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江文也，是件微妙的事情，一个作曲家的声誉是否真的可以只凭借音乐作品来建立？

　　他有着深受缪斯眷顾的唯美情感，早在青年时期就凭借音乐作品获得最高的国际声誉。他的音乐作品和短文杂记体现他细致深刻的人生体悟，以及对传统文化执著的追求。然而最终，一切的璀璨光华都无法使他成为国人的骄傲！

　　他从小读日办学校、用日本保姆，13岁东渡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在东京首演自己的大型作品如《孔庙大晟乐章》等……

　　虽然他热爱并痴迷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然而与日本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已让他无法看清日军“大东亚共荣”的本质，甚至欣然为其写下《新民会歌》《东亚民族进行曲》等“奴化歌曲”，《东亚之歌》等歌舞剧，《日本陆军航空战记》《东亚和平之路》等电影音乐。

　　这些歌曲和音乐在当时沦陷区广为流传，于是这些从“量”上只是他一生作品中微不足道的一些作品，从“质”上却为他打上沉沉的、“汉奸”的标记。

　　有人说，那个阴暗的标记相较于江文也伟大的音乐作品、相较于他为中国新音乐之路所做出的努力探索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的“瑕”。那么江文也的一生究竟是“瑕不掩瑜”还是“瑜不掩瑕”？无论如何，我们更愿意选择保留这段历史记忆留给后人继续评说，而非简单地抛弃与忘却。

　　——编者

　　（20世纪）30年代，当其他的中国作曲家，仍然在启蒙摸索的时期，江文也业已在国际乐坛中显示了他的作曲的才华；当大多数中国作曲家仍然停留在旋律伴奏的作曲阶段时，他已经谱出了接近20世纪伟大作曲家巴尔托克风格的作品，以当时的中国音乐发展情况，江文也的成就确是令人惊奇的。

　　——张己任

　　在静谧的初秋午后，迎着窗外悠然而又明媚的阳光，懒懒地靠在窗边的座椅上，又开始回味尘封已久的侯孝贤先生的电影《咖啡时光》，在静谧的光线中，享受这超乎寻常的平和与安宁。江文也，当这个名字在眼前晃过时，他那辉煌而又悲情的人生再次触动笔者的心弦，台北三芝乡江文也纪念公园里，他的风姿隐隐浮现在面前。如电影女主角阳子般，笔者也开始追寻江文也先生的脚步，回味他那为音乐而执著的浮华一生。感慨之余，不免为先生庆幸，至少人们还记得过往的岁月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生坎坷但又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他是第一位交响音乐作品在国际比赛获奖的音乐家，他也是那个时代获国际荣誉最多的作曲家之一；他是一位生活经历复杂、艺术个性鲜明、有着大胆创新精神的多产作曲家，还是集诗人、歌唱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等于一身的多能者；他才华横溢、蜚声国际，同时也是将现代音乐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先驱者，他就是中国现代音乐家江文也。

　　如今，先生的作品和人生经历史冲洗依旧璀璨。先生有灵，但含笑无憾。

　　一心为音乐的江文也满心欢喜而又充满期待地回到故土，迫切地希望这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会给他的音乐之路带来一次新的旅行。但是，眼里只有音乐、全然不懂得辨别政治风向的他，绝对不会料到接下来自己走过的却是如此的半生。

　　可能直到人生暮年，他最不能释怀的还是这10月牢狱。

　　抗日战争时期的江文也经历过另一种别样的“辉煌”，这让他被捕入狱10个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江文也的成就来自于他旅居日本时所受的自由民主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但是他的错误也正来自于那时受到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等宣传的影响，尚缺乏社会经验的他，没能从一开始就看清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

　　1938年9月，到北平不久的江文也顺从了日伪“新民会”头目缪斌的要求，先后谱曲了《新民会歌》《新民会旗歌》《新民妇女歌》《新民青年歌》《东亚民族进行曲》等，还谱写了舞剧《东亚之歌》、电影音乐《东亚和平之路》等，有些还曾在天安门上指挥演唱过。

　　抗战胜利后，日本人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江文也兴奋不已，连夜将自己花费4年心血而写成的《孔庙大晟乐章》总谱重新装订，寄给了李宗仁，转呈蒋介石。但是迎接江文也的却是10个月的牢狱生活，一是因为日伪时期写过的作品，还有就是，有人认为当年被日本人逮捕入狱的著名音乐家老志诚是他告发的。后来虽然老志诚出面作证与他无关，但是因为前者，江文也还是被扣押了，10个月后由于不予起诉被释放。

