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黎锦晖的多产，他的经济状况在这几年又迅速好转了，一时间，买汽车，租洋房，进入了平生经济最为宽裕的时期。据说，这一时期黎锦晖写歌赚取的收入，可以“买下半条南京路”。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一些离社的演员纷纷回社。复兴明月社的念头又在黎锦晖的心里闪现。自从他建社以来，虽然有四次失败、破产、负债的经历，但他却对办社无怨无悔，闲暇时间，依然眷恋着在社团里教育学员的时光。也许，他一生注定了与明月社有着难舍难分的缘分。

　　1935年春天，第三届明月歌剧社开始组建。

　　对于这次重组，黎锦晖满怀信心，他以部分老明月社友为班底，再次招收一批有艺术天分的新人，同时聘请菲律宾音乐指挥及澳大利亚舞蹈教师，着重训练，并计划排练一些新歌舞剧和歌舞作品，希望再赴南洋展现当年的“明月”风采。

　　可就在他专心筹备办社的一切事宜时，妻子徐来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因为这几年的办社经历，把黎锦晖的家庭给拖垮了。明月社屡办屡败，每次都让黎锦晖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本来年初的经济状况已经大有好转，徐来认为可以从此过上舒心的生活，但却又听到丈夫要拿钱去办社，她的精神几乎崩溃。

　　作为黎锦晖的妻子，她自然理解丈夫的壮志雄心，也希望丈夫诸事顺遂，理想实现，但是明月社就像一个噩梦一样，让黎锦晖在十几年中，四次破产，四次毁家，是这个被黎锦晖寄予了无限希望的明月社使他们的生活中上演着一场场的悲剧！

　　由于这几年的家庭生活一再遭遇磨难，让徐来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精于算计。徐来是一个渴求过安稳生活的人，她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多年来体会着吃苦受穷的万般滋味，结婚以后最怕的就是风雨飘摇的生活。她不像黎锦晖那样出身富家，对于金钱散尽可以毫不在乎，从小的贫苦经历让她对生活总是多着一份忧患感。

　　她悲愁交集，向黎锦晖提出“不办社，就富裕，一办社，就穷困”，坚决反对重新办社。但明月社是黎锦晖穷极一生追求的梦想，哪里肯轻易放弃。徐来看着志坚意绝的丈夫真是伤透了心，她所渴求的正是黎锦晖无法给予的。偏偏这个时候，7岁的女儿突然夭亡，徐来又悲又愁，开始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她看着日夜为明月社而劳碌奔波的丈夫，已经没有心思来操心家庭，她明白，他们俩的夫妻情缘已经走到了尽头。……

　　1935年11月，黎锦晖与徐来正式离婚。离婚之时，黎锦晖将手中所有的房产全部给了徐来。

　　1936年，徐来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明结婚。

　　徐来离去后，黎锦晖悲伤不已。为了疗伤，他只能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兴建第三届明月社上。这一阶段，他打起精神，筹办一切事务，尤其是与南洋的接洽，他特别上心，把南洋的演出看作是明月社复兴的一个大好机会。

　　然而偏偏事与愿违，老天再次给他一个打击，由于时局太乱，南洋之行接洽不成，黎锦晖在忙碌奔波了三个月后无果而终。而明月社排练期间耗资甚多，原有的积蓄又快花光了。面对绝境，黎锦晖只得再次灌制唱片，他先是为美商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唱片40张。甚至又将家中钢琴抵押出去，还卖掉汽车，以此筹来一笔笔稿费和资金，暂时维持团体的生存。

　　南洋之行取消后，黎锦晖开始带领演员排练大型歌舞剧《桃花太子》。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桃花太子》和其他歌舞的排练完成，于1936年4月2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演出，参加表演的演员共有60人，乐手20人，并且一些早已在外面成为了大明星的演员如黎莉莉、周璇、黎明晖等人也纷纷前来捧场，就像她们多年前承诺的那样。这次的演出，胜过了明月社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

