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钦小心地开动车子,悄悄地跟在后面,已经是后半夜,我们都没有去想驻地现在是什么情形,周青发现我们那么久没有回去,会不会开车出来找我们。我们只是小心翼翼地死死盯住前面那辆涂装后的北京吉普2020。
我和杨钦都是从部队里下来的人,知道如何保持一定的跟踪距离,借着夜色的掩蔽,我们一直没有被前面的敞篷吉普发现,但是,这样的情况维持不了多久。夜色开始变淡,天快要亮了。再跟下去,一定会被前面的人发觉,要是距离拉得太远,又怕会跟丢。盗猎者很精明,经常会开着车子在荒原上绕来绕去,繁杂的车轮印到最后就会让你迷失方向,一旦目标离开视野,有可能就再也追不到。
天色渐渐放亮,我们手上没有枪,也没有任何防卫的武器,只要天色再稍亮一点儿,盗猎者就会发现我们。杨钦只好放慢了速度,让那辆敞篷吉普暂时离开了视线。我们只能追着留在荒原上的车轮印跟踪前进,黄豆鼓了鼓肚子,哼唧了两声,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我也感到肚子饿,这才想起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吃过东西,也没有喝过一口水。
夜晚的寒冷消耗了我们体内太多的热量,借着微微的曙光,我发现杨钦紧按在方向盘上的双手被冻得乌青,我说:“兄弟,换个手,你休息一下,我来开车。”
“好!”杨钦停了车,跳下来,和我换位置。我发现他开了一夜的车,嘴唇都已经有些乌紫,脸色很难看。他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带起一股寒风。可可西里的黎明还是那样的冷,我们庆幸的是昨晚没有落雪,虽然冷,但还不至于冻个半死。
我开车,追踪着荒原上敞篷吉普的车轮印前进。杨钦坐在后面,和黄豆挤在一起,搓着冻僵的手,用嘴巴哈着热气暖手。过了一会儿,杨钦忽然提醒我,说:“看,那边有两个黑点儿,正在往这边移动。”
我也发现了远处的情况,观察了一会儿,说:“像是两辆车,但不是我们的。”
黑点正向我们这边快速地移动过来,我和杨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能开着车四处转悠的,很有可能就是盗猎者。而眼前开来了两辆车,我和杨钦又都没有带枪,情形有些危急。我望着渐开渐近的两辆草绿色吉普,说:“先看看再说,咱俩手里没枪,千万别跟他们正面交锋。”
杨钦“嗯”了一声,说:“瞧,车里的人都抱着枪呢!不是反盗猎的,就是盗猎的,咱俩今天运气真‘好’。”
在可可西里这片荒原上,不管是盗猎者还是反盗猎者,同样都是渺小得可怜。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没有谁能保持自己的光鲜体面,光从穿着和外表上就更不好区分,但不管是谁,耐心再大也都已经撑到了极点,所以,即使是同行碰上了同行,也很容易发生冲突。
我没吭声,知道那两辆车是冲着我们来的,就干脆停下车,避免对方的人远远地冲我们开枪。两辆吉普车也是北京吉普2020,它的敞篷可以很自如地收起来,方便人在车上站着射击。车子一开近,还没停稳,车门就被粗壮的大手给拉开了,几张乌黑憔悴的男人脸孔突现在我们眼前,随着这几张脸的跳跃,几支“五六”还有“八一杠”对准了我们的头。
一个蓬头黑脸的大个子男人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我们面前,露出一口并不算白的牙齿,语气生硬地问:“你们是打羊子的?”说着,瞅了一眼我们的车。他不认识我,但看样子像是认识这辆车,大概是我们的车看起来比他们的车要值钱多了,所以他的脸上很自然地浮起了一层厌恶感,嘴角斜斜地拉了下去。看来,当初周青的父亲为周青出资购买这两辆车的时候,远没有想到会在可可西里遭到别人的反感。
杨钦似乎认识这个黑脸的男人,但是没吭声,我也没吭声,在还不能确定对方是友是敌之前,我等待着那个黑脸的男人再说第二句话。
“咋了?耳朵聋了?”黑脸的大个子不耐烦地问,接着又不满地瞪了我们一眼。
旁边一个拿枪的人走过来,喊着:“都下车!”
我和杨钦下了车,又有一个拿枪的走过来,举起枪托就要砸我的头,嘴里喊着:“是不是你打的羊子?看你像个枪手!”
我一把抓住了那个人的枪托,紧紧地攥着,那个人挣了一下,没有挣脱出去,便用力地往后挣,我随即松了手,那个人没稳住重心,跌了个仰面跤。旁边拿枪的人一下子全部围了上来,有两个人把枪管抵到了我和杨钦的脑门上,呵斥着让我们跪下嘴里还叽叽咕咕地骂着“什么东西!”
