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让你走得风风光光

　　一个月里，吴祥志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医保卡里的3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那个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愤愤不平地讲述四处求助均被拒绝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吴祥志愣住了——衬衣被染过似的，满是大片大片的血迹。“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今后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气，充斥在回忆中。沉默了许久，他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上海知青。

　　他们都是1963—1966年，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分之一。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被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的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的成功，拉开了此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的破产，这10万知青，有一万多名顺利回到了故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退休回城，为户口为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奔波。

　　2011年上半年，老唐还是奔波群体中的一员。吴祥志眼前闪现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吴祥志满脸沧桑，表情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开始成为他的困扰。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元，才能入户。随着房价猛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元。

　　亲情在利益面前撕开了不堪的面目。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处讨说法。

　　在上海，他“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里，他似乎习惯了悲伤，“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他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仿佛看着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这成了他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

　　而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

　　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化身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

　　在谢虎礼的梦里，他总是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原来，回上海只是一场梦……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拍拍胸脯，一遍遍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的荒芜。第一个除夕夜，他们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的命运：

　　“妈妈啊！我哪天不在想着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对你讲。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啊！赶快救我出火坑！”随即，整团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听我唱小珍珠么？”这天，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着。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他们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语，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逃不出这样的词语：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的决心。

　　1980年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机会终于来了。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平均。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同样的宠爱，享受公平的命运。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成天泡在外面，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的是，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的出台几乎阻断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把知青们划分为三六九等，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正是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谢虎礼的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他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从学校被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车上，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家庭的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一股绝望之感向他袭来。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为知青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知青们奔走相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张宝璇向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并要求召开座谈会。知青们纷纷要求回城，至少让子女回到上海。

　　几十年后，张宝璇回忆起来唏嘘不已，当年保证不被“秋后算账”的带头人，最后都难逃惩罚。多年来，他总结、反思，最终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屡屡呈交行政诉讼状，请求判当年的行政行为为违法的强迫劳动，并给予补偿。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会像年轻时那样去请愿上访了。

　　当时，他们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实现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可回到城里。但知青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后，不符合回城规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远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拨有三万多人，他们干到退休，然后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动和新疆脱离关系，选择滞留在上海，成了黑户。

　　1988年，谢虎礼带着两个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为存退路，张维敏选择继续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谢虎礼和母亲及两个孩子挤在7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谢君至今都记得，自己整整一周都躲在门后偷窥外面的一切，那种既向往又恐惧的情形。1980年初的记忆还困扰着当时的他——那时，他上小学二年级，和姐姐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众多小朋友面前：这是新疆来的借读生。姐弟俩一听就把头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谢君上课的时候总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画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围的道路和建筑，“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随着生活的展开，他确实再也回忆不起新疆的模样。

　　谢萍对于过去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从房子的结构到老师的姓名到别人看她的眼神。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年，她听到最多的评价就是“野蛮人”。一天傍晚，她请新疆回来的同学到家里吃饭，饭桌摆在门口，他们看到肉都特别兴奋。她还记得，姑姑高声对街坊说：他们新疆来的就是奇形怪状。走在路上，她也总低着头，感觉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觉得，所有的症结都在于，没有上海户口，而她本该是上海人。

　　转眼间到了1990年，这对龙凤胎16周岁了。按照政策，俩人中的一个可以入上海户口。那时的谢萍想报考美术中专，而报考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上海户口。老师两次到她家向谢虎礼夸奖她，希望户口能给谢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户口要留给儿子。

　　那一阵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尽头。一个傍晚，回到乱糟糟的家里，她再也不想去马桶间做作业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并不锋利，家人立刻扑过来抢救。割腕事件终究是一场小风波，依旧改变不了户口的走向。

　　旧矛盾未了，谢家又有了新矛盾。谢君报户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拦。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谢虎礼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把柜子都踢烂了，最终才让母亲交出了户口本。

　　许多年后，支离破碎的亲情仍是谢虎礼难以言说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这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亲作为资本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劳改，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领救济金生活。从童年开始，自卑感便如影随形，他从未买得起书包和课本。当他站到台上带领少先队员唱歌时，他发现“下面的红领巾一片鲜红鲜红的，而自己却是淡红淡红的”。都是父亲害的，他想。去新疆后他从未给父亲写信，从未见他一面。少年谢虎礼以父亲为耻，他认为是父亲阻碍了他在新中国变成一个新人；中年谢虎礼不敢恨母亲，却不能原谅母亲阻挠他在新时代进入新生活。

　　1992年，户口总算对那些滞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开禁了，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写下保证书：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过五六年，他们又得到了每月两三百元的补助，有一年，他们拿到了369元。从此，“369”成了这拨知青的称呼。

