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有的孩子太小，排铅会影响到肾功能，将来有可能影响生育。”一位母亲说，“但是不排的话，会影响到发育和智力。”
沉默的大多数
江胜回到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离玉米收割的时节只有一个月了。麻雀叽叽喳喳地在绿色排铺的地里低徊，让村庄的晨间更显静寂。
往年此刻，农忙时节到来前的悠闲时光，人们喜欢在路边聊天，很是热闹。如今，路上行人寥寥。警车不停地来回巡逻，警察站在村头，打量着路上的行人，若有人聚集在一块说话，他们会上去劝其离开。
听到摩托车的响声，江胜的妹妹从屋里探出头来，“哥回来了。”江胜红着眼睛，下了摩托车。他已好多天没睡过好觉。昨天夜晚，在凤翔县医院旁的马路边上，他和几十个血铅超标的孩子以及孩子的亲人聊了很久。院方不允许他们在医院里跟记者说话。
江胜的4个孩子因血铅超标在凤翔县医院住院。4个孩子中，有两个是他亲生孩子，另有两个是他哥哥的。他的哥哥因为肝病去年离世，嫂子改嫁远方，哥哥的孩子成了他的孩子。7月份，他带着孩子到宝鸡妇幼保健院做了血铅检查。结果出来了，孩子的血铅全在100微克/升以上。
对于儿童来说，血铅含量在100微克/升以上即为超标，250微克/升以上为中度铅中毒，450微克/升以上为重度铅中毒。
村里人说，现在很难在当地做血铅检查了，一些之前没做过检查的人如今跑到兰州检查去了。
几瓶药被江胜从县城带回，用于治疗母亲的肝癌。与其说是治疗，不如说是缓解，他知道这没有太大作用。他的母亲沉默地躺在炕上。
江胜并没有多少把握将哥哥、母亲的肝病与铅中毒联系起来。
与生活在马道口村的许多成年人一样，他们没有去给自己做血铅检查。“孩子得治好，我们大人就是糊里糊涂地活，死球就死球了，农村人的命不值钱。”江胜说。
这些年来，同样生活在马道口村的老人钟良全一直深感不安。从东岭集团2003年计划在马道口村和相邻的孙家南头村建冶炼厂时，他就坚决反对。并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注意有关的新闻。
在钟良全保留的一叠资料里，有一张2004年2月25日的《华商报》，上面记载有一位西安市长安区居民因长安冶炼厂铅中毒而患肝病去世的事情。
看到这则报道时，东岭集团的工厂正在他所在的村子忙碌地建设。钟良全感叹地说：“当时我就对一些人说，不出5年，我们这里可能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今看起来，钟良全仿佛旷野先知。而在当时，许多村民虽心存担忧，但也觉得钟良全有些杞人忧天。一些年轻的村民把跟他反驳当成一种乐趣。
6年前
钟良全72岁了，他在马道口村出生、长大并老去。他在村里并没有什么职务，只是大家觉得他德高望重，又有些文化底子，什么事情都乐意请他出出主意。2003年的某天，村里召集大家开了一次会，说是陕西最大的民营企业东岭集团要投资几十个亿在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的地头上建厂，这能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
钟良全当时就不同意，也几乎没有其他村民同意。大家觉得这么好的地，建什么厂啊。
在马道口村村民眼里，这里可是风水宝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里都没人饿着。”千河从这里流过，土地肥沃，旱涝保收。
2003年，为了说服村民搬迁，一本小册子发到了村里。册子是凤翔县东岭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印制的。里面有一段话描述了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所在的长青镇：“长青川道地处千河阶地一、二级阶地……境内群众依千河而居，傍河而耕……地质条件较不稳定，大部分群众住处地势低凹，洪涝灾害时有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长远看，不是人居最佳环境。”
看到这段文字，村里的老人都笑了。“我在这里生活了70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这里发洪水。”钟良全说。
长青镇处于凤翔县的边缘，没通铁路之前，像是一个死角，没有什么人会经过这里。
在钟良全眼里，长青镇几十年里称得上变化的是：20世纪60年代，王家崖水库在这里建了起来；十几年前，宝中铁路经过这里；最近的变化就是东岭集团在这里建厂了。
东岭厂项目要上马的时候，政府的领导给村民做工作时说，能拿到这个好项目多么的不容易，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在会上，领导还说，东岭集团看中这里，就是看到这里土地好、水质好、交通方便。此时就有村民在下面嘀咕，不是说这里不适宜人类生存吗，为什么一下子又说好了呢？