黑脸的大个子男人挥了挥手,说:“他们不是打羊子的,把枪收起来!”
黄豆从车窗里使劲钻了出来,扑到黑脸的大个子男人面前,发狠地叫唤了两声,突然猛地往前一扑,一下子咬住了男人的衣袖,使劲地向后甩。黄豆是条懂得护主的好狗。杨钦就喊:“黄豆,放开!”黄豆听到杨钦的呼喊,不解恨地松开了口。
我笑了笑,在确定对方不是盗猎者,而是一个反盗猎志愿者组织以后,就走过去和那个黑脸的大个子男人打招呼。我们告诉他,我们也是反盗猎者。互相介绍了一下,黑脸的大个子男人告诉我们,他叫才嘎次仁,是“藏羚羊”队反盗猎组织的队长,他们从二道沟追一群盗猎者,一直追到这里,问我们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我和杨钦对望了一眼,杨钦急忙说:“我们也在找。”
才嘎看了我们一眼,又看了看地上乱七八糟的车轮印,说:“上个月我们队巡山的时候,开枪打死了几个盗猎者,缴了两百多张皮子。半个月前,盗猎者开了十多辆车过来,带着十几条枪、上万发子弹,把我们保护站打了个稀巴烂。我们死了一个队员,伤了七八个,现在还有三个重伤的在医院。你们发现他们没有?”
看才嘎的神情,可以确定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不管是对自己的队员还是对盗猎的不法分子,他都可以铁得下心。但是,对待盗猎者的惩治手法并不一定就是枪杀,而我们也只是反盗猎志愿者,并不是国家的执法人员。不能说才嘎是一个对反盗猎事业不热心的人,但可以说他是一个对盗猎者过于铁腕的人,就是这种作风,往往不光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更会给自己的队友带来生命上的威胁。
如果才嘎没有打死那两个盗猎的人,盗猎者也不会纠集一大批人去攻击他们的保护站。盗猎与反盗猎的长期对峙,就好像是上演的一出又一出猫抓老鼠的游戏。
虽然反盗猎组织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也时时遭受着生存的威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丧失了理智,在盗与反盗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很重要,方法的选择也很重要,处理的手段就更重要。我现在才开始庆幸,“暴风”有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她不会让我们这些过于热血的退伍青年犯下不该犯的错误。
我和杨钦心里都很清楚,不能把刚才那辆车的踪迹告诉才嘎。我可以断定,才嘎如果知道了消息,一定会追上去与对方展开激烈的一场枪战,不论是死一个人还是死一大群人都会令人觉得悲哀。
如果再因此打草惊蛇,盗猎的境外黑手组织就会更加小心谨慎,那么我们的“挖根”追捕行动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开展了。对于一棵千疮百孔的老树,治标不是办法,治根才是本源啊!最终,我摇了摇头,说:“我们只是看见这附近有车轮印,就追出来看看,还没发现什么,就遇上你们了。”
才嘎当然不相信我的话,他怀疑地看了我们一眼,杨钦立即又补充说:“我们只是跟出来看看,队友们都在后面,你瞧,我们连枪都没带。”
所有的人都看了看我们,不吭声,才嘎有些不满意地瞪了我们一眼,招呼他的队友:“都上车,追着车轮子印往前开!”临上车的时候,他又再次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嘴里嘀咕了一句,“看不出来,你们也是志愿者……”
黄豆不满地吠叫了两声,杨钦笑了笑,安慰我说:“别理他,咱们也上车。”
我跳上车,开动车子,黄豆跳到我旁边的副驾驶位上坐着。这时天已经放晴,我有点儿担心地说:“我担心他们会很快追上去,万一打起来怎么办?”
杨钦有些不高兴地说:“他那样的人,咱们管不着。你不知道,以前咱们‘暴风’和他们‘藏羚羊’队闹过矛盾,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那些人,野蛮得不行,根本不和你讲道理,周青被气得一天没吃下饭。”
我发现才嘎的车正在追着那辆敞篷吉普的车轮印往前开,就远远地跟在后面。我问杨钦:“一年多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杨钦说:“没什么,就是要处治一批盗猎者,里面有几个枪手,几个剥皮手,还有一个厨子。当时我们两个队都遇上了,才嘎的队想抢功呗,和我们队打了起来,再后来……”
“周青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杨钦说:“周青的意思是把皮子没收,把人放了,然后咱们跟踪过去,把盗猎的头头一起抓住。周青想的没错,你想啊,抓几个枪手和剥皮的有什么用?盗猎的还会再花钱去雇更多更好的枪手来,可‘藏羚羊’队的人只知道见一个抓一个,搞急了,就直接开枪,不分青红皂白,打死为算。这样可不行啊!”
