿辰之际，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长篇论文《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篇》，以表达他“崇仰古人在学术上的贡献而加以表彰”的心情。而刘天华则在琵琶上大胆地运用了十二平均律，这一重大改革正是发扬了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32年6月8日，这一天对于民国音乐史而言，是灰暗的，因为年近38岁的刘天华因患猩红热而突然逝世，民国乐坛的一颗耀眼明星陨落了。

　　作为兄长，刘半农饱含泪水、无比沉痛地为这位“三十多年的老弟兄”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沈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徊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世罕伦比。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欧西士人有聆天华之乐者，叹言“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此虽过誉乎？亦十得八九矣。

　　天华于所专习之外，凡与音乐有关者，如钢琴、铜角、古琴、乐队以及昆腔、京戏、佛曲、俗曲之类，亦无不悉心钻研，得其理趣；于和声作曲之学，及古来律吕之说，亦多所窥览。说者谓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顾恒小心谨慎，不轻述作，故一生所写，仅二胡琵琶谱十数种，及《梅兰芳歌曲谱》一书，均已行世；其未及付印者，有《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佛曲谱》二书，又二胡新谱已成未竟者各数种，将由其门弟子整理而刊行之。

　　如果说刘半农的回忆更多是称颂刘天华的音乐成就，那么其爱女刘育和那篇《父亲的琴声》则从另一个细微的角度让人感受到刘天华对音乐那种近乎痴狂的追求：

　　在暗蓝的天空中，有那么美丽的明星在发着可爱的光芒，树枝在空中摇动着，被半圆的月亮照耀的影投在绿色的窗帘上，使我看得眼花了，我将要疑它是鬼怪呢！

　　一切都是很沉默，但我也不知为什么缘故不能入梦，大概是白天睡了午觉的关系吧。在这不能睡着的时候，我不敢张眼，因为四周全是黑的。我开灯，但是那强烈的灯光使我久闭的眼不能张开了，我只好仍然给关上。我实在有点害怕，我起誓下次不再睡午觉了。我的心紧张着，我快要哭了，是的，自从爸爸被天抢走了后，我对于一切只是感到莫名的悲哀，尤其是在寂寞的时候。

　　过去在每天的晚上，一直到很晚，父亲总是不停地拉着提琴，或弄别种乐器。

　　在那万籁无声的时候，只有父亲的琴声在空中颤动着，每天总是一样。我时常同父亲说“爸！你为什么天天这样晚才睡？白天你这样忙，你不累吗？”“不！不累，惯了并不觉得，而且我早上起得晚。”父亲老是如此地回答着。

　　实在父亲也不过比我晚起一个多钟头，常常我在半夜醒时，父亲的琴声还没有停止，但父亲是健康的。

　　每每我们吃晚饭以后，我和哥哥一同奏着琴，父亲便立刻放下了自己的工作，拿起他的提琴从书房里出来，和我们合奏，还不时地指导我们，好像要把他所知道的，立刻都叫我们知道了才好。有时母亲不在家吃饭，我们吃饭几乎用了一个钟头，这时间总是不厌地谈笑着。唉，我多么羡慕着从前，我还想听父亲的大声的谈笑，我不贪心，只要再听一次就够了！

　　在那深夜里，我曾在美妙的乐声中入梦，但是现在再也听不到那声音了，永远地听不到了！

　　平日父亲用他自制的乐谱弹琵琶或拉南胡的时候，总爱问我们：“好听吗？”如果说好，他一定还要问哪儿好，我实在不懂，我总说听不出来。唉！现在有谁来问我呢？永远没有了，有时我竟忘了一切，以为父亲还在书房里拉琴，我充满了喜悦跑到书房里去，但是在大的书桌上只有那几个父亲不离身的琴与琴盒。我失望了，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了，我流着眼泪只能用我的手小心地抚摩着它们，……

　　现在每天晚饭后，我和哥哥还是不断地练琴。在那凄凉的夜里，只有我们自己的琴声，再听不到别的琴声来合奏了。我们也没有先前那样兴奋了。在每次弹完时，我发现哥哥的脸上布满了泪痕，低着头很沉重地走出了客厅的门。