　　演出持续了8天，每天日夜3场，票房情况甚好，但是因为演员人数太多，开支巨大，还有大笔昂贵的场地和茶园的费用，后来黎锦晖将所有的盈利分给演员和剧院之后，才发现不仅毫无结余，甚至还有数百元欠款。

　　这个结果让黎锦晖大吃一惊。如此精心安排，甚至是付出了终身幸福的代价的演出，竟然再次以负债而告终，这一结局，彻底将黎锦晖打入了绝望的境地。想起徐来“不办社，就富裕，一办社，就穷困”的劝告来，他不禁伤心欲绝。

　　此后，他带领剧社在南京进行了最后一次公演，就彻底放弃了对明月社的领导权。而明月社的台柱黎锦光和严华等人，抛开黎锦晖另组“大中华歌舞团”，条件是社产归黎锦光所有，而债务由黎锦晖来偿还。

　　此后的黎锦晖再也没有创作过商业歌曲，也没有了额外的收入，这次的破产是彻底的，不仅粉碎了黎锦晖的梦想，也消磨了他的志气，因为这一年，他遭遇了人生中太多的打击，感到自己开始老了，再也折腾不起了。

　　这次演出的债务一直到了60年代，黎锦晖还在继续偿还。根据黎锦晖的儿子回忆：“有一债主，每月15日必到，拿钱15元，吃饱喝足走人。”

　　当明月社落下最后的帷幕时，黎锦晖凄然了，他与苦心经营了15年的明月社作了告别，然后黯然落寞地返回家乡长沙，想到自己“奋斗多年，毁家五次”的经历，他吟出了“一轮明月下南洋，两袖清风还故乡”这两句无限凄凉的诗来。

　　1936年，回到家乡的黎锦晖只有45岁，却因为常年的操劳而显得苍老、疲惫，华发早生。

　　就在黎锦晖因为婚变、破产而一蹶不振的时候，一个远在异地的少女悄悄走进了他的生活。

　　这个少女叫梁栖，祖籍山西。出生于北京一户官宦人家，从小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早年她一直是黎锦晖的歌迷。她在报纸上得知梁锦晖婚变之后痛苦地看着离去的妻子，还把房子和财产留给前妻，自己却伤心病倒在医院时，梁栖非常同情他，并主动写信安慰黎锦晖。在一来二往的书信中，她不知不觉对这位年长自己28岁的偶像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她不顾家人反对，不辞而别，从北京去了上海，以参加黎氏歌舞团为名，见到了黎锦晖，向他表白了自己的感情。

　　此时的黎锦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有负担，没有积蓄”，已彻底无产，负债累累，甚至还背负着创作“黄色歌曲”的不雅名声。他深有顾虑，但是梁栖并不介意。

　　梁栖的支持和呵护，给病中的黎锦晖带去安慰和鼓励。黎锦晖渐渐被梁栖的真情感动了，终于同意了梁栖“凤求凰”的请求。面对媒体对于这段即将缔结的颇大年龄悬殊的婚姻，梁栖写下了“良禽择木而栖，才子佳人信有之”的心愿。

　　重获爱情的黎锦晖为梁栖写了《爱的新生》，“我虽心中创口未收，我虽两眼涟涟泪流，爱的伟大，爱的慈悲，爱的温柔，我不能再灰心不前，从今我俩一生共受，爱情千载万年永不朽”，他用自己后半生的时间坚守了这个“爱的承诺”，这种患难中的真情，弥足珍贵。

　　婚后梁栖改名梁惠方，从此与丈夫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共同度过了后半生贫困艰难但是幸福的岁月。

　　黎锦晖与梁惠方结婚后，曾经因为事业打击而一直抑郁的心情好转了，他过上了美满的家庭生活，人也开始变得开朗起来。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和挫折，现在的他竟一无所求，只渴望有爱妻相伴、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宁静淡泊，与世无争。这时期，在一篇《低头思故乡》的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安达蛮群岛土人“乐天过活”的原始生活十分羡慕，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只需要最简单的工作和娱乐，根本不必挖空心思来互相诱骗”。无论男女，都忠于友谊，无忤无争。而他的故乡，就有几分安达蛮人（安达蛮，今译作安达曼）生活的气息，是一块“四面高山，几湾流水”的人间仙境，人们在那里过着“冬暖夏凉，春耕秋作”的快乐生活。