开了好多次会，村民们仍然不同意在这里建厂。对于村民的态度，政府决定采取一些措施。
一份印于2003年7月7日的《东岭项目专题会议纪要》里写道：“拆迁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是宣传动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手是采取果断措施，强制拆迁。……拆迁工作要抓紧运作，两个月时间确保完成。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商量，不存在研究，不能有任何的含糊，要下定决心，决战60天，一举拿下拆迁任务。”
对于这不能商量的任务，政府发文要求村民自行铲除青苗。铲除青苗的期限是2003年8月31日下午6时。在这个时间之后未铲青的，“政府将强行统一铲青，铲青费每亩玉米在原标准基础上减少100元，经济作物减少25%”。
仍然没有什么村民为之所动。
2003年9月1日的早上，钟良全很早就起床了。“那天下着雨。”然后，他就看到壮观的场面——上万名穿着雨衣戴着帽子拿着镰刀的人冲进了村庄，二话不说就开始割地里未成熟的玉米。
村民们当然不乐意，就开始和割玉米的人群厮打了起来。雨中是一片混战，“有的人在哭，有的人在喊，有的人扭成一团在地里滚着”。
有在县城工作的人告诉钟良全，这些来铲青的上万人除了县里各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以每天20元工钱从其他地方雇来的人。政府当时对这上万人说的是，铲青是为了防洪。
村民人少，寡不敌众，警察也来了。村民一看没办法，就集体坐到了宝中铁路上，火车被迫停下来，这一停就是47分钟。这惊动了铁道部和陕西省各部门，强行铲青的行动才得以停止。然后，政府人员提着装有现金的大袋子挨家挨户去做工作，补偿的标准开始上升，同意的当场给钱，积极的可以多给一些钱。陆陆续续开始有些人签字同意了。钟良全还是不同意。
上千亩的青苗很快就被铲除，然后是同样“高效率”的房屋拆迁。
房子拆完之后，冬天就来了，而新的房子没有这么快建起来，许多人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没有热炕。帐篷外下着雪，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工厂很快就建起来了。钟良全当时的家距离工厂的围墙不到20米，他决定做钉子户，死活不搬，还有另一户村民家距离工厂大概只有七八米，也没搬。
工厂运行之后不久，钟良全从家中水井打上来的水开始漂着一层油，发臭，根本没办法喝。钟良全只好每天拉着车子到5公里地以外的地方去拉泉水回家。这样的劳碌日子持续了一个月，钟良全觉得自己吃不消了。而且，工厂散发出的臭味实在难闻，他决定搬迁。
此时，“钉子户”钟良全已经享受不到当年的优待政策，他比之前搬迁的人少拿了几千元钱。钟良全住到离工厂几百米的新居时，已经是2006年，距离工厂开始建设的2003年已经3年过去了。
每亩被征用的地，梁忠孝获得的补偿是45万元，由于家里人比较多，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一万多元钱。问题是大部分的耕地没了，每个人平均只剩下两分地，祖祖辈辈靠着土地不愁饿肚子的生活就此结束。
“不去打工就没办法过日子了。”钟良全的大儿子钟利民已经40多岁，为了生计，进了东岭公司，成了一名工人，在熔炼车间工作。
“之前还进不了呢，东岭公司牛逼得很，把工人的年龄限制在18岁到22岁之间，而且从西安的学校直接要人。”那些学过化学的年轻人到这之后，发现污染严重，而且工资不高，很快就走了。
“东岭公司后来把年龄的上限一下提高到了45岁。”钟利民是这样才进的工厂。
钟利民是临时工，每个月的工资是900多元钱。从2008年到2009年，工作了一年，钟利民就经常感到肚子疼，而且整天感到很困乏，没有力气。
2009年，在他与一些工人的要求下，东岭公司把他们送到宝鸡石油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血铅含量超标。工厂给工人们发了一张表，统一给工人们药吃，而且让工人们在表上写下吃药的时间。钟良全偷偷地复印下了这张表，“将来好作为证据”。
只吃了3天的药，工厂就不再给工人发药吃了，写有吃药记录的表也被收回。然后，钟利民被辞退，没有获得任何补偿。
钟良全在电视上看到河南工人张海超因尘肺病开胸验肺的事情，认为自己的儿子也是职业病，工厂应该赔偿。但是，不仅没有赔偿，连工作都没了。
在2004年和2005年，钟良全就已经写过上访的书信，寄到许多相关部门，“没有一个回应的”。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