　　谢虎礼也是这一结果的受益人。可向母亲讨要户口时，又是一番争吵，最终谢虎礼以保证书来交换户口本——不参与分房子。此后，这个7平方米的屋子充满了紧张。同一屋檐下，母亲和谢虎礼一家分开炉灶做饭。而直到老人去世，谢君未曾叫过她一声奶奶。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反复上演。而随着岁月的消逝，人们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节。1993年，拥有了户口的谢萍理直气壮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因为户口问题而流产的初恋也已远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读夜校，努力工作，结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谢萍为自己感到幸运。她知道，在她身后，还有三万多知青的子女们，注定要经历更多的挣扎，43岁的陈莉就是其中的一个。

　　户口人生

　　周末的傍晚，陈莉在厨房烧饭，看到记者，她勉强笑了一下。关于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愿回忆，不愿看到他人同情的目光。

　　“讲述过去能改变什么吗？不能。对我有好处吗？没有。除了揭开伤疤，让我痛苦。”饭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点点地从豆腐上挑下来。可沉默良久，她还是回忆了，因为，“北方人会为人着想”。

　　陈莉傲气、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劲。如果可以重来，她不会选择回到上海。可是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都只是被不甘心的父母送回上海的懵懂少年。她们四处打工，被欺负、被欠薪，饱一顿饥一顿，一斤面条俩人抢着吃。妹妹哭着要回新疆，可她们根本买不起火车票，陈莉强装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报户口时，陈家把户口给了唯一的男孩。母亲李凤娇想，女孩子毕竟可以嫁个上海人。于是，陈莉走上了通过嫁人改变户口的道路。漂亮的陈莉对那些看得上她的上海男人从未动心过。她早就看透了待价而沽的交换本质：对方要结婚，她要户口。

　　第一场婚姻以她迟迟没生孩子而告终，而直到离婚，她还没达到落户的年限。2001年，母亲从新疆退休回到上海，开始为解决女儿的户口问题而上访。上访的结果给了她一些优惠：结婚满两年就可以入户。

　　第二场婚姻的选择余地更小了，对象是五十来岁的上海男人。两年总算过去了，陈莉在家四处找户口本，丈夫却站在一旁，冷冷地说：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你入户的。

　　陈莉果断离了婚。慢慢地，她已经不再想户口的事情，她甚至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后来，她又被介绍给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男人找各种借口不和她结婚，但她还是和他同居了两年。孩子和母亲都慢慢喜欢上她，可他总对她挑三拣四，嫌她挣钱少，当他炒股失败的时候，又把责任归咎到她身上。

　　“如果有本事我还会找你这样的人吗？”陈莉反唇相讥。她总是忍气吞声，还嘴时，她已经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如今，她似乎看开了，对于户口也不再执着，她想摆脱户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决了户口问题就像变成另外的人种似的。生活告诉她：安全感必须自我供给。所有以交换为目的的婚姻都是不会长久的，在矛盾和争吵中，终究会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过去，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本能让她隐藏身份，她讲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话，她察言观色，她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马脚——但她又看不起上海人，虽然她也遇过开明谦和的本地人，但在她的世界里，那是少数。

　　许多时候，她感觉空荡荡的。她拼命挣钱，每天一早出门，深夜才回到家里，必须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下经济基础。上海许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这么形容过去的生活。她甚至羡慕起母亲，他们有工龄、有历史、有群体归属感，他们可以随时放声痛哭，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赔偿青春，可以大声说“我是上海人”。她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母亲李凤娇一边打毛衣，一边静静听着，不住抹眼泪。许多事情她也是这一晚才听女儿第一次说。多年来，她为愧疚感所压抑，毕竟陈莉是大女儿，户口本应归她的。女儿有时问，我是你亲生的么？李凤娇说，我看不是。女儿回答，我也觉得不是。这样的对话让她难受到极点。

　　这位63岁的老太太，讲述起往事，总带着不自知的黑色幽默。

　　1964年，李凤娇还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还记得——下午，她去上学。校长笑眯眯把她招到办公室，说，李凤娇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了。

　　她困惑地说，我没申请啊。但几天后，她就到了新疆。然后被通知，分到农四师牧场。

　　“什么是牧场?”她问。

　　然后，她就到了牧场。一晃35年。

　　回城10年里，她四处打工，为女儿的户口四处上访，还去了北京，可是还没下火车就被赶回来。

　　在一次上访中，她认识了谢虎礼的妻子张维敏。此后，每次遇到什么事，张总是“挺身而出”，她感觉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母亲，快来救救我……

　　1993年，满30年工龄的张维敏从新疆提前退休。几年没见，儿子对她已经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厕所都用草纸，心疼地说，多浪费啊，为什么不用报纸呢？女儿感到不可以思议，好像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不过，张维敏很快重新适应了这座繁华的都市，她烫发染发，衣服闪闪发亮，成天打麻将。随着谢虎礼攒足了钱，她还住进了新房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直到谢虎礼得知，“369”们将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轨。他对张维敏开玩笑说：我是上海人了，你还是新疆人。

