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岭的山腰上剩下78岁的李凤鸣一个人。3个儿子相继搬离，房子空了下来，她的心也空了下来。

　　时常来探望她的只有大儿子阳社成，他在一家建材工地做大理石抛光，自1999年下岗以来，临时工是他的常年状态。他57岁了，越来越苦恼：如何让老母亲安度晚年，也让自己安度晚年。

　　上岗下岗

　　1975年，20岁的阳社成有了第一份工作，在湖南冷水江市玻璃厂当学徒工。在这家厂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20元。他花了5毛钱给弟弟妹妹买雪糕，剩下的悉数交给了父亲。1976年，他被单位派往哈尔滨考察，那是他一生中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1979年玻璃厂亏损，阳社成调到了冷水江市第三水泥厂。水泥厂和玻璃厂一样属于集体企业，是冷水江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在水泥厂，阳社成进入煅烧车间，负责给立窑添煤加炭。

　　“那时工作实行三班制，早中晚三班，一个星期休息一天。”阳社成在上千度的高温立窑前干了19年，眼睛受不住炙烤，渐渐抬不起眼皮，最终变成了一条缝。眼皮常年耷拉，让他形同盲人。

　　26岁那年，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邻县的农村姑娘。条件是，解决女方的城市户口和工作。那个冬天，阳社成提着礼品，徒步一百多里山路，来到了新华县吉庆乡梅花洞村，从山沟沟里将那个从未谋面的姑娘带回家。

　　20世纪80年代是国企职工最美好的时光，妻子鄢云也顺利地拿到了城市户口。这段婚姻还给她带来了一份国企工作——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厂食堂炊事员。

　　1981年，阳社成与妻子鄢云生下一子，取名阳希，寄意阳光与希望。每个月拿着固定的薪水，享受着国有企业的各种福利，生活颇感优越，“小的时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蜂皇浆，那时候独生子女都可以去工厂里领。”

　　但是这种优越很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急转直下。阳社成所在的水泥厂开始走下坡路。“厂里的活越来越少了，假放得越来越多，开始延迟发工资，后来干脆就不发了。”阳社成说。

　　初到水泥厂时，阳社成的工资是42元。1999年，水泥厂破产倒闭，他拿到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208元。他工作勤奋，但也逃不过下岗的命运，和全厂207人一起，回家待业。

　　这一年，儿子考上大学。本是一件喜事，但是阳社成高兴不起来，他要为儿子缴纳近三千元学费，而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5000元。

　　生活陷入停滞。阳希记得中学6年，家中不曾添置一件家具，“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台二手的熊猫牌彩色电视机”。这段婚姻也终因妻子不堪穷苦生活，于2003年画上句号。

　　从1995年开始，工厂给他缴纳的社保金，也在两三年后停掉。和众多集体企业一样，由于效益问题，先是停缴了员工的社保，倒闭、破产、变卖随后而来。

　　为供儿子上学，下岗后阳社成到工地打零工，“一天16元，一个月480元，每天工作最多10小时，没有节假日”。阳社成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汇去400元，自己剩下80元生活费。

　　2003年阳希考上研究生。虽然生活清苦，阳社成鼓励儿子继续深造，自己则继续干苦力换取儿子的学费。

　　2004年，倒闭的水泥厂卖给当地最大的一家钢铁企业，改造成废水处理厂。“有人说卖了300万，也有人说卖了900万，反正我拿到手的只有18000块。”

　　阳社成从这笔钱中拿出8000块，补缴了停交多年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从1995年开始算起，之前没交的钱都得由自己补上，”他到当地社保局询问了国企职工补缴社保的政策，“我一共要交纳15年的社保金，60岁退休后，根据现在的政策，可以每个月领取1400元左右”。之后几年，阳社成每年都去社保局缴费，从2000元到3000元。2008年到2010年这3年，一度还享受了个人交纳40%、国家代缴60%的政策。

　　2011年本是阳社成交纳社保金最后一年。“按15年算，这是最后一年”。2012年初，他又从社保局获悉，如果再交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每月领取1800元。

　　阳社成算了笔账，“再交5年，得再交三万多元。从60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就算活到80岁，每个月可以多领400元，20年下来可以多领9万多元。”他决定再交5年。3月，他续交了3750元。

　　此时，阳希已经工作6年了，每月给父亲500元生活费。虽然每月有这笔汇款，阳社成还是在大理石厂打工，“给人修灶台，做橱柜，还要给死人修坟台。每个月能赚将近2000元”。

　　再过3年60岁，可以每月按时领养老金度晚年了，阳社成却从电视新闻听说退休年龄要延迟5年。“这样的话，我要到65岁才能拿退休金，再干5年，年纪大了，这样的体力活我就干不动了，负担可能会落到儿子身上，如果国家不管我们养老送终，那还是得靠儿子啊。”阳社成对国家养老政策的变动表示担忧，但更让他担忧的是母亲的赡养问题。

