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的音乐研究，是为了唤起民族精神，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他始终没有忘记“少年中国”的梦想，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朋友黄仲苏的信中说：“离国虽久，爱护学会的心情倒是更加热烈……明年返国第一件要做之事便是重振会务。”在“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后10年的1935年底，王光祈打算回国，并希望恢复少年中国学会。而与之相契合的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特地设宴招待了在重庆的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席间，他们共同讨论过恢复“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在渝期间，毛泽东和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周太玄见过三次面，商讨重建少年中国学会问题。这和客居德国的王光祈何其相似？直至掌握了中国的命运后，毛泽东仍然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念念不忘。

　　回顾历史，王光祈用“音乐再造中华民族”的理想被后人牢记于心，他坚持致力于“少年中国”运动，为民族再造文化，培育“民族自觉心”的精神会被后人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少年中国”的梦想，是任何时代的中国人共同的理想。而王光祈用自己短暂却卓著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响亮的民族之声。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音乐界的几代音乐学子们，很多都没有听说过“程懋筠”这个名字，更妄论普通大众。因为他曾谱写的《中国国民党党歌》，后被定为“中华民国”的《代国歌》《国歌》——故而，他被大陆遗忘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仍然在唱着这首歌的台湾人却也同样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这恐怕要“归咎”于程懋筠虽以《国民党党歌》声名鹊起，却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直到1949年还带病冒雨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并满怀激情地谱写了《新中国颂》。

　　这是一个浪漫到不能再浪漫，所以寂寞得不能再寂寞的人！

　　在这个复杂特殊的时代里，也只有程懋筠这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实践超然物外的艺术体验。他天真的情怀让他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怀着让艺术、让音乐超脱党派与主义之争，让自己处于“纯正之音乐环境”的理想境界，并为此几经追逐，不懈努力！

　　最终，他的纯粹和浪漫让他成为一个被中国近代历史“遗忘”的人。

　　“艺术至上”曾是他提出的最“不切实际”或最“不合时宜”的音乐观。在这本汇集音乐家故事的小书里，就让我们以“艺术至上”的名义（而非艺术之外的名义），去熟悉这个本不应被忘记的陌生人！

　　——编者

　　1936年，在上海的一场音乐会上，时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客席指挥的日本音乐家、指挥家近卫秀磨面色凝重地登台，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拿起了指挥棒。此刻，台下观众屏住呼吸，大家都对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充满期待。

　　蓦地，音乐响起，“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当雄壮有力的歌曲响起时，观众激动不已，满眼泪水。歌曲奏罢，异常热烈的掌声四起之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飞快地跑到台上，与近卫热情握手，并接连向他道了两声“谢谢”。

　　这首歌曲就是《中华民国国歌》。它曾无数次代表中国人在庄严肃穆中奏响。这首《中华民国国歌》曾在193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选为“世界最佳国歌”。而最为助长国人志气的演奏则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种在中国举行的日本受降仪式中，均要奏响“国歌”。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代表着中国人特殊的尊严和抗战情怀。

　　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恐怕对这首“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曲都有所耳闻，也了解孙中山先生所作歌词的深刻含义，但却很少有人了解它的曲作者，甚至连音乐界的人也知之甚少，就是在中外论及现代音乐家的书籍里面也难寻他的踪影。在大陆，因其所作之国民党党歌，与国民党当年的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因而大家对其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但海峡那边至今也是对其讳莫如深。

　　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但历史却遗忘了他。他就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程懋筠。

　　程懋筠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征选为国民党党歌的曲谱，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歌》，也是一次偶然。

　　1924年（民国十三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声名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是给黄埔军校的训词，后作为军校的办学方针。训词便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孙中山的训词在国民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8年（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后，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建议将此训词，采为中国国民党之党歌歌词。训词虽然只有48个字，但言简意赅，鼓励黄埔师生和国民党党员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用它作为国民党党歌是很合适的，后在全国征曲。

　　1928年11月2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定蒋介石、蔡元培、谭延闿、胡汉民、吴敬恒、张人杰、孙科、戴传贤、叶楚伧等9人及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组成“党歌曲谱审查委员会”，并在报刊上公开征求党歌曲谱。听闻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以孙中山先生的黄埔训词为歌词，向社会征集党歌曲谱，程懋筠决定应征。

　　当时，程懋筠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第一任系主任、声乐副教授，但事业上并不顺利，处于低潮期。他性格刚直，为人清高，不懂得职场圆滑，又面临着系主任一职被撤换的可能，心情有些沮丧。一日，他在书房里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四字韵文，一字字地谱曲。他认为，这样的曲子，一定要有韵律、节奏，因而对每一个乐句、每一个乐段，仔细推敲，反复演奏。完成后，自己却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了废纸篓。所幸的是，他的夫人舒文辉女士打扫废纸篓时发现了这份曲谱，觉得作品庄严肃穆，有浩然之气，认为应是很好的作品，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

　　当时，评选极为严格、公平。评选的过程是，由合唱团在幕后逐个演唱参选作者的作品，评委们则坐在台下聆听，看不到谱稿，也不知作品的作者，既不用大规模一次次海选，更不用场外观众电话、短信投票，完全通过作品演唱的实际效果来进行评选。

　　音乐家选精后，有4首曲谱被选出。这一年的12月28日下午2点，经过再次审听，决定以第80号作品即程懋筠所作之谱为党歌曲谱。就这样，最终程懋筠“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作品在139件作品中拔得头筹，并得到500银圆奖金。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采用程懋筠的作品为党歌，理由是该曲调平和、有力，有民族意识之效果。消息传来，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1930年3月24日行政院明令全国，在国歌未制定前，一般集会场合均唱这首党歌以代替国歌。1937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以党歌作为国歌，国歌征选案至此遂告确定。

　　虽然身为国民党党歌的曲作者，但是程懋筠却终身未入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劝说他加入国民党，但是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生活不需要政治，他也不留恋官场，他只爱音乐，只是希望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个音乐人。

　　在1949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以其对国民党执政时的民国音乐文化的贡献和社会影响，程懋筠有足够的资格和理由像其他一些文化人一样举家迁往台湾，李中和先生也曾特意安排程懋筠前去台湾。但是，安排妥当后，程懋筠却毅然决定留在中国大陆，然而，这个选择也直接使他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隐形人”。

　　因为他没有迁往台湾，所以，21世纪以来台湾音乐馆《资深音乐家丛书》出版了4辑36册装帧精美的音乐家传记，其中除收录台湾本土音乐家之外，还有一些自大陆（或国外）到台湾定居的音乐家，如戴粹伦、蔡继锟、萧而化、张昊、李抱忱、王沛纶、吴漪曼等，但是却把程懋筠排除在外。

　　虽然程懋筠留在了中国大陆，还曾带病冒雨和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满怀激情创作了词曲《新中国颂》发表在《上海音乐》创刊号上，并致力于新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后又加入“九三学社”，但由于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国音乐文化史上的作为，特别是因其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曲作者，所以在解放后强调阶级斗争的一段时期里，他在音乐舞台上也销声匿迹了。

　　就这样，在历史的转折过程中，在中华民国音乐文化界曾几何时名满天下的程懋筠，一度悲哀地被历史置于了遗忘的角落。也许，他本不该如此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