“是啊!”我点点头,打着方向盘,转过一个弯,说,“刚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后来就明白了,那些人也只不过是盗猎组织花钱雇来的,他们只是为了要讨口饭吃,混个温饱,你抓他们也没多大用,打死他们就更不对。”
“嗯,”杨钦接过我的话头,说,“盗猎者残杀动物是没有人性,但咱们对一些讨生计的穷人随便开枪,不是更没有人性?治标还得治本,要是穷人都富了,谁还愿意冒着风险给别人当枪手?再说了,部分管理部门内存在的缺陷、部分执法者的软弱、相关法律体制的不完善,这些带来的后果比盗猎者杀几只、几百只或是上千只藏羚羊还要大。”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上次抓的那三个自称是捞卤虫的人,听说后来管理局罚了他们一笔钱就给放了,丝毫没有追究下去。对于这件事,“暴风”的每一个成员都很气愤,管理局完全可以进一步地查证下去,不知他们为什么放人。
杨钦忽然说:“肖兵,我一直在想,在中国与尼泊尔之间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隐秘的缺口,那些盗猎的黑手组织就是从这个缺口把摘好的藏羚羊绒伪装后运出去,到了尼泊尔之后,再转道销往印度。”
我正想说,这只是个设想,还有待我们去证实,忽然听到后面传来吉普车行进的声音,我从倒后镜里望过去,发现是我们自己人的车,就停下车。周青的车一追上来,她就跳下车子,毫不留情地劈头责问我们:“昨晚都干吗去了?怎么不回营地?大家担心了一个晚上,所有人都出来找你们,你们很乐意大家为你们这样做,是吗?说话!”
周青最厌恶的就是那种脱离集体的“散兵游勇”行为,每一次“暴风”开讨论会的时候,她都一再地强调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能擅自脱离集体,而昨晚,我们却把这句话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压根儿就没记起来。
我担心周青责骂杨钦,就拦住想要申辩的杨钦,急忙说:“是我不好,昨晚走得太远,回来的时候,我开车让杨钦休息,谁知走迷了路。”
周青是个聪明机智的女子,她瞪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指了指地上的车轮印子,说:“你们是追这辆车吧?追了一个晚上?我们一路找过来,路上发现几只剥了皮的藏羚羊。”
谎言被揭穿,我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说:“没想到还是被你看出来了,是四个枪手,还有一个开车的,他们竟然拿着MP7。我认为他们的幕后黑手一定是一个盗猎的境外大组织,所以就一路跟过来瞧瞧,觉得没准儿能发现什么情报。”
周青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们的指责,她依旧是愤然地瞪了我一眼,语气严厉地责问:“你以为,你们四个拳头加一条老狗就抵得过四支MP7?万一出了事,队友们心里会好受吗?就算要追,也得先回来告诉大家一声,拿上枪,我们一起去追。”
我觉得周青这是在小题大做,虽然表面上很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心想:我们这不也是为队里出力吗?又不是偷跑出去玩儿。一个女人家,这么凶干吗?何况还是对自己的队友……
所有人都瞪着我们,何涛小声地说:“肖兵,不是你说的,咱们大伙都是沙子,聚在一起才能成形、成堆、成山吗?”
我和杨钦都红了脸,不得不低头承认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错。周青见我们也并没有遇上什么危险,才慢慢消了气,问我们跟上的是什么车,我说:“是辆敞篷吉普,开过去很久了。”
杨钦说:“刚才我们撞上了‘藏羚羊’队,他们也在追一群盗猎的,没追上。我们没告诉他那辆敞篷车的事儿,但估计着这会儿他肯定是顺着车轮印追过去了。”
听说我们撞上了“藏羚羊”队,周青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她想了一想,决定放弃追踪,但也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仍然有点儿不死心,毕竟“暴风”追这个境外的盗猎集团已经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有了点儿线索,谁知又撞上了“藏羚羊”队。
自从一年多前与“藏羚羊”队发生摩擦以后,周青就一直在避免与别的志愿者组织发生任何矛盾。她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先追上去看看,如果发生什么突发事件,再随机应变。
许小乐把枪抛给我们,过来接手开车,再加上何涛、我、杨钦和黄豆,四个人一狗挤了一辆车,其余的人和周青一辆车,沿着留下的车轮印往前开。
何涛从棉大衣下面掏出个纸包,递给我们,说:“饿了吧?我就知道你们俩昨晚没吃东西,一早出来就顺手带了点儿吃的,吴凯早上刚煎的饼,喷了鸡蛋的呢!可香了,我早上吃了四块,估摸着这会儿还没凉透,快吃!”
我和杨钦互望了一眼,笑了笑。这就叫兄弟,不用说谢谢,也不用表示感激,但他还是会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为你考虑好一切。虽然那只是几张煎得并不怎么样的饼,软软的,还有点儿烂糊糊的,但却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一份兄弟情谊。
杨钦心疼黄豆,先揪下一块来,喂给黄豆吃,我说:“老木留在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