　　尽管“369”们仍对自己被算少工龄而愤愤不平，但在张维敏看来，这却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资是一百来块钱，10年间缓慢地往上涨，医疗补助则是工资的3%。而当谢虎礼退休后，他们的门诊报销可以达到90%，住院报销额度的上限是28万。她问丈夫：“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是逃回来的，我们这一拨却老老实实干到了退休。”

　　那一年，张维敏去参加知青聚会，她在一张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联名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此后，她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上访。当一名官员要求推选代表时，她站了出来。李凤娇还记得张维敏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为祖国建设贡献一生，我们牺牲青春，毫无怨言。现在老了，落叶归根，希望国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她觉得她说出自己的心声，如同大多数人，她被推选为代表。

　　尽管张维敏身患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风湿症……但她从来都是个精力充沛的争先进的人。在青年时代，她屡屡在摘棉花劳动中夺得第一名。她总是天没亮就打着灯往地里出发，一直劳作到晚上才回家。谢虎礼总是教育她，干多干少每天都是一块二，何必那么积极，他甚至偷偷把闹钟调晚几个小时。

　　从2003年开始，张维敏就在奔波中——争取医保，争取和“369群体”享受同等待遇。每周三，他们就到政府门口表达诉求。张维敏总是站在人群中央，拿着扩音器喊……

　　吴祥志第一次见到张维敏时，她正在代表身后的老人们向政府表达诉求，他觉得她说出了他多年来的心声和委屈。往后，为了他的户口，张维敏奔走相告，五六十人站了出来，到街道讨要说法。他终于获得口头承诺，问题将得到解决。

　　8年来，张维敏每天忙到深夜。在儿子的记忆中，家里电话响个不停，一听到需要帮助的，张维敏就一瘸一拐地跑出门去。“家里的事她从来不这么积极。”女儿说。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谈判，知青们的待遇终于有了改善，门诊可以报销了，从40%到75%再到85%。

　　世博会前夕，张维敏写了公开信，让知青们息访。她写道：“我们不能做破坏国家形象的罪人！我们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配合政府营造一种清平世界的和谐气氛！任何时候我们个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国家的事大！”

　　两头都是弃儿。

　　上海虹口公园。老远就听见欢快的音乐声，老人踏着节奏翩翩起舞，他们身着新疆维吾尔族服装，扭动脖子，轻摆手腕，忘情地转圈，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这是新疆刚运过来的！”张团长伸开手，给记者递来葡萄干。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团的创办者鼻子下还夹着两撮往上翘的假胡须，笑起来一跳一跳的。每逢周六，张团长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体在这里跳新疆舞。

　　2000年，从新疆退休回来的张团长，感到满大街都是异样的眼光。他一个人跑到公园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证明，新疆回来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张团长这么认为。

　　郞先生站在一边教授围观者舞步。他已经跳了将近十年，至今没法习惯上海的精致和优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馆子。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忘却回到上海的失落感。

　　为什么要回来呢？“落叶归根。”他指指大树，毫不怀疑自己朴素的情感。可他又总是怀念过去的时光，这时光自动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谊，是豪迈的生活。

　　在这个公园的一角，另外的知青们松松散散地站着。他们拉家常，更多时候，他们彼此不说话，晒着太阳，静静围观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乐。”另一位退休归来的知青则说，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却无处申诉。他想，只有等到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再慢慢诉说了。

　　而这样的诉说，送葬人吴祥志已经听得太多，他把这些故事全装在了心里。这几年，他回过两次新疆，看到从前的地窝子变成了一排排新楼，走过的泥泞小路铺成了柏油大道，当年他们住过的房子如今住进了年轻力壮的新工人。

　　在这个崭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听过的经历过的故事，想起他们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种陌生感，除了档案，这里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迹了。

　　“新疆说欢迎我们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们也不欢迎，我们已经老了。”他说，他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也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两头都是弃儿”——作为异乡人，他对新疆失去了利用价值；作为本土人，他对上海未曾有利用价值。

　　“上海肯定想，我们从未对这里有过贡献，为什么要负担我们的养老。可是当时，是它把我们送去的。”历史的债务，要由谁来承担？为什么要去新疆？为什么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养活自己。可对于未来，他已经没有把握了，那套知青们集体为他争取来的房子，也随着张维敏的被捕变得虚无缥缈。

　　2011年的一个早晨，一群警察走进张维敏的房子，说要找她谈谈。前一晚，她忙到凌晨5点才睡下。丈夫谢虎礼叫醒了她。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边穿衣服边唠叨着：都8年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此后，家人再也没见过她。2011年12月23日，法院二审宣判，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张维敏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