　　但是幸福似乎总与梁锦晖的生命擦肩而过，他一生的坎坷遭遇还远远没有完结。

　　1937年抗战爆发后，梁惠方跟随丈夫逃亡重庆。他们在重庆全无亲人，最后来到重庆嘉陵江边的董家溪租赁了一处破草房作为全家的安身立命之所。旁人看到一代音乐家竟然住进了如此破旧的居所，极为叹息。但是黎锦晖却浑然不觉，此时他已与梁惠方生育了几个可爱的孩子，能与贤妻爱子在一起，就是露宿街头他也深觉幸福，更何况是这样一所田园间的草房呢？他视这个草房犹如天堂一般，并给这个新家取了个优雅的名字——“嘉禾别墅”。还题写了一副饶有兴味的对联：

　　上联；上下左右，一目了然，冬暖夏凉；

　　下联：东南西北，四面宽敞，空气流通。

　　横批：乐在其中。

　　尽管黎锦晖的一生命运多舛，生不逢时，但在他后半生的生活中，却充满了乐观与豁达的情绪。

　　八年抗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又爆发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经过多年战乱的国家早已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黎锦晖厌恶战争，更厌恶挑起战争的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将全家从重庆的“嘉禾别墅”迁往南京的一处居所，过了一段虽然贫穷但是相对安稳的生活。1949年国民党战败撤退台湾，黎锦晖一家拒绝跟随前往，于是一家七口又迁回上海，住在女儿黎明晖在上海租住的只有10平方米空间的亭子间里，其生活简陋，甚至还不如当年“嘉禾别墅”。但是黎锦晖对此却毫无怨言，一个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久经人世的沧桑磨炼，不以己悲，心境开阔。

　　1950年，黎锦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工作，但因为他在新中国依然背负着创作“黄色歌曲”的名声，所以没有创作的权利，只做些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

　　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曾经积压在黎锦晖心头的那片乌云再次浮现，《毛毛雨》和《桃花江》作为“黄色音乐”重被提起，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黎锦晖创作的“靡靡之音”和颓废情调的艺术观再次成为大众批判的对象。30年代，这位“流行音乐之父”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号：“黄色音乐鼻祖”。

　　面对这样的责难，黎锦晖希望组织上重新审核自己作品中的“黄色”内容，他辩解《毛毛雨》和《桃花江》都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歌颂爱情的抒情歌曲，并无色情内容。但组织上却始终没有重新调查，最后黎锦晖只得作罢。

　　其实处于全国音乐界都在声讨“黄色音乐”的大形势下，就连当时风行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都遭到了批判和禁唱，更何况历史上早有争议的“黎派音乐”呢？

　　随着反右斗争的日趋激烈，黎锦晖不得不妥协了。1958年，他在《人民音乐》报刊上公开承认：我写黄色音乐到此为止，整整十年，害人又害己。

　　此后，黎锦晖对于自己的《毛毛雨》和《桃花江》等早期作品，三缄其口，再也不肯提及。一直到他去世，除了写几首儿童歌曲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新的音乐创作。

　　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黎锦晖对于眼前的新社会、新政权，多次表现出热爱和拥护来，甘愿在新社会中贡献自己的余生。由于晚年他已经不再作曲了，便为自己树立了另一个宏伟的计划——向学术界提供一些以自己创业经验为基础的资料。这些资料除了已经完成的《我与明月社》、计划中的自传《折腾六十年》外，他还准备以回忆录的方式把“小学教育”、“国语”、“儿童文学”和“音乐生活”等多方面的经验总结成集，以供后人参考。对于这一系列目标宏伟的计划，他曾兴致勃勃地在给女儿黎明阳的信中说：“这些资料，写几年也写不完，老年为社会主义服务，无上光荣，心情舒畅、老当益壮。”