　　10个月的牢狱生活中，江文也是苦闷的，他反思过自己的行为，也一直对这些满心愧疚。这期间他又投身于探索一门新的“技术”。

　　在监狱中，经常有患腰病的狱友被病痛折磨得满脸虚汗，江文也想起自己在日本时曾经买过一些中国失传的推拿医术书。于是请前来探视的妻子（吴韵真，1939年江文也与其结婚）取来书，开始研究推拿以治病，竟然很见效。江文也大受鼓励，开始更专注地研究起推拿，他认为中国的医道和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医将人的脉以阴阳之分，生病的原因以气血不通来理解，万物以气为本，而中国的音乐也讲究气韵。在狱中的10个月，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推拿，出狱后，还曾为京津两地的很多病人治疗过，这也成了他后半生“贡献于人类的一件重要工具”。

　　1948年后，收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赵梅伯的邀请，江文也出任该校音乐系教授，校长徐悲鸿很赏识他的才华，他也很推崇徐悲鸿中西合璧的画风。两个人都是从学西方艺术技法开始，而又非常重视与民族艺术相结合，因而志趣相投。江文也还用自己掌握的推拿医术为徐悲鸿治疗高血压，徐悲鸿很是感激，赠送了一幅裱好的奔马图送给江文也夫妇，亲自题写：“文也兄不但神通韵律，亦熟谙中国推拿医术，为我医疗数次，体见康复。特作此画留念。”

　　后来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和错误，江文也悔恨交加。出狱后，他的创作基本中断，一度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职，过着排队领混合面的生活。他心灰意冷，甚至想改行做医生，在狱中结识的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朋友的影响下，他开始去教堂听圣咏散心。可能是为了生计、寻求精神寄托亦或是赎罪忏悔，他开始为宗教写圣颂之类的歌曲，致力将中国的民间音乐和古代音乐编制成风格独特的圣颂。

　　1950年全国高等院系调整，江文也随北平艺专音乐系并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担任教授，先后在天津、北平授课。如果一切照此发展，这位名噪一时的音乐家也理应在对音乐的不懈追求中安度晚年了，经历过动荡的时局后，也应该能度过一段安定而舒畅的岁月，但是天不遂人愿。

　　“艺术家的良心，不是善，也不是宗教。而是忠实地表现自己的理想。”江文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57年，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鸣放会”上，他直率地指出：“对华侨的思想改造不能急躁，要让他们有个适应的过程，不然会起反作用……”“另外，外行不应领导内行。”这些今人看来中肯且无可非议的建议，却使江文也不久后受到批判，“反社会主义”、“对学生输灌毒素”、“卖国求荣”、“投靠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成了他新的罪名。

　　在随后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心皆受打击。被抄家时，上千册藏书、几百份从国外带回来的乐谱、一千多张唱片等半生心血均被洗劫一空。自此，江文也被剥夺演奏、教学与作品发表权近20年，自己所藏多年的书稿悉数毁失，此间辛苦寒酸有几人能体味。

　　政治风波又一次造就了江文也的历史悲情。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文也的右派问题得到了纠正，相关政策也得到了落实，不但恢复了他原来的级别，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子女的工作，而且尽可能地追回了一些曾经被查抄的物资等。改革的春风让江文也终于感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这种新生的喜悦促使年逾古稀的他不顾体弱，又创作管弦乐曲《阿里山的歌声》，后突患脑动脉硬化症，此后一病不起。

　　1983年10月24日，经医治无效，江文也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73岁，最后的“天鹅绝唱”也憾未完成，一代伟才，一生追求在此缓缓停息。

　　云山沧沧，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未完成的夙愿，会有后人继承；他的人生和作品，还会被人惦念和上演。1985年，在北京举行了“江文也遗作音乐会”，首次演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1985年，在香港举办了“江文也音乐研讨会”和两场“江文也纪念音乐会”；1990年，香港举行了“江文也研讨会”、“江文也手稿图片展览”和“江文也纪念音乐会”；1992年，在江文也的故乡台湾举办了“江文也纪念音乐周”和“江文也纪念研讨会”，不久，江文也的管弦乐曲《台湾舞曲》和《故都素描》被入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江文也生活的时代风云变幻，走过的路坎坷曲折，他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台湾，接受的是奴化教育和军国主义宣传，他的前半生很难脱离这样的阴影。曾几何时，日本人看他是殖民地人、是二等国民，中国大陆说他是日本人、是汉奸，而众多台湾人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时至今日，海外学者对他评价较高，大陆学者则褒贬不一，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镜像原理”：对着一面镜子，海外的人就像站得远的人容易看清全貌，善于总体把握；而大陆的人就像站得近的人因为面面相视，总是看得具体，盯着细致，容易发现缺点。