　　四儿养母

　　母亲李凤鸣78岁了，独居在冷水江朱家岭半山腰上。

　　二十多年，这里的房子拆了盖盖了拆，这里的人走进走出。2008年老伴去世，李凤鸣开始独居。

　　李凤鸣不识字，不识路，在娘家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出嫁，才迈出了家门，她知道沿着家门口那条长长的铁轨一直走，就到阳家了。这是她此生唯一认识的一条路。

　　1955年，大儿子阳社成诞生。随后又得一女两子。在社会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丈夫阳家腾给3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社成、定成、祝成。这3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字寓意是：社会主义成功，社会主义一定成功，以及祝贺社会主义取得成功。

　　5月，江南进入梅雨季节。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李凤鸣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感觉到蚊帐上面在滴水。连日小雨，老房屋顶的石棉瓦被风吹落，床全部湿透了。

　　阳家的老房建于1982年。当时身为村支书的阳家腾，要了块最狭小，最偏僻的宅基地，盖起了一层红砖屋。3个儿子分而居之，小儿子居东，老大居中，老二居西。后来小儿子阳祝成外出求学，他的房子由老两口居住。

　　阳家腾还在世的时候，李凤鸣从不上街，只在家里做家务，或者上山种菜。所需的物品都由阳家腾操办，财务也由他来管。

　　3个儿子当中，李凤鸣对小儿子阳祝成最疼爱。

　　阳祝成是兄弟姐妹4人里学习最好的一个。他天资聪颖，虽整日好玩，成绩却不差。1990年，初中毕业的阳祝成考入长沙冶金技校，3年后毕业分配到长沙一家冶金厂工作。他成了阳家出走得最早最远的人，被认为是“最有出息的人”。

　　2008年9月底，阳家腾因病去世后，李凤鸣开始学着认路，学着看懂数字，学习如何跟人讨价还价。

　　人老多病。李凤鸣身材略胖，2008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身体慢慢消瘦下去，每月服用药物需要百元左右，没有医疗保障，自掏腰包。2011年，由于身体器官衰退，李凤鸣有时候会大小便失禁。

　　此时，儿女却陆续离她远去。

　　2005年3月，大儿子阳社成再婚，妻子在城里开了一家小百货店。婚后，阳社成搬离朱家岭，住在百货商店里，工作之余帮妻子照看店铺。

　　二儿子阳定成原是耐火材料厂职工，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年代买断工龄，随即下岗。

　　阳定成是阳家唯一一个大酒量的人。其他的兄弟姐妹滴酒不沾，他能喝一斤白酒。后天“锻炼”出来的酒量，让他在下岗后迅速融入市场。2000年后阳定成在弟弟阳祝成的介绍下到长沙做销售，酒桌上的“本领”让他在短时间里积累了第一桶金。2010年6月，阳定成在县城买了新居，三室两厅，140平方米。

　　山腰上的阳家老宅终于只剩下李凤鸣一个人，住在最东侧3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里。其他空房，偶尔会有商贩租上一年半载。

　　小儿子阳祝成于2003年辞去了冶金厂的工作，在长沙游荡3年后，远赴天津，在一家建筑公司打工。一年到头连妻儿也见不着几次，更不用说寡居家中的母亲。

　　女儿偶尔会接李凤鸣去她那儿住，有时也劝她：“你一个人在老屋里住着，也没人说话，要不就在我这儿长住吧?”李凤鸣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定。在女儿家住了几日后，她便觉不自在。崭新的被子盖在身上，她怕弄脏；干净的地板，她踩在脚下怕滑倒；好吃的饭菜摆在眼前，她却提不起胃口。

　　李凤鸣还是回到了老宅。小儿子阳祝成提出要带她去长沙，她也只是去待几天，看看小孙子。10天不到，还是回到老宅。

　　“老人年纪那么大，万一哪天真走了，在屋子里臭了，我们都不知道。”阳社成每次提起母亲的事情都很生气。虽然他住在店铺里，离母亲最近，也是照顾母亲最多的人。2011年以前，他每星期回家看一眼李凤鸣，2011年后，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看，给母亲买点药、买点菜，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2012年春节，家人相聚。弟妹3人提议每人每月给大哥200元，让他全权负责照顾母亲。阳社成觉得不妥，“我现在还要交社保，600元仅勉强够吃”。阳社成还想趁自己有力气，再干几年。思前想后，兄妹4人最后决定：“每人一个季度，大家轮着照顾母亲。”

　　2012年2月，阳社成首先开始照顾母亲，5月将照顾母亲的“接力棒”交给老二阳定成。阳定成忙于销售，照顾李凤鸣的事情多由其妻代理。

　　为了照顾李凤鸣，阳祝成辞去了天津的工作，回到长沙。但是他还没想好，到时是接母亲去长沙住呢，还是自己回冷水江，“不是折腾母亲，就是折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