　　在中国乐坛上名噪一时的音乐家，晚年以后，别无他求，只希望再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才不枉生而为人，曾到人间走一回。

　　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曾经由“文革”而建筑起来的各种思想围城逐渐打开。老舍、田汉、刘海粟、张竞生等曾经被冤屈的文化名人都在这一时期被翻了案，恢复了名誉，他们的作品也被重新关注和学习。但是黎锦晖这个曾经开创了音乐新文化的名字却似乎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不为人知。只是偶然有人翻起《辞海》的音乐词条，看到黎先生的名字后面，依然标注着“曾编写黄色歌舞音乐”这样的解释。

　　80年代，台湾当红歌星邓丽君的一曲《何日君再来》，其缠绵婉转的歌喉风靡了整个大陆，而邓丽君后来又演唱了大量由黎锦晖所创作的老歌如《桃花江》《天涯歌女》等，勾起了人们对于黎锦晖的一些怀旧记忆。

　　学术界和舆论界开始纷纷为黎先生正名，终于将“黄色鼻祖”这个不公的称号从他身上彻底抹去。然而，黎先生虽然在死后若干年终获清白之名，但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黎锦晖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名字，很少为人关注。

　　2008年12月，黎锦晖的遗孀梁惠方老人在故居逝世，享年92岁。梁惠方的过世，让人们在沉痛之余，不禁又回忆起了梁锦晖和他开创的那个伟大的音乐时代，以及他为之辗转奔波一生的事业！……

　　1921年，他写了第一出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

　　1922年，他主办了最早也最长寿的儿童刊物《小朋友》！

　　1923年，他参与了现代第一批白话文国语教科书的编辑与出版！

　　1925年，他写下了传唱至今的《国父纪念歌》！

　　1927年，他写下了近代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

　　1928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舞团！

　　1928年，他向国外最早展现了大中华音乐市场的无限生机，率团至东南亚巡回演唱！

　　20世纪30年代，他发掘了红极一时的周璇！栽培了影坛明星的王人美、黎莉莉、黎明晖和白虹等人！

　　20世纪30年代，他把爵士乐结合中国民间小调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汉化爵士乐——“时代曲”！

　　他旗下培养的音乐表演人才，竟主导了20世纪整个30与40年代上海的音乐与电影圈！

　　他发掘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但却在50年代后，因为聂耳的批评背负上“黄色歌曲”的标签至死不得翻身！

　　他生前曾说过：“只要宇宙不灭，撒下的艺术种子，从萌芽到荣茂，终有使中国音乐从下层冒起而出头的一天！”

　　黎锦晖！他为20世纪的中国现代音乐开创了所有的道路，如今却几乎为人忘怀！

　　历尽沧桑，拂去尘埃，当《毛毛雨》《三蝴蝶》《寒衣曲》和《桃花江》等这些久违的名曲老歌又一次吟唱在春风里，2001年9月，由文化部牵头的纪念黎锦晖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面评价和肯定这位中国新文化开拓者之一、现代流行音乐奠基人的历史功绩。一代音乐大师黎锦晖的名字，终于彻底摆脱了“黄色”的罪名，并伴随他那魅力恒久的歌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这一点，或许终可告慰泉下老人那颗寂寞哀怨的心灵！

　　随着黎锦晖的再次被关注，他的谦谦为人，他的君子风度也为人敬仰，钦佩至极。

　　可敬！黎锦晖的一生，在商业社会里几经沉沦，却纤尘不染，独得一份纯真烂漫的美丽心灵。他在面临人生的挫折，生命的考验时，可谓百折不挠，屡败屡战，试问在这样的冰与火的锤炼下，今天的艺术家们有几人能够做到初衷不改，志坚意绝。这一切或许源于早年双亲对他的谆谆教诲，也可归功于黎氏个人在成长与为人中的修炼与操守。

　　可叹！繁华落尽，徒留下遍地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