　　诚然，评价一位艺术家、一位历史人物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江文也这样一位生活经历复杂、作品题材多样、艺术风格多变的音乐人。

　　“我不是所谓的作曲家，我万分喜欢绘画、雕刻、诗、文学、哲学等科学，而最后我发现了音乐。……”江文也如是说。

　　“江文也教授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辛勤耕耘，收获斐然’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作曲家。”他为“发展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作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劳绩”；为“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曾任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先生如是说。

　　人生寒暑几回，红尘百难有终。一生颠簸、才高命舛的江文也先生也许会有遗憾，但是他应该不曾后悔，至少有他喜欢的那么多那么好的优雅韵律曾陪伴着他走过了这一生。

　　老天厚爱，赐予了赵元任超凡的天分，但又不因为他的天才，而将“自古天才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偈语应验在他的身上，在那个战火纷飞，人人自危的年代里，他足足活到了八十九岁，乐享天年！

　　他少年得志，一生顺遂，33岁即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他的幸运也无人可及，在国家陷于战乱之时，他远渡重洋，在世界一流学府中治学著述、授业解惑。

　　他的一生如意遂愿、平静安稳，但绝不肯苟活人间，浪费上苍赐予的幸运。他本是教授，课业繁重，又致力于现代语言研究，但他却在业余时间从事大量的音乐创作，在《赵元任作品全集》中，他创作、改编和编配的132首曲子，展示了闲暇之余在乐圃耕耘的劳绩。作为“业余”作曲家，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果，连他的女儿都弄不懂父亲“怎么会有时间作曲”。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里，他乐此不疲，热爱音乐犹如热爱生命。每一支作品背后皆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或令人激昂，或令人悲愤，或让人充满斗志，或让人悸动不安！他以他独特的音乐向世人讲述一段段回味不尽的早年记忆……

　　——编者

　　他们是手足情深的兄弟，更是近代文艺界里经久不衰的一段佳话！

　　他们曾共同在民国乐坛中留下了“各施妙手谱佳篇”的流风记忆。

　　由赵元任谱曲、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是民国时代最久唱不衰的一支歌曲。从此后，中国的现代汉语字典里多了一个“她”字，这是“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潮最大的文化体现；1925年，刘半农创造了中国人获得法国文学博士第一人的记录，而同时期刘天华创作的《病中吟》《光明行》《烛影摇红》等，将二胡这件曾经流于乡野的“要饭家伙什”带进了尊崇无限的艺术殿堂。

　　然而终归是天妒英才，在风华灿烂的盛年之际，刘门“双璧”却遭遇了英年早逝的相同命运!

　　1932年刘天华在天桥采录锣鼓谱时染上“猩红热”，猝然病逝，时年37岁；仅仅两年后，刘半农在前往内蒙古等地田野考查，也不幸染病，回北京后溘然长逝。

　　他们的艺术生涯恰如流星，光华璀璨却转瞬即逝！留给后人的是说不完的落寞情怀！唱不尽的一曲沧桑！

　　——编者

　　江阴，绿树环绕，碧水蜿蜒，青山依依，炊烟袅袅，典型的苏南小镇。这里高耸着一座千年古塔，相传为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所建，故名“兴国塔”。塔影正好映在附近一座古庙门前的池塘里，因此这座庙也就被人称为“涌塔庵”。这是与本章主人公刘半农、刘天华二兄弟童年音乐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地方。每逢夏夜，涌塔庵池边的大树上栖满了归巢倦鸟，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幅图景：夜幕缓缓降临，一位清瘦素雅的出家人来敲庙门，而周围古塔巍立，池中倒影在清风微抚下徐徐晃动，波光粼粼，鸟声已息，蝉鸣不再，而蛙儿们开始演奏起独有的小夜曲。这位僧人与庙中的墨客谈笑风生，听取蛙声一片。这岂不是那位苦吟诗人贾岛诗句中的美妙意境吗？江阴真乃人杰地灵之胜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