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鼓峰一役前后，关东军领导层的不满情绪一直很大，不是对尾高独断专行不满，而是认为参谋本部不值得信任。
如果以根正苗红来衡量，关东军可比“朝鲜军”要牛多了。它直属天皇管辖，所辖师团都是日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严，战斗力相对也最强的部队，因此号称“皇军之花”。
关东军的最大假想敌便是苏军。关东军对苏军的印象，还是“干岔子岛事件”中，不花多少力气便击沉苏军炮艇的记忆。张鼓峰战役结束后，尽管军部一再对外声称日军没有吃败仗，但在内部，大家都知道“朝鲜军”和第19师团最后打得很惨。
关东军火大就火大在这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参谋本部、“朝鲜军”司令部肯放手让尾高一搏，飞机坦克一齐参战，这场小小的边界战争绝不至于陷入被动。
关东军的判断，就此便被飞机坦克的缺席给纠缠住了，没几个人在乎苏军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大家只是对苏军作战素质和技能的薄弱津津乐道。即便停战，还有人提出，应该由比“朝鲜军”更为精锐的关东军出面，把苏军赶到张鼓峰以外去。
张鼓峰毕竟是“朝鲜军”料理的范围，关东军再激昂再愤慨也插不上手，他们只能把力气用在自己那一摊子上。
关东军其实也有一个“张鼓峰”，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诺门罕。传说康熙年间，曾有一个叫诺门罕的喇嘛在此传经布道，诺门罕由此得名。它是一座半草原半沙漠的空旷荒原，淡水极为缺乏，唯一的淡水资源为哈拉哈河及其支流。
到了雍正时期，内外蒙就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划分界线，史称“雍正界线”。河西是沙丘绵延的不毛之地，河东沿岸地带均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外蒙士兵经常渡河到东岸放牧。
日本人以精细著称，“满洲国”成立后，内蒙事务实际由关东军所操纵。关东军在一张过去俄军的远东军事地图上发现了漏洞，在这张地图上，绘图人员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想当然地将“国境线”定在了河流中线。
关东军立即指示“满洲国”修改地图，把边防巡逻线移到了哈拉哈河。随后蒙古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与“满洲国”及其背后的关东军争执不休。
眉毛出卖了眼睛
当时蒙古在苏俄的暗中扶持下，宣布独立已有十年之久，但因为与大多数国家都未建交，外界对其政治内幕一直处于猜谜的状态，即便是关东军，也不知道蒙古与苏联的真实关系如何。有人甚至提出，能不能采用离间计，拉拢蒙古亲日反苏。
要刺探这样封闭型国家的情报，实在是太难。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牌，同时进行拉拢的尝试，关东军便授意“满洲国”与蒙古在满洲里进行边界谈判，史称满洲里会议。
会议召开前，关东军特意安排往满洲里运送了大量日用商品，不是要繁荣当地市场，而是要给与会的蒙方代表看一看，“日满提携”是何等的其乐融融，以便为“日蒙提携”制造机会。
关东军费尽心思，玩尽花样，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会议召开那一天，蒙方代表不用买商品，瞧瞧伪满代表，就明白“日满提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与蒙方代表身着统一民族服饰不同，伪满代表简直是个服装的大杂烩：有人穿长袍马褂，有人穿军装皮靴，还有人干脆身着和服木屐，完全是日本人的装扮。
伪满代表在谈判时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全是哼哼哈哈，言不由衷。遇到重大问题，实在避不开，他们还得向自己的“日本随员”请示，而这几个参加谈判的“日本随员”，也俨然主宰着伪满代表团的一切。
眼睛出卖了心灵，眉毛又出卖了眼睛，关东军自己就把“日满提携”的美好形象给生生毁了。蒙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丝毫不肯相让，担任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布更是极其强硬，让关东军大为头疼，就这样，满洲里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年多，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倒是引起了苏联和外蒙的共同警觉。
就在谈判谈到一半时，苏联和蒙古签订了互助协议，在法理上确认了同盟关系，苏联明确宣称：“根据协议，任何一个国家进攻蒙古，将意味着对苏宣战。”
要说关东军在满洲里会议上一无所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至少弄清了苏联与蒙古的关系，用不着再疑神疑鬼，或做其他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自此，蒙古被日本视为苏联的傀儡国，所有矛头都指向苏联。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五相为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正式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所谓“国策”。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断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备战进程，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不仅大部分侵华兵力被牵制于关内，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还先后被抽入关内参战。
再怎么抽，关东军始终把包括七个常设师团在内的精锐部队留在建制内，以作为戒备乃至于未来进攻苏联的有生力量。
日本希望中国尽快投降，可惜事与愿违，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极其顽强，中日之战成了一场持久战。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参谋本部只好继续从关东军身上抽血，原驻海拉尔的一个骑兵集团被调到了华北。
骑兵集团在被调走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诺门罕一带的边境纠纷，并曾多次与蒙古军发生冲突。它一调走便形成了力量真空，参谋本部拆东墙补西墙，用刚组建的第23师团填补了这一空缺。
第23师团是特设师团，属甲种编制，部队里有很多退役老兵，这些老兵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输，又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基本能够撑起整个师团的战斗力。
第23师团的兵员大部分来自北九州的熊本，这个地方的人又以凶悍好斗著称，在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第6师团便“产”自此处。虽然第23师团不及第6师团，但在日本陆军中也算是佼佼者，不然不可能归于关东军帐下。
第23师团长是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他精通俄语，在驻苏联大使馆做过副武官，后又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在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是为数不多的苏联专家之一。
一支“凶兵”配上一个“苏联通”，往蒙古边境一扎，那就是虎视的意味。苏联也毫不示弱，第23师团前脚刚进海拉尔，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57特别军后脚便跟入蒙古，其敌对目标就是第23师团。
一辈子都是参谋
“北攻苏联”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之一，虽然因抗战爆发而被迫暂时搁置，但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都对此念念不忘，相关作战方案也一直在秘密研讨和制定中。
对苏作战的主设计师是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指导课长。就在张鼓峰之役结束不久，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等人，便根据石原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预计到1943年，日本便可以发展出对苏一击的能力。至于怎么击，稻田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甲案是从苏联沿海边疆开始攻击，乙案是沿“满”蒙边境进行包抄。
关东军反复研究了两个方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先是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两处边境绘图，继而又让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组织人员调研。
在昭和时代的日军幕僚群里，辻政信的知名度非常高，远非稻田可及，跟他的名气处于同一档次的，陆军中有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中有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
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无一不是职位很高的将军，石原莞尔虽是做幕僚出的名，但他后来也晋升到了关东军参谋长，唯有辻政信，一辈子都是参谋。
有人说，如果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会大大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昭和时代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个著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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