　　很晚了，我不能再想了，回忆只能使我更痛苦。在泪光中仿佛那边书房里仍旧在发出那可爱的琴声。

　　月亮可以再圆，星星可以再发灿烂的光，一切都似乎可以再现，但父亲的琴声将永远地消没了！

　　也许冥冥中早有安排，1934年7月14日下午14时15分，刘半农因感染回归热，医治无效，于是陪老弟天华继续在天堂里谱写美妙之音。

　　闻此噩耗，生前好友纷纷送来悼词挽联。胡适写道：

　　半农与我相处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回忆过去，我等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寓今日第五宿之卯斋，当时同室者，计有陈独秀、刘半农、赵元任，及余共八九人，每日除读书外，即以谈玄为消遣，在吾国干支时辰上讲，卯本属兔，余等所住之宿舍，即卯字斋，而同室又多属卯字者，又适半农辛卯年生，余亦为辛卯年生，陈独秀较余长十二岁，生辰为庚卯，故当时同学，皆称我等为一群兔子，而称我等宿舍为兔窟，今日回忆斯情，不胜留恋。又谓半农先生为人，有一种莫名其妙之“热”处。共作事素极认真，其对于学术之兴趣极广博，故彼卒能成为歌谣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专家、俗字编辑家，彼之成功，完全由于一“勤”字，兹有一例可证，当彼在世时，对于音乐最感兴趣，然而喉不能唱，耳不能听，手不能弹，由此可见其天资愚笨，但伊并不因此灰心，终日以机械之方式，来作声音之探讨，结果不但对音乐能以讲通，且发明各种测量声音之器械，由此一点，足以代表半农一生治学之精神。

　　赵元任的挽联更是含义双关且自然贴切，当为绝妙好联：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她。

　　昔日好与刘半农抬杠的钱玄同也没心思再较劲了，送来了感人肺腑的长达148字的挽联，以表达对挚友兼战友的无限追思：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感情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溯在革命旗下，勋绩弘多；更于立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

　　纵观如斯多的诗与文，最有代表性还要属当初提拔刘半农的老校长蔡元培的碑文题词：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

　　绍兴蔡元培撰文

　　刘君讳复，号半农，江苏省江阴县人，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四岁受父教识字。六岁就傅，能为诗。十三岁进翰墨林小学。十七岁进常州府中学。武昌义军起，君辍学参加革命运动。中华民国元年，君在上海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员及中华书局编辑员。五年以后，常为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六年任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益与《新青年》诸作者尽力于文学之革新，著有《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及《扬鞭》《瓦釜》等诗集。君所为诗文，均以浅浅词句达复杂思想，于精锐之中富诙谐之趣，使读者不能释手。然君不以此自足，决游学欧洲。九年，赴英吉利，进伦敦大学之文学院。十年，赴法兰西，入巴黎大学，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讲，专研语音学。十四年，提出《汉语字声实验录》及《国语运动史》两论文，应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试，受学位，被推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受法兰西学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计划语音乐律实验室。二十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教授。君于是创制刘氏音鼓甲、乙两种，乙二声调推断尺，四声摹拟器，审音鉴古准，以助语音与乐律之实验；作调查中国方音音标总表，以收蓄各地方音，为蓄音库之准备；仿汉日晷仪理意，制新日晷仪；草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任整理在居延海发现之汉文简牍。虽未能一一完成，然君尽瘁于科学之成绩，已昭然可睹。而君仍不懈于文艺之述造，如《半农杂文》及其他笔记调查录等，所著凡数十册。旁及书法，摄影术，无不粹美。可谓有兼人之才者矣！

　　君于二十三年六月赴绥远，考察方言及声调，染回归热症，返北平，七月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四。

　　妻朱惠，长女育厚，男育伦，次女育敦。葬君于北平西郊玉皇顶南冈。

　　铭曰：

　　朴学隽文，同时并进；

　　朋辈多才，如君实仅；

　　甫及中年，身为学殉；

　　嗣音有人，流风无尽！

　　“嗣音有人，流风无尽”，短短八个字，可谓将这对民国乐坛双璧的风采道尽无遗，也许那些赞美与喟叹之词已显得多余，姑且就以笔者这首不成体统的即兴诗结束对民国音乐人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二人音乐生涯的缅怀与追思：

　　谁无潦倒失意时，

　　各施妙手谱佳篇。

　　无奈苍天不假年，

　　民国乐坛兄弟连。

　　今天，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一体化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因此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世界的记忆名录”，有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而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像杨荫浏这样的“新音乐人”已经开始看清民族民间文化逐渐流失的现状，他搜集、记录、整理、创作、研究……把走街串巷要饭的乐器搬上舞台，将耕田种地穷苦的农民奉为教师，用勤奋一点一滴守护我们逐渐流失的精神家园。

　　他带领他的团队用美国“威士达”钢丝录音机这样的设备录下了7000余小时散失民间的乐篇，其功绩举世无双，让联合国官员们几至惊叹，赠予证书“世界的记忆名录”。这其中亦包括阿炳的六首独奏。

　　如果那些民族民间音乐曾带给你愉悦的感受，如果它们曾给过你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如果你曾读到有音响、有记忆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请一定记得向杨荫浏这样的“新音乐人”致敬，他无愧为中国音乐学一代宗师！

　　这个从深宅大户走出来的才子，一生严谨治学、孜孜以求，为我国浩瀚的民族音乐遗产，包括民间音乐、戏曲音乐、宗教音乐的发掘、抢救、搜集、整理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毕生著述在我国民族音乐学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后世学生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宝贵资料。

　　他改编的《满江红》曾经唱遍大江南北，唱出了中国人气壮山河的昂扬气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怀疑自己文化和悠久的历史，那么人民将失去对祖国的爱，忘记了历史，便容易被列强吞灭。”这是他生前用于警训